题图：北岛像

2009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这个消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是遥远而飘忽的，也就听个热闹，但对某些人来说，则是巨大打击--因为他们确信近年来乃至未来数年内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是北岛。

一、北岛：审父意识与叛逆精神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祖籍浙江湖州。

赵振开之所以成为北岛，与他的出身经历、生活环境有关。他的父亲赵济民在旧中国是一个职员，临解放时因同情革命还坐过国民党的班房。解放后赵济民被“留用”，长期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共合作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工作，所以和中共又有些关系。因此，赵振开的这个“干部”出身有些“模糊”。1957年后，赵振开他们家搬到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三不老胡同1号。这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大院内总共两个楼，左邻右舍不是民主人士就是统战对象--旧政府的官员、“国大代表”之类。

赵振开在童年、少年时期就表现出敏感、内倾、善于观察生活等诗人气质。“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和一凡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前往位于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机关，那是我们父辈的工作单位。暑假期间，我们常步行到那儿打乒乓球，顺便嘛，采摘一棵野梨树上的小酸梨。”“沿地安门大街左拐进方砖厂胡同，再沿辛安里抵达目的地。‘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一句反动口号。”

把父亲推上审判台，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文化选择。由于中国特色，这种文化选择直到“五四”时才发生。“五四”文化先驱们在外来文化的启发和观照下，终于发现父权和整个专制制度的血脉联系，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由此开始对父权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这种文化批判相适应，“五四”作家以小说作为思考的武器，围绕着父子冲突的沉重话题，竭尽心力地审视父权文化，探索理想的父子模式，踏上了审父的艰难旅程。而审父作为一种母题在此后的文学言说中几乎成了作家们的普遍情结，尽管在后来的延安文学至革命文学中，父亲形象得到政治理性的重塑而重现权威色彩。

精神分析学认为，父亲不仅代表了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而且还意味着他在社会文化中所拥有的一切特权，这些特权对儿子们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压抑和痛苦。也就是说，父亲代表着传统，是权威与力量的象征，这种权威与力量对子辈造成了深深的压抑。因此，作为儿子的参照，父亲就变成了一个富有文化隐喻色彩的痛苦。“五四”文本中父子冲突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审父意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最初觉醒。

新文化先驱以启蒙理性为工具审视父权时，发现现代个性解放与专制文化格格不入。在专制文化的压制下，人的主体性丧失，生命活力被无情地窒息和扭曲。鲁迅就一再指出旧文化对中国人的驯化教育问题，认为这是人的本性的“萎缩”与“奴化”。因此，“五四”作家力图反叛、颠覆传统父权文化中“克己”、“抑己”的人学观，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的致命弊害是家长专制，它表面上重视人伦亲情，内里却冷酷和虚伪。基于这种文化批判的需要，“五四”作家是把父亲作为父权思想的代表来塑造的，重在突出专制父亲和向往自由的儿女之间的冲突，揭示父亲身上的冷酷和专横。胡适的《终生大事》中塑造了一位专横的父亲形象。田先生不顾女儿的幸福以“不能违背祖宗定下的祠规”为由，断然拒绝自己女儿与陈家的婚姻。田汉《获虎之夜》中的父亲魏福生粗暴地阻扰自己的女儿莲姑与情人相爱，结果造成人间悲剧。鲁迅《伤逝》中的父亲有着“烈日一般的严威”，为了反对女儿的婚姻自主，竟残忍地把女儿逼上绝路。总之，“五四”作家们着力揭示了叛逆的儿子们和“父亲”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试图通过对父权的批判来揭露和颠覆封建正统文化。可见，在审父的外衣下却隐含着不同的时代内涵。

弗洛伊德曾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但是需要另外指出的是父子斗争的性质必然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内容上的差异，有时这种差异是同质的，有时这种差异是异质的。

北岛在《城门开》中写道：“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还有一件事，是1999年北岛父亲母亲去美国与他团聚时无意中说起的。当年“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与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记忆整理，写成报告。据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像谢冰心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把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让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么真心实话吗？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北岛回想到二十世七十年代初自己刚开始写诗时还曾拜访过冰心老人，老人对北岛的习作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对个别词句提出修改建议，甚至对北岛的一首习作《因为我们还年轻》还写了一首和诗《我们还年轻》。想到这里，他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

其实，他父亲监视、汇报别人，别人也在窥测他父亲。他父亲单位的一位居心叵测的党支书就借与小孩子打乒乓球的机会向他了解他父亲的言行，调查所谓的无声手枪问题。居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这让幼小的赵振开感到恐怖。

二、北岛与遇罗克1965新学年开始，北岛如愿以偿地考入北京的名校--北京四中高中。小学毕业考初中时就憋着劲儿上四中了，可惜大意失荆州，没考上，让他在北京十三中初中部蹉跎了三年。如今总算“猪八戒掉进泔水桶--得其所哉”。

入校以后他却感到压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他那小心眼儿里反复说，这不正常，这不正常。

北京四中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学校，有很长的历史。它建于清朝，在解放之前名声就很好，解放后更是著名的重点中学，校名是郭沫若题的。“文革”前学校中拥有的特级教师的比例很高，高校升学率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加上离中南海又比较近，许多高干子弟就被送了进来。周恩来的养子，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三个儿子--薄熙永、薄熙成、薄熙来，彭真的两个儿子，还有在“文革”中出了不少风头的贺龙儿子贺鹏飞，都是四中的学生。北京四中不是纯粹的贵族学校，但是有很多高级干部走后门把子弟送进来，形成了高干子弟比较多的局面。四中内外一个流传甚广的“佳话”，就是邓颖超从中南海步行到四中来开家长会。

这种特色使得北京四中在“文革”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些权贵子弟，构成了“文革”中第一批老红卫兵的骨干。“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穿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不是只有北岛才有这种感受。遇罗克、牟志京等众多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中国人，都非常现实地感受到这种鸿沟的存在。

遇罗克，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能考大学。1966年7月，他写作《出身论》，驳斥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北京《中学文革报》的主编是牟志京。牟志京是北岛在北京四中的同学，比北岛高一年级，后来成为朋友。但这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根据。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王秋琳的到来，缘于苏双碧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这是“文革”后第一篇要求为吴晗平反的文章。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下午4时，苏双碧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二十四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

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五十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三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犯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二十四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二十七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这期间，有关部门转来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还历史以真实！”带着这种信念，北岛写出两首诗，献给因说了些真话而被杀害的遇罗克。其中一首名为《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诗人以遇罗克的口吻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然而，这位只想争取做人权利的青年人却死在“四人帮”的枪口下。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向专制淫威屈服，敢于挺身战斗的英雄。在十年动乱的白色恐怖中，相当多的人在刽子手跟前跪倒了，但遇罗克没有。“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这几句诗形象地勾勒出烈士倔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诗的结尾十分巧妙，既富于哲理意味，又极具色彩对比的震撼力。漆黑的夜幕、狰狞的弹孔、殷红的鲜血、黎明的曙光……通过不多的几个意象，传达出诗人丰富而紧密的联想：罪恶的子弹夺去烈士的生命，但他的鲜血不会白流，他必将战胜黑暗，带来黎明的灿烂霞光……

另一首题为《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一只只疲倦的手中升起低沉的乌云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呵，我的土地你为什么不再歌唱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也像崩断的琴弦不再发出鸣响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也永远背对着你只留下星星和浮云我寻找着你在一次次梦中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我寻找海岸的潮汐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明天的枝头上成熟的果实会留下我的颜色必须承认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即使鸽子落到肩上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它们梳理一番羽毛又匆匆飞去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一生中我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垂放在每一个不朽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面对遇罗克，诗人在真诚地忏悔。“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承认了自己的怯懦；是英雄的感召，使诗人作为替补者站到了一个空缺的战斗位置，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挑战刽子手固然是一种英雄主义，战胜自我承认怯懦难道不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北岛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新型的英雄观。既为了大众，又忠于自己，既富于牺牲的勇气，又渴望平凡地活着，这便是“没有英雄的时代”的英雄。

三、北岛与《今天》1978年年底，北岛同诗人芒克筹办了民间诗歌刊物《今天》，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1979年3月，《回答》才在《诗刊》上公开发表。从此，北岛正式登上了中国的诗坛，也为中国现代诗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北岛并不是1978年才写诗，也不是1976年“四五”运动时才写诗，应当是1972年前后，起因是郭路生和“白洋淀诗派”。

“1970年春天，我从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和两个同班同学一起去颐和园后湖划船，那时北京人都快走光了，颐和园非常安静。一个同学站在船头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