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林语堂像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中，不乏进行双语创作的作家，比如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他在美国文学史、俄罗斯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也有一位进行双语创作且成就辉煌的作家，他曾多次被提名，但是最终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被誉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

一、故乡山水与游子之情林语堂，原名和乐，后改玉堂、语堂，祖籍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五里沙村。他的祖父在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被太平天国军队拉去当挑夫，从此失踪。他的父亲林至诚在五里沙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曾做过小贩，二十四岁时入教会神学院，后来成为牧师，被派去平和县坂仔村传教。他的母亲杨顺命是出身贫寒、老实忠厚的普通农家妇女，一生中共有八个儿女。排行第七（在兄弟中排行第五）的林语堂于1895年10月10日诞生于平和坂仔村。

坂仔村四面环山，这里构成了林语堂人生及文学的起点。林语堂热爱高山，他曾在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中，借主角之口说起这些山对他有着怎样的作用：“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他说自己的“天真、率直、自然”的人品来自于大山，并自称是“山乡的孩子”。几十年之后，在大洋彼岸，林语堂还能回忆起坂仔村山坡灰蓝色的变幻，以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这些源自大自然深处的景观经常令他感到迷惑和惊奇。坂仔村外面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美丽的尘世、美丽的童年、无尽的快乐，林语堂用一颗好奇的心体验着这个博大的、孕育了世间万物的天地，并对它产生了浓浓的依恋之情。

除了坂仔村的山山水水之外，另一个对林语堂影响很大的则是他的父亲。

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一名称职的牧师，也是一名传统的崇奉儒学的乡村精英。1905年左右，林至诚设计的新教堂落成。这是坂仔最大最漂亮的建筑。林至诚专门跑到漳州，买了一副朱熹手迹拓本的对联，兴冲冲地贴在了教堂的门口。一个基督教的圣坛，却贴着中国礼教卫士的手迹，这是典型的林至诚式的思维方式，这是他的“中西合璧”。对他来说，这两者似乎并不矛盾。他不仅是讲坛上的宣教者，而且是村民争执中的排难解纷者。他还常常不断地为人做媒，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令鳏夫寡妇成婚。

林语堂后来也走上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道路。他把林至诚的“中西合璧”带到世界各地，这也许是林至诚本人从未想到过的吧。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林至诚在家庭教育上有着他极为坚持的看法，那就是家人之间不许吵架，脸上要经常带着笑容。这是林家人的标志性微笑，坂仔一带的村民都知道林家人易于相处。虽然林语堂在长大后，特别是进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后，曾打算把这“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去掉，以免在人情复杂的都市中显得“痴形傻气”，但是他依然从心底里觉得，乡间的父亲把这笑容挂在自己脸上也分享给孩子们，其中绝无半分虚情，“我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但是一个迥非寻常的。他最好的德性乃是他极爱他的教友。他之所以爱众人并不是以此为对上帝应尽之责，他只是真心真情的爱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由穷家出身的。”

林至诚在布道之余，还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每天早餐后摇铃上课。林语堂回忆说：“读的是四书、《诗经》，此外是《声律启蒙》及《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总是“咿唔”的读书声。”到了晚上，林至诚就让孩子们读《圣经》，林语堂和兄弟姐妹们轮流读，“转过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祷告。”

林至诚在传教的过程中跟外国的传教士接触比较多，也有一些杂志，可能看了一些杂志，接受到国外杂志一些宣传，所以他就跟孩子说，你们将来都要念书，到世界上念最好的大学，要好好读书，将来要当名人，这是他的梦想。他把这个梦想灌输到全家人，就是每一个人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么一个梦想来努力。今天我们想想，当年在山区里边的一个穷牧师，能有这样的梦想确实很奇特。这些想法甚至常常让他在夜里激动地醒来，“挑亮床头的油灯，口吸旱烟，向我们小孩讲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可是当时他毕竟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牧师，每月只有20元的薪水。虽然这在当时的中国乡间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但是扣掉养育六男二女八个孩子的花费，剩余的就捉襟见肘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国统治轰然倒塌。就在第二年，十七岁的林语堂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大学由基督教会主办，创建于1879年，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有三位毕业生先后担任中国驻英国、美国的大使，在国际上已经有了相当的声誉。这是林至诚心中在中国学习英语的最好的大学。此前，林语堂的二哥已经进入圣约翰大学。为了筹集孩子的入学费用，林至诚不得不卖掉了漳州天宝镇家乡的唯一的房产。

大学里的林语堂学习也十分刻苦，整天抱着英语词典苦学。林语堂觉得课程太容易了，上课是浪费时间，所以经常在课堂上偷偷地看其他的书，而当别人紧张地准备考试的时候，林语堂却去学校旁边的苏州河钓鱼，但是他的成绩总是考第二名，他后来解释说，因为同班有一个笨蛋非常用功，对分数非常重视，他考第一名。

林语堂兴趣广泛，精力充沛，读书之余他喜欢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有一段时间他对棒球也产生了兴趣，很快就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垒手。1914年6月，林语堂在学校崭露头角，大学二年级他担任了校刊《约翰声》的编辑，在当年获得了三项最优等奖，以及最优生银杯一个，因此他的名字在典礼上接连四次响起，四度登台领奖，轰动全校。一人独领四枚奖牌，这在圣约翰校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林语堂成了校园名星。

1916年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两年后与廖翠凤结婚后，即携夫人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

林语堂实现了他父亲的梦想，却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林语堂晚年思乡心切，1966年6月从美国迁到台湾，定居在阳明山。

林语堂说，他踏上台湾的土地，最感到惬意的一点就是能够听到闽南话，如同置身山明水秀的漳州老家。在《我的家乡》里，林语堂用文字寄托了他无限的乡恋和乡愁：我经常思念起自己儿时常去的的河边，听河水流荡的声音，仰望高山，看山顶云彩的变幻……在《四十自叙》中，林语堂曾表达过那份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晚年，他仿照金圣叹的“不亦快哉”，写了《来台以后的快事二十四条》，其中一条如下：“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1972年，林语堂主编的《当代汉英词典》出版。他曾在香港的山峰上遥望咫尺天涯的大陆，深情地怀念家乡的山水、童年的欢乐。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4月1日，安葬于台北阳明山永福里住所后花园里。

二、“一捆矛盾”的林语堂有朋友曾问林语堂：林语堂是谁？林语堂说“我不知道他，上帝才认识。”林语堂就如他自己所说，林语堂是一个太过庞大的存在，就如他自己所说，是“一捆矛盾”；或者说，林语堂有点儿像苏东坡--“一肚子不合时宜”。

对鲁迅和林语堂都很有研究的施建伟教授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的有关章节时，阅读了林语堂所编写的《论语》等刊物。说实话，起初，我是带着林语堂是‘反动文人’、论语派是‘反动文学派别’的思维定势，去查阅论语派的资料的--因为从五十年代起，我们这一代人首先是从鲁迅的作品中知道林语堂的名字。《鲁迅全集》中关于‘打落水狗’或批判‘幽默’的注释，成了我对林氏的第一印象。其实，一般人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根本读不到林语堂的原著原文--为了忠于历史，八十年代我仔细地读完全部《论语》，惊讶地发现，原始的史料与文学史上的结论之间，竟有如此的距离，我甚至怀疑，某些对林语堂和论语派说长论短的人，可能从来也没有读过林语堂的文章。”

由于历史的原因，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了陪衬鲁迅的反面典型。

林语堂1923年学成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24年11月，《语丝》创刊，他是长期撰稿人之一。事实上，林语堂与鲁迅的友谊，就是在这激情飞扬的“语丝时期”结下的。每隔一个周六，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茂密松林之下，林语堂都要兴致勃勃参加《语丝》杂志的聚会。主编杂志的鲁迅这时也同在北大任教，他辛辣的杂文以及《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一系列著名作品早已让他成为许多青年的精神领袖。西装革履、抽着烟斗的林语堂，饶有兴趣地描述比自己年长十四岁的鲁迅：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词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扁，永远穿中国衣裳，看起来像个抽鸦片烟的。没有人会猜想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写出辛辣的讽刺文字，而且能针针见血。而与此同时，林语堂也经常去胡适家，参加“现代评论派”的聚会，林语堂与胡适是1918年就相识的老朋友，1923年林语堂从海外留学归来，就是由胡适引见，到北京大学英文系做教授，而留学期间，他还曾接受过胡适一笔很大的经济帮助。

林语堂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觉得鲁迅这一派是自由的园地，是自己表达自己的知识分子观点的团体；而胡适他们这一派，陈西滢这些人是靠近政府的，胡适自己也是靠近政府的，所以整体上林语堂是站在自由的一方，个性的一方，知识分子的一方，而和政府之间他是保持距离的。就是说，他始终要保持他的独立人格：我喜欢任意而谈，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语丝》风格我喜欢，我就给他写文章，即使你胡适对我有恩，我可以在其他方面报答你，但我不一定给你的刊物写文章，因为我不能因为你有恩于我，我就改变我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我的艺术观点。

林语堂为《语丝》撰稿，毫不留情地抨击北洋政府，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当时的北大被视为“异端之家”，而极为活跃的林语堂，则被称作“异端之家”的一位激烈的教授。林语堂跟鲁迅同在语丝派的时候，他们是并肩跟北洋军阀政府来进行抗争的，而且当时林语堂从年龄上来说要比鲁迅和周作人年纪轻，而实际上他也把周氏兄弟当做自己精神上的导师，当然也是朋友。那时的《语丝》上，凡是鲁迅跟周作人讲什么题目，林语堂在同一期上也会讲这个题目或者在下一期上也会讲。因为现代评论派称语丝派为学匪，林语堂就索性著文《祝土匪》，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文章末尾还高呼一声“不要投降”。有一次林语堂甚至走上街头与学生一起游行，拿竹竿和砖石直接和军警搏斗，大学里练就的投掷垒球技术派上了用场，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纪念是在眉头上留下了一个伤疤。

1926年3月18日下午两点多，身为北京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匆匆赶到铁狮子胡同，他被通知作为校方代表前来认领学生尸体。在那里摆着一溜棺材，打开第一个便是自己十分赏识的女学生刘和珍，另一个女同学杨德群也同时遇害。

这是林语堂担任教务长的第三天，就在早上，林语堂还接到刘和珍代表学生请假上街请愿的电话。林语堂对学生爱国运动十分支持。中午时分，他目送着女生队伍有说有笑的出发，一小时之后就传来学生们上街游行遭到政府镇压的消息。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军警对游行请愿的学生举起了刀枪棍棒，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二人，史称“三一八”惨案。

如果不是亲临现场，从小信奉基督教的林语堂，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三天之后，林语堂才平静下来写了一篇文章：

今日是星期日，稍得闲暇，很想拿起笔来，写我这三天内心里的沉痛，但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三天以来，每日总是昏头昏脑的，表面上奔走办公，少有静默之暇，思索之下，但是暗地里已觉得是经过我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

林语堂这篇文章被登在鲁迅创办的刊物《语丝》第72期的卷首。“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实际上就登在同一期里面。记念“三一八”惨案的文章周作人写了，林语堂也写了，还有其他人也写，题目都差不多，而且从时间上来查阅，鲁迅不一定是第一篇了。

1927年10月4日的上海，此时林语堂来到上海已经一个多月，而鲁迅则是一天前刚刚到达，林语堂特地赶来给鲁迅接风洗尘。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两人都因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而被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不得不离开北京，辗转一年多后，又相继选择上海作为避难之所。

1927年整个中国都处在风雷激荡之中，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从广州发动了一场由南向北以打倒封建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赢得了空前的民众支持，革命军一路凯歌。这一场革命让林语堂振奋不已，他认为国民革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出现。

这年3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要求下，林语堂欣然到武汉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武汉民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林语堂却高兴不起来，几个月的“衙门”工作让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而他信任的国民政府干起大屠杀比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掌权，下令“分共”、“清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屠杀。这时林语堂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政治，但是离开所谓政治岗位的林语堂，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思考。9月，林语堂选择了辞职，在武汉的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唯一一段官场生涯，此后他立下了一个终身宗旨，“决不做政治家”。

这一年林语堂三十二岁，三十而立，他朦朦胧胧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将要和从前不一样了。他跟鲁迅谈到今后的打算，说准备以写作为生，得到鲁迅的赞赏。然而面对霓光闪烁的上海滩，林语堂不能不感到一丝迷茫，当时的鲁迅已经是中国知名的文坛大家，以文为生自然不成问题，而林语堂还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一介书生，要靠笔杆子养家糊口还要费些思量。其实仅仅在半年之前，林语堂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做一名自由作家，那时他的理想多半在于国民革命。而如今……

林语堂这时只想作一个超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他想不到的是，他想离政治远一点，可是办得到吗？终其一生，他始终在政治漩涡中挣扎，惹一身是非。

1932年9月16日，这一天对于林语堂来说意义重大，由他主编的半月刊《论语》开始发行。这是一份颇具特色的刊物，旗帜鲜明地提倡幽默文学，稿件不分派别，不分政治倾向，只要言之有趣都可以用。《论语》发行之后马上大卖，销量很快达到三四万份，史无前例，尤其是在大学生中更是流传甚广。《论语》被形容是好在人前说毫无顾忌的老实话的小孩，而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1933年甚至被时人称为“幽默年”，也就是这一年，林鲁之争公开化。

1930年3月，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盟主便是鲁迅，他依旧执笔著文，鞭挞社会政治，批判传统文化。但是此时已经厌倦所谓革命和政治的林语堂，对左翼联盟这样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团体强烈排斥，毕竟距离他立下终身不参与政治的宗旨才刚刚过去两年半的时间。

他要个性自由随意，他不能被一个由政党控制的这样一种领导的或者推广的以左联的形式来指导怎么样来做文学，他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漠视，不奉迎，不屈从自己，他一直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所以，林语堂有很著名的一句话--我从来没写过一行字是奉承别人的，我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是有目的地奉承别人的。他最后加了一句说，连这个想法都没有。

1930年他有一篇小评论文章说，你现在只要到上海福州路去看看书店里面最近一两年全是翻译苏俄的这些作品，小说历史文化什么都是，就是说，在最近一两年苏俄已经把年轻中国人的心给俘虏了。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虽然这篇文章是当时一个描述性的事实记载，但实际上他自己也有个人的立场，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实。

事实上，林语堂终其一生都没能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说自己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对法西斯和共产党没有好感。他认为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份的人。此时林语堂对于时政的看法完全不同于鲁迅，发表的文章随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至此开始渐行渐远。

二十年代的林语堂和三十年代的林语堂判若两人，这反映了林语堂的人格矛盾。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他的心头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绅士鬼和流氓鬼缠于一身，用来评价林语堂，也是颇为合适的。

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他们曾围绕着“费厄泼赖”、“痛打落水狗”、“性灵小品”、“匕首投枪”、“做人与做文”、“文人相轻”等问题多次展开论战，言辞激烈之甚如见刀光剑影。鲁迅和林语堂二人由知己至仇怨，内中隐情曲折复杂，史料记载多语焉不详，后人也只得凭空猜度。近年，中国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征集到一本林语堂写于1929年1月至1932年2月的日记。当时，林语堂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任英文教授，日常多与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周作人等人往来，这或能向我们再现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后人研究林、鲁二人，皆认为二人友谊以1929年8月8日的“南云楼风波”为转折。林语堂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鲁迅则在日记里说：“二十日……晚霁。小峰来，并送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鲁迅全集》对“语含讥刺”是这样注释的：“林语堂说鲁迅因第三者挑拨而与北新书局涉讼，鲁迅予以驳斥。”郁达夫1929年9月1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则是这样说的：“近事之足资谈助者，是鲁迅与北新算版税，与鲁迅和语堂反目两事，前者是鲁迅应有的要求，后者是出于鲁迅的误解。”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回忆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有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此番风波之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鲁迅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

两位大师的决裂，难道真是由这样一个小小的误会引起的吗？若非事前已存有芥蒂猜忌，怎会公然在众友人前爆发争执？细究林语堂日记，不难发现早在南云楼风波之前，林语堂与鲁迅之间已有分歧，林语堂日记中语及鲁迅，多有不恭之辞。追根究底，矛盾源于二人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看法截然不同。林语堂对国民性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虽然也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有若干缺陷，却对一些国民性特征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赏。他推崇的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林语堂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而这样的做法，却被鲁迅视为怯儒与奸猾。鲁迅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大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对这些，鲁迅一向痛加批判，且语多峻急，极尽讽刺。林语堂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