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老舍像

老舍的一生有太多的谜--出生之谜、出道之谜、情爱之谜、创作之谜、个性之谜、自杀之谜……最后还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谜。

一、旗人与基督徒的老舍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今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因他出生第二天是立春节气，所以取名庆春。他家是满族正红旗人。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除了“老舍”这个他最常用的笔名，他还另有絜青、絜予、鸿来等笔名。

老舍的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他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下层女性。襁褓之中，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当时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虽然是八旗子弟，可是他出生时，家庭已经败落。老舍自幼随母亲长大，深受母亲的影响，老舍作品中许多妇女的形象都有他母亲的影子。这种出身，使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里巷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这种阅历对他日后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舍的幼年、童年和青年都是在贫穷中度过的。老舍九岁的时候，得舒家世交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上学。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半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退学，同年夏天考上免费供给膳宿、制服、书籍的北京师范学校。但入学还是要交十元保证金的。结果，母亲忙了半个月，靠嫂子把自己结婚时的陪嫁--木箱子卖了，这才凑上了这笔钱。

北京师范学校原在西城丰盛胡同，1915年迁至端王府夹道（现在的育幼胡同）。老舍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五年，1918年6月，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以品学兼优成绩毕业。7月18日，经老师推举，老舍被京师学务局委派任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即今方家胡同小学）校长，这时他十九岁。赴任前，他和母亲一夜没合眼，他对母亲说：此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回答他的是一串泪水。

就任后，老舍力主改革，对学生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用新思想启发、教育学生。他吃住在校，参加各种活动，浇花种草，深得学生家长称赞。

1920年9月，老舍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除了处理公务外，还要进行调查，把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提出解决方法。但是学务局一片暮气，人们都不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他冷嘲热讽。他们关心的是做交易、捞油水、抢肥缺，维持现状。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就取材于这时候的经历见闻。

劝学员的工作清闲而收入颇丰。老舍常去看戏、打牌、逛公园、喝酒，用他的话说，“只是不嫖。”那样，“当深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地放到荒唐鬼之群里面去”。

这是许多年轻人渡不过去的“关”--人生中有一段“危险时刻”，是用来历练心志、情性的，过不去的人就会栽下来。母亲很为他担心，觉得治疗儿子弊病的办法就是给他说个媳妇，便开始了张罗。母亲找到一个佐领家的不识字的小姐，长得好看，办妥后才告诉儿子。老舍苦不堪言，头一次和母亲大吵一顿。当时，老舍正与刘寿锦大叔的女儿产生了甜美的恋情，又怕母亲伤心，为退婚陷于苦恼。在姐姐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老舍本人则大病一场，脱光了头发，害得半年不敢脱帽。

养病期间，他终于有所悔悟，决心戒除不良嗜好，觉得像现在这样，清闲而报酬优厚，只能毁了自己，该找些正经事做，便义务担任了刘寿锦贫儿学校的教员，学会了打拳、练剑。更重要的是，1922年初，老舍领洗入教，做了一名基督徒。

对老舍这一重大人生选择产生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的中国牧师宝广林，他是老舍读英文夜校的老师。另一个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

龌龊而乌烟瘴气的官场，容不下老舍不亢不卑、不吹不拍的“穷酸味”。老舍也受不了上司那无理的“呵斥”，终于愤然辞职，去了天津南开中学做国文教员。原先他一月赚一百五十多元，现在只能领到五十元，收入少了三分之二。可是他很快活，接触的是可爱的学生，在学校活动，做的事多，也有规律。

南开中学思想活跃，自由气息甚浓，老舍在这里恢复了自信。在天津南开中学“双十”纪念会的公开讲演中，他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应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老舍在天津学校执教，被推定为该校中学部青年会组织的带有“修身”性质的基督教团体“辰更团”的“主领”，以及基督教外围群众团体“查经班”的“主讲”，“讲演内容多为《新约》《旧约》，也涉及其他”。1923年返回北京后，他还一直担任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总干事”。

青年老舍选择基督教绝非偶然。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们在“睁眼看世界”时，对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之源的基督教产生极大热情。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精神的新生才能拯救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祖国。而以基督教作为文化启蒙工具，可以“发起民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起到改造民族灵魂，启智中国民心，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故而知识精英们一致认同并大力提倡基督教文化。1922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刊《生命》第三期特刊出专辑《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引用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的文章，为基督教鼓动宣传壮大声势。正是这种时代氛围，使基督教在中国特别是在时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获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年间，教堂遍布京师城乡各区县，《圣经》也进入寻常家庭、学校，各阶层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精神需求，纷纷受洗入教。1921年前后，老舍亲密无间的少年朋友旗人舒又谦、赵希孟、白涤洲等，都加入了基督教，有的还成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这使得已经获得“新的心灵”、“新的眼睛”而又素重友情的老舍，不能不受到强烈冲击和影响。

老舍自幼家境贫寒，受到母亲“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有求必应”的“生命的教育”，又得到“不以富傲人”，乐善好施的宗教慈善家宗月大师的惠泽。这些都是老舍加入基督教的必然因素。而当时军阀政府的黑暗腐败，世俗对旗人的冷漠歧视，以及母亲暗中给定的亲，又使老舍精神极度苦闷。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基督教教义中所宣扬的博爱、平等的民主思想，教会兴办的教学、医疗、育幼、救济等慈善事业，自然对老舍产生磁石般巨大吸引力。老舍后来在小说中所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入教动机，都与自身的务实要求和对社会的失望有关。例如对《老张的哲学》中的进步学生李应，作品写道“他本是个诚实的人，经环境的压迫，他有些不能自信，又不信社会上的一切，所以引起对于宗教的热心”。后来他到基督教救世军，“听了些宗教的讲论”，感到“很有理”，又看到“教堂整齐严肃”，“作的都是慈善事”，终于决定入教。他说：“我以为我们空挣些钱，而不替社会作些好事，岂不白活。”“只要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我就愿意入，管他洋教不洋教。”老舍以后在其他作品中还多次写到这种相似的入教模式。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正是老舍自身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不自觉投影。于此可见，老舍加入基督教实乃必然。

但老舍非常务实。他只相信与自己的血肉“长在一起”的事物，相信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他说：“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他从来没有离开他所生活的空间，从来没有像许地山那样耽于教义的思索，更没有那种浓烈的宗教情怀。他最感兴趣的，依然还是胡同里每日变化着的人与事，他的脚，并没有踏着圣歌前行。这可能是老舍与许地山最大的不同。

应当指出的是，老舍虽然十几年后抛弃了宗教救国、宗教改革社会的幻想，远离了教会活动，但是正如其夫人胡絜青所言：“老舍只是崇尚基督的与人为善和救世精神，并不拘于形迹。”他从基督教中所汲取的文化元素和精神营养，诸如牺牲精神、平等思想、“灵”的追求，以及《圣经》中的典故、章句等，都化为充盈的生命血肉，渗透到其终生崇奉的“行善”、“分享”、“给人温暖”的伟大品格与心灵中，亦俯拾即是地灵活运用到其不朽文学作品中。

二、在异国步入文坛1924年夏，经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老舍被聘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由上海坐轮船赴英国。

老舍初到英国时，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那时他已二十七岁，连一名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张的哲学》使他蜚声中国文坛，之后他又连续推出《赵子曰》《二马》。到1929年秋回国时，老舍已是三部畅销长篇小说的作者。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

英国使老舍成为作家。然而，英国留给老舍的，却是深深的寂寞。贫寒的家境，名义上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而实质上廉价“打工仔”的身份，决定了这种寂寞。正是这种寂寞，促使老舍以写作自娱，玩起看家绝活--幽默，从而催生出作家的老舍，也锁定了老舍看英国的眼光。后来在《英国人》一文中，老舍对英国人的臭毛病，诸如排外、傲慢、偏见、保守作了犀利的调侃和抨击。明眼人从中却可以读出苦涩和辛酸，老舍看英国的眼光中显然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这种压抑之情在老舍旅英时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二马》中得到总释放。从艺术上看，这是一部失败之作，正如老舍自我评价的那样：“《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显然，这次失败与老舍与英国社会的隔膜有极大关系。

追究起来，老舍与英国的隔膜，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众所周知，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死于洋鬼子之手：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舒永寿作为满洲八旗“正红旗”的一名下级旗兵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牺牲，当时老舍尚在襁褓中。洋鬼子的罪恶通过母亲的反复讲述嵌进老舍的童年记忆，老舍后来说：“在我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杀父之仇对老舍一生影响至深，潜在地制约着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

本来老舍是为了学英文而选读狄更斯的小说的。谁知阅读使他很快就感悟到小说的写法，据他说：“我刚读了NicholasNickleby和PickwichPa-pers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事实上，从《老张的哲学》看，小说的市民社会取材，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包括幽默与讽刺的风格等，与《匹克威克外传》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启示有关。当然，狄更斯式的这样“杂乱无章”写法，很适合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北京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图景，也适合老舍下层社会生活的阅历丰富的创作背景，应该说是狄更斯使老舍找到了一种文学方式和文学风格--摄影式的写实手法，表现生活的厚实性、善于讲述故事的能力和沉在生活里的创作风格等。其次，艺术风格的影响，如老舍初期小说受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从人道主义精神，到善恶对立人物形象，再到以喜剧手法写悲剧的风格，都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可以将狄更斯对老舍的影响归之于几个方面：第一，题材上选中表现小市民生活，但不善于写女性；其二，人物形象大多一成不变，而且善恶分明；最后，主题上偏重于道德批判，表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

从整体上说，狄更斯对老舍的主要影响应是小说叙事结构的影响。只是这种结构是一种不易显见的流浪汉小说和传奇小说的结构。结构影响表面上看是一种技术影响，实质上也是一种创作心理的影响。因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紊乱的，而每一位小说家在表现生活时总想表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逻辑的要求，不如说是作家理解生活的一种情感逻辑的智力心理的反映。

如果说狄更斯启示了老舍应该“讲故事”，那么康拉德则启示了老舍怎样讲好故事。康拉德这位波兰裔的英国作家，给了老舍的小说创作思想和实践以深远影响。

在创作思想上，老舍从康拉德那里懂得了作家应写自己具有那样生活经验的生活，应该“把内容放到个最适合的形式里去”。老舍最喜欢康拉德的海洋小说，并从中悟到康拉德小说的魅力来自于他丰富的海上和热带丛林的生活经验，其故事都是由记忆中的经验写成。在创作态度上，他感受到了康拉德的严肃与热烈和字斟句酌；在表现方法上，认识到了景物描写在小说中对人物表现的特殊作用。在《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中，我们能看到伦敦情境、南洋风光，以及景物描写对人物性格和小说主题的表现意义和审美感染力。在小说结构叙事上，《二马》的倒叙结构，也是从康拉德处学的“招数”。此外，给老舍创作影响的是赫胥黎。据施蛰存先生回忆，老舍写信告诉他，《猫城记》受到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影响。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猫城记》的“猫国”社会模式、“猫人”的心态，小说的寓言形式、幻想因素，小说对人类与民族前途的忧虑主题等等，都与《美丽新世界》有明显的对应之处。

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老张的哲学》，写于1925年，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半年，由1926年7月到当年的12月止，开始时署名舒庆春，从第二期起改用“老舍”笔名。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第二年，1926年，老舍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赵子曰》，是《老张的哲学》的姊妹篇，连载于1927年3月号至8月号的《小说月报》，前后九个月。

第四年，1928年，老舍写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叫《二马》，在《小说月报》连载了八个月，即1929年5月至当年年底。

老舍是1929年6月离开英国的，在欧洲旅行了三个多月，主要在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于1929年秋坐船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学教书半年，于1930年2月启程回国，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家，把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写完，于5月返回故乡北平。

这样，老舍离家五年半，自1924年秋至1930年夏，带回来四部长篇小说。

当年的中国文坛，长篇小说非常少。以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为例，虽然它的篇幅很大，是一本厚厚的杂志，但一年也就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到1929年，也才增加到一年发表两部，除《二马》外，另一部是巴金先生的《灭亡》。因此，老舍先生刚一步入文坛，就名声显赫。

老舍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语言。

老舍是北京人，出身旗人。这个出身，让他在语言上占了天时地利。中国的方言多达千种，当人们决定推行“国语”时，即选一种方言作母语，全国的人都学着讲这种话，再用这种话作文字的表述体，推行“语体文”，取代文言文，这种被选出来的方言就成了全国人的“国语”了。经过激烈的竞争，北京话被推选为国语的母语，候选的提名还有南京话、苏州话、广州话、武汉话。恰在此时，讲北京话的老舍走上了文坛，他的小说仿佛成了全国人都正在学习的国语的范文。老舍先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风。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先阅读，奔走相告，老舍作品成了知识分子读者的新爱。

这三部小说的问世大体上已经构成了老舍独特的文学风格，而这种风格从此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他的一生。这种风格是如此明显，以至一眼就能把他的作品和其他的同时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区别开来。这种文风里有北京人的机智、诙谐、包容；有满族人的多才多艺、礼貌、时代烙下的悲凉；有穷苦下层人的悲悯和冷眼；也有英国人特有的幽默。

除了语言的特点之外，三部小说的主题也十分抓人，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图强图变，救国救民，一片赤诚，虽然很幽默，很逗笑，但却都是含笑的泪。正如茅盾先生在阅读《赵子曰》之后所说：“在老舍先生的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

《二马》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作者在书中除了描写两名到英国的中国人之外，大量描写了英国人，大量描写了伦敦，都用真实的地名，大量描写了伦敦的四季自然气候。书中有名有姓的英国人一共九位。书中提到的伦敦真实的地名一共三十九处。《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在“编者的话”中曾对《二马》有这样的评语：“到过伦敦的人，见他所写的伦敦，以及伦敦的人，都将为之叫绝，他写的是那么真切！”用真实的地名作自己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的地理背景是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二马》是一个辉煌的例证。

《二马》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对中英两个民族的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二马》中老派中国人的代表马则仁先生是老舍创作的“不朽”人物之一，可以和虎妞、祥子、程疯子、老王掌柜这些家喻户晓的老舍笔下的著名典型并列。对书中的英国人，虽然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可爱的人物，但个个都有个性，而且入木三分，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老舍在《二马》里充分运用了一分为二的办法来看待英国人，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非常平实、中肯，也同样让人感动。

年轻主人公小马威走进伦敦植物园的竹园，哈腰看竹根揷着的小牌子：日本的，中国的，东方各处的竹子，都杂着种在一块。接着就是一番议论：“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马威自己说：“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的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英国人厉害，同时，多么可佩服呢！”

回国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并在这里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他的《骆驼祥子》《猫城记》就是在这一期间创作的。

《骆驼祥子》的悲剧意识1936年，老舍辞去教职，如其所愿地成为一名“职业写家”。经过十年的摸索，他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成熟了。这一年，他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连载于1936年9至1937年10月《宇宙风》杂志第25-48期，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1941年出到第六版；1941年11月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1949年2月出到第八版；1950年5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校订后的版本，到1953年出到第六版。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作家较大修改后的新版本，1962年10月再版，1978年8月重印。198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第三卷，重新排印，恢复了经作家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