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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来自农村的十八岁的主人公--祥子到北平拉车谋生。年轻而有力，不吸烟赌钱，苦干了三年，终于买到属于自己的新车的祥子，“虽然有着农民的勤劳诚实质朴的特点，却也带有狭隘封闭自私保守等弱点，相信只要行得正就能立得牢。”他每天放胆地跑车，被社会现实隔膜着，终于连人带车被兵营没收了，自食其力的理想第一次破灭。
逃出军营的祥子回到城后继续打拼：买车！“买车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省吃俭用、早出晚归、舍命拉车的祥子却被无情的社会再次打击--积攒已久的钱被“孙侦探”敲诈；长得“虎头虎脑，像个男人一样”的虎妞也对他设下圈套。如同老马祖孙感叹所言：“一辈子做车夫就是死路一条，穷人活该死，再要强也没用。”
迫不得已娶了虎妞的祥子，明白了虎妞的骗局、经历了刘四爷的自私的“享福”、遭遇了怀孕后的虎妞因好吃懒做而导致难产死亡等一系列打击后，再次卖掉了车，梦想第三次破灭。
在现实面前，对“打心眼儿里喜欢”的小福子，祥子退缩了。当祥子再次遇到曹先生觉得生命又有了希望时，小福子已经去了白房子并吊死于林间。
进城几年来“空受那些辛苦和委屈”的祥子被现实消磨掉了健壮的身体和诚实的人品，开始抽烟，耍坏，成为巡警眼中头等的“刺儿头”。这个原本“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颓废为“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虎妞是一个泼辣而有心计的中年妇女，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很会打理事物，将人和车厂管理的井井有条。颇有心计的她安排好了一场骗局，却没料到早早的被父亲--刘四爷--拆穿，但她还是骗取祥子和她结了婚，但却没料到父亲会狠心抛下她不管，卖了厂子到外地去了。最终由于她的好吃懒做引起难产而死去了。她长相粗陋：“三十七八岁的虎妞”，和父亲刘四一样“也长得虎头虎脑”，和别人对话还时不时“露出两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她言语泼辣--“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虎妞在小说中兼有双重身份：车厂主刘四的女儿，人力车夫祥子的妻子。这使虎妞的性格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她沾染了剥削阶级家庭传给她的好逸恶劳、善玩心计和市侩习气，她缺乏教养，粗俗刁泼；另一方面，她被父亲出于私心而延宕了青春，心中结怨。所以她一方面有着自己追求幸福的愿望，对祥子有真诚的一面；另一方面剥削者的意识已经渗透到她的灵魂之中，她想控制祥子，占有他、支配他。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反映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祥子的悲剧中主要体现在社会批判，包括国民性批判的内涵、文明与人性关系的层面：
一个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含有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老舍试图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城市中的人性的污浊，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伤害深深忧虑。老舍这类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很独特的。
《骆驼祥子》的艺术特点是很明显的。
首先是它的结构方法。老舍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方法，以祥子的希望、挣扎、毁灭为主线，交织成一幅相互关联的军阀统治下的社会图景，连结各种不同阶级、不同地位、不同命运的家庭和人物，反映了社会现实。其次是人物描写。老舍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是很成功的。并且，老舍写人的内心世界，总是通过叙述去写，使人看上去仿佛不是在描写，而是在叙说。这是他写人物心理状态的独特之处。
最后是语言特色。老舍用的是道地的北京话，简洁又朴素，基本克服了早期作品中为引人发笑而出现的贫嘴油舌。
四、老舍与话剧：华丽的转身1949年以前，老舍创作的主要体裁是小说，1949年以后是戏剧。在他完成这个华丽转身的同时，留存大陆的1949年前成名的重要作家，或笔力大减（如巴金、曹禺），或无奈地从创作实践中隐退（如沈从文、施蛰存）。加上去了台湾及流寓海外的另一些人，构成“现代文学史”的一代作家，整体式微，悄然退出文坛。
客观地说，老舍的写戏天分不是很高，在这一行里，他不如曹禺、夏衍、陈白尘……建国后的《龙须沟》，政治上大获成功，人物塑造也有可取处，但结构处理欠紧凑，情节节奏感不强，戏剧张力、线条、质感皆有不足。刘以鬯说过：“老舍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但对戏剧原理的认识不够充分。”林斤澜也说老舍“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试看《方珍珠》《春华秋实》《西望长安》《女店员》等，即知林说不谬。“不能再演”，除内容上的局限外，戏剧技巧偏弱，也是重要原因。
然而，在若干机缘的推动下，却诞生了迄今为止堪称共和国剧作史上最高成就的《茶馆》。
1956年8月里的一天，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配合歌颂当时颁行的宪法的戏）剧本时，曹禺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相对较弱。经过商量，人们希望老舍就这一场戏，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于是，《茶馆》诞生了。焦菊隐是难得一见的杰出导演，他的修改建议有点睛之效，连《茶馆》剧名亦其所赐。
以往那么多“配合”戏，老舍虽然表现出旺盛热情，而内心究竟有多少灵感被唤醒，很该打上问号。那些戏的主题、人物、情节，都比附于政策，非从作者生活实感油然而生。《茶馆》题材截然不同。它是所谓“老北京”生存情形与历史的最自然状态。这于老舍，才是一触即发的东西。这回老舍算把生活“老底子”连同看家本领一古脑儿掏了出来。解放后别的创作，都不曾给他这机会。他放手写人，摹形传神，推敲语言，文质俱佳，一直因写“配合”戏而搁置闲弃的才力得到充分展示。
舞台放置在一个茶馆里，而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然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年的变迁。《茶馆》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中国，这三个时代都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大清王朝、军阀统治、国民党政府，都处在它们行将崩溃的前夕。社会的混乱、动荡、黑暗，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地步。《茶馆》三幕戏，每一幕写一个时代，作家在他所规定的有限场景以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真实而又生动地勾划了三个旧时代的复杂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旧中国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第一幕写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时间在1898年的秋天，正是著名的戊戌政变失败之后，维新人物谭嗣同被问斩不久。裕泰茶馆高朋满座，生意兴隆，正处在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大清王朝，却已到了它的末日。农民康六，一家大小一天连一顿粥也吃不上，为了应付东家的逼债，他只好进城将十五岁的女儿康顺子卖掉。康六最后对女儿说：“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十五岁的姑娘才卖了十两银子，不光康六为此揪心，连读者和观众简直也要愤愤呼叫了！而且，人贩子刘麻子还有一段话呢：“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康六没有反驳刘麻子，可见刘麻子说的是真实情况。把康顺子买走作妻的是谁呢？竟是宫里的太监庞总管。庞太监“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老婆。他买康顺子看似荒唐，却反映出他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要以此显示自己的威风。因为庞太监是太后和皇上身边的人物，他的这些作为，自然就带有宫廷荒淫无耻生活的烙印。
我们还看到，“吃着官饷”的打手二德子可以在茶馆里随意打人、摔东西；有势力的人家，为了一只鸽子，可以把官方善扑营的当差与库兵都约来打群架；正直、爱国的常四爷因为说了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进监狱。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表面繁荣、热闹的茶馆，笼罩着一层阴森、冷酷的气氛。透过它，我们看到了清末社会疮痍满目的现实。作家还写到，马五爷因为信洋教，有洋人撑腰，便可以威风凛凛地行事，“连官面上都不敢惹他”。这又使我们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渗透和侵略，正在加剧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作家还写了玩鸟的松二爷以及一大批无名无姓的茶客，他们大都属于靠吃钱粮过活的旗人或有钱人家的子弟，正是他们维持着这家大茶馆的生意。这也是清末社会相的一面，由此亦可见清王朝的腐朽。
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宫廷生活的腐败与荒淫，农民的破产，市民阶级的混乱，流氓地痞的横行，有闲阶级的无聊，正直的爱国者的惨遭镇压等等，这就是《茶馆》第一幕为我们描述的清末社会，它的可怕的血淋淋的面目，令人憎恶，令人愤激。同时也使人感到，它的黑暗已经到了顶点，它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因而，第一幕的最后一句台词“将！你完了！”就愈发显得寓意深刻，痛快淋漓。
第二幕写的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的时代。作家在这一幕戏开始，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裕泰茶馆趋于衰落的景象，而且通过难民进城讨饭、巡警催派大饼、大兵敲诈王利发、报童呼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等细节，鲜明而准确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环境。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依旧在黑暗中。老舍的深刻不在于写出了社会黑暗的继续，而在于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揭示了社会重又坠入黑暗的原因。当王淑芬向跑堂的李三夸奖王利发注重改良时，李三说：“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直接感受到中国上层统治形式的更替，并未使社会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并不曾埋没社会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不过使人们“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而李三连辫子也不剪，他担心皇上还被“改回来”。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清朝的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不是依然稳操旧业，他们的“灰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吗？当常四爷在茶馆里重又见到当年把他抓进监牢的宋恩子、吴祥子时，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宋恩子随口问常四爷：“混的还好吧？”常四爷叙述完自己的一段经历之后，问：“您二位怎么样？”吴祥子说：“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宋恩子答道：“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不改当年的倔强脾气，进一步追逼：“要是洋人给饭吃呢？”吴祥子恬不知耻地回答：“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这些对话，容量很大，可以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宋恩子、吴祥子当初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的小走狗，自然算不上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然而所谓革命风云的变幻，不仅没有触动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的政治地位竟然还会依然如故地牢靠，那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专办革命党”的本领。革命成功了，以前“专办革命党”的人物，现今依然“专办革命党”，这似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然而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改变，宋恩子、吴祥子的政治地位也就不会改变，不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需要鹰犬爪牙。《茶馆》第二幕的艺术描写，既是对军阀混战时期黑暗现实的揭露，也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一个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第三幕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生活面貌。到这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态的中国社会，已经临近灭亡了。我们看到，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了：王利发“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全北京硕果仅存的裕泰茶馆已经破烂不堪，难以维持生意了；能够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名厨师，落得在监狱里蒸窝窝头，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曲艺名角一场演出，只上五个座儿，民间艺人只好慨叹“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作家不只写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而且写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我们看到，当年清廷的要人庞太监的四侄媳妇庞四奶奶，如今竟自称“娘娘”，神威逼人，因为她的儿子有三重身份：三皇道大坛主、国民党大党员、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把兄弟。沈处长则以董事长的身份，支使小刘麻子开办以拐卖妇女为业的所谓“拖拉斯”，为的是“首先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可见沈处长的背后是美国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官僚的相互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也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这就是《茶馆》第三幕所显示的主要思想内容。
《茶馆》的结尾是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撒纸钱的场面。三位老人经历了三个黑暗的时代，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虽然他们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然而他们对旧中国现实社会的腐败都已经彻底看透了。在寂寞、绝望、无所依归的情绪中，他们决定“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用撒纸钱来“祭奠祭奠自己”。这个场面，悲凉、凄惨，催人泪下，同时又寓意深刻。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哀叹自己的悲惨的一生，毋宁说是为旧社会送终。随着三位老人的呼喊，在阴冷、单调、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读者和观众对旧社会的憎恶之情，油然而生。这正是《茶馆》的创作意图，也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
五、遗恨太平湖与诺贝尔文学奖之谜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到神州大地上。此时，文艺界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被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们揪斗。8月23日，红卫兵“小将们”将老舍先生提到孔庙大院里轮番批斗并毒打，其行为之野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第二天早晨，老舍先生清晨起床后就离开了家，家人都以为他去了文联，而文联的人却也没见到他。其实，这天他一个人默默地离开家以后，就走向城西北角的太平湖边，在湖边独自静坐了整整一天。入夜时，他永远地告别了无数未曾与他谋面的忠诚并喜欢他的读者。到了次日清晨，有人在湖边发现了他的遗体漂浮在湖面上。
对于老舍先生的死因，没有定论。一代文学巨匠的人生止于难言的省略号。学者傅光明研究“老舍之死”数年，写了四本书，多年前采访了数位事件亲历者，发现“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叙述都不尽相同，甚至出入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到底什么是置老舍于绝境的一步，没有答案。亲历者有称，老舍当时和红卫兵发生了争执，还有人认为老舍是因为家庭关系冷漠而陷入绝望等。舒乙说，“我和我的家庭已经麻木了，我们不用去申辩什么，选择沉默。”甚至关于8月25日太平湖打捞老舍尸体，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有三个人说是自己打捞了老舍的尸体。傅光明说，“历史在发生时就碎裂了，事后不过是拼凑那些碎片。并不是求得事情的真相，而只是在做一个历史文本叙事。”老舍之死，恐怕永将是谜。
老舍还留给热爱他的读者一个谜--那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谜。
2009年2月4日，《宁波日报》的一篇文章《老舍昨天诞辰110周年，舒乙披露--老舍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介绍了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经过。据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说，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老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在最终的五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舒乙说：“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的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类似“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报道很多。例如2000年8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载文说，老舍先生的儿子、作家、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在文学馆举行的一次讲座会上向听众透露，他的父亲老舍于1968年曾获得诺贝尔奖，只因父亲去世了，才将此奖颁给了另外的人。其后记者为了证实这件事，又专门采访了舒乙。舒乙先生再度肯定了父亲1968年获奖确有此事。他向到访的记者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具体年份不太清楚），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长藤井荣三郎曾专程到中国向老舍先生的家属告知了这一事情。舒乙先生后来几次请藤井荣三郎先生提供一份关于父亲获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材料，大概是因为一些去日本的人士不是专门去完成这一工作，因此一直没有能获取这方面的材料。舒乙先生还告诉记者，他还在一些其他的场合听到不少人提到父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从口头上来说有确证，问题是缺少相关的文献。
对老舍1968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著名老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在访问挪威时，从一些有关人士那儿听说过，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原本打算授予老舍。她还说，当时的中国驻瑞典文化参赞也证实了这一说法。2000年8月24日，她在《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说：“瑞典于1950年就和中国建交，并在我国北京设立了大使馆，我不相信，一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老舍时，才得知他死了，这种说法不可靠。她认为，可能是后人将此事的时间传错了。在文洁若女士看来，这一事可能发生在1966年，即老舍自杀的当年。
王元化在其《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有一段补记：“刚刚读到文洁若的一篇文章，提到1978年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访问萧乾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已决定颁发给老舍，但就在那一年八月，查明老舍已去世，此事遂寝。我可以证明这是确实的，因为马悦然也向我说过同样的情况。”
然而据2013年5月17日《山东都市女报》载，研究老舍先生的学者傅光明撰文《老舍并不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专门讲这一段“公案”。他援引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规则和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评委之一、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讲话说：“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因为诺奖评选规则确定的是，凡与评选相关的信息、档案，都须保密五十年。既然如此，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五十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五十周年、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似乎完全由‘口传’遗留下来并广布流传的‘历史’，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其实，不管老舍是否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级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不会因他未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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