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鲁迅像

一、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中国，最早与诺贝尔文学奖发生联系的作家似乎是鲁迅。

1927年9月中旬，台静农在北京参加语言学家、教育家魏建功的订婚宴，地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席间，作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刘半农突然把他叫出去，“借一步说话”。刘半农说时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负责人，对丝绸之路有某种特殊兴趣，同时也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斯文赫定从授予鲁迅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会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深远影响的考虑出发，建议提名鲁迅作候选人，并且转请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

对赫定的提议，刘半农先生是完全赞同的，他也知道当时也有人在为梁启超积极活动，而他所心仪的人选除了对中国新文学诞生作出巨大贡献的鲁迅外，当无第二个人。但对赫定委托他来与鲁迅联系，刘半农却犹豫了。

在外人眼中，刘半农是鲁迅《新青年》时代的老友，却不知此时二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想当年，刘半农充满斗争气概地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一封《复王敬轩书》上演一出批判复古主义的双簧戏。但“五四”大潮退去，刘半农日见消沉，最终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为此，鲁迅曾尖锐地批评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鲁迅还曾跟台静农说刘半农的言行“古怪得很，当初做《新青年》时，我是万料不到会这样的。”于是，二人渐行渐远，乃至于到“几乎已无话可说的地步”。虽然鲁迅对刘的憎恶乃朋友之间的憎恶，但深知鲁迅的刘半农怕碰钉子，便想出一条迂回的好办法--让鲁迅所器重同时又是自己学生的中法大学讲师台静农来完成赫定托付的任务，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玉成此事。刘半农说，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等等。

台静农与鲁迅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台静农（1902-1990），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安徽霍丘县叶集人。他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中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所谓“鲁迅的学生”云者，就是指台在北大旁听时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1925年4月，台静农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鲁迅。从此，两人成为终生挚友。鲁迅之于台静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一直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一百八十次以上。在他们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七十四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六十九封，目前经保存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尚有四十三封。综观这些书信，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不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像鲁迅这样为人谨慎的“世故老人”，是断不会如此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由衷信任和深厚情谊。鲁迅一生，以尖刻冷峻而著称于世，故其终身少有朋友。而他所引以为至交的，大多为忠厚、正直、笃实之人，如许寿裳、台静农等人即是。“台君为人极好”，这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台静农受刘半农如此重托很兴奋，他不但慨然允诺，而且没敢耽搁，立即于9月17日给鲁迅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叙述了事情的原委，恳请鲁迅为中国文学事业答应提名事宜。

当日，鲁迅便收到了台静农的信件，立即予以回复，态度十分明确。信件文字不多，原文照登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对于这封确之凿凿的书信，后来许多学者表示怀疑，认为鲁迅的作品多数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翻译成外文的，鲁迅生前不太可能受到推荐。

不过，媒体在2005年找到了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有力证据。当年，《南方周末》的记者夏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时，埃斯普马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此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夏榆还进一步问道：“评委会把这个提名讯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埃斯普马克回答说：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埃斯普马克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十七年之久。他写过一本书，早已经有了中文版，叫做《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但是，他所说的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却与鲁迅书信里提到的不同，大约是埃斯普马克的记忆出错。

有人经常拿鲁迅谢绝提名与法国的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拒绝领取（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萨特的拒绝是在评奖之后，是真正的拒奖；而鲁迅的谢绝是在评奖之前，仅是拒提名。鲁迅可能不了解，提名和获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再者，诺贝尔文学奖一般不会授予第一次被提名者。

话说回来，鲁迅谢绝的理由也值得推敲。

第一，“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说自己不配，别人不好说什么；但说梁启超不配，而且还“自然”，未免太尖刻。

梁启超是上世纪初驰骋于中国文化领域的一员猛将，在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提倡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鼓吹强国兴民的“新民说”，力主文学应该“播文明思想于民众”诸方面引领风气，呼风唤雨，实为功不可没的改革领军人物。当然，一说到文学奖，很多人马上会觉得梁启超虽提倡文学革命，但“述而不作”，没有写什么小说、散文作品，主要是搞学术研究，按中国正统文学的标准衡量，梁启超“自然不配”这种看法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诺奖的有关章程规定，就不会对“有人提名梁启超”不以为然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的定义可以从纯诗一直扩展至人文学科，即除了诗歌还“包括在形式或内容上表现出文学价值的其他著作”。我想，当时没人会说梁启超不是人文学科中的佼佼者，不是在历史、文学、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作出巨大成就的一代宗师。事实上，英国哲学家罗素和著名的首相邱吉尔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他们是以小说或是散文得奖的吗？所以，就算梁启超获得提名也不能说“自然不配”。

至于说鲁迅本人是否“配”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虽然不必称他为“三个家”了，但客观地说，斯文赫定提议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确是考虑到鲁迅的文学成就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发展的贡献的。鲁迅如果获得提名，梁启超可能都不会说“不配”。

什么原因使得鲁迅马上想到配不配的问题呢？

我以为，鲁迅对中国落后的国民性一直持批判态度是必要的，但这种思想如果走了极端就不好了，容易使人妄自菲薄。

第二，“瑞典人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他老人家真是过虑了。整个二十世纪人家楞是没理中国，“谁也不给”，你有脾气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话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这事只有中国人才干得出来。瑞典人就算要照顾，也是照顾本国，照顾欧洲，且轮不到中国，别自作多情了。

鲁迅还担心“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前者纯属多虑。按照诺贝尔本人设奖的初衷，是要“把奖金授予处于于一生中富有创造性阶段的人，以便使他的活动得以继续并受益于奖金”。换句话说，就是用足够的金钱支持那些文学天才衣食无忧，更多更好地从事创作；或是资助那些为生计而苦斗因而抱负受阻的梦幻者，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至于后者，鲁迅先生更是有些不着边际。诺贝尔奖是外国私人设立的，属非官方性质，而不是皇家开的“翰林院”。获奖者不必对它感恩戴德，也无须听它的将令。

鲁迅还以“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作为不想参与角逐、竞选的理由。后人便以此认为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不想给国民党政府贴金。其实不然。这诺贝尔奖又不是颁给国民政府的，未见得接受奖金就是为政府脸上增光。反过来，拒绝提名难道就是给国民政府抹黑？例如1935年，一个在纳粹狱中奄奄待毙的德国记者奥西茨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希特勒可不认为那是帝国的荣耀，相反，他恼羞成怒，下令从那时起，禁止德国人从诺贝尔基金会那儿领取任何一项奖。但诺贝尔基金会并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尊重希特勒的这道命令，四年之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卡罗林斯学院毫不犹豫地将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一位德国科学家多马克。当然，多氏得等到纳粹覆亡才领到这笔奖金。再有就是前苏联，甚至因为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和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接连闹出政治风波。由此可见，极权政府的“头脑”没有像鲁迅想得那样简单。

“诺贝尔的赏金”难道中国真的不配吗？

其实，当时的中国文坛，正处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后近十年，除了鲁迅，梁启超、胡适等人之外，还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可称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之作。鲁迅这里所说的“不配”，是他在与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国当时还没有可拿诺贝尔奖的合格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内。这时如有中国作家获奖，在当时追求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足以使中国人的虚荣心膨胀起来，而鲁迅所警惕的正是中国人这种类似于自卑的虚荣心。从表面上看，这是鲁迅对中国文学界的“绝望”，而实质上是对中国文学的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的“绝望”。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寄托了鲁迅对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一种希望。

二、鲁迅的足迹鲁迅，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这一天，也是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周家欢天喜地地迎接这个家族长孙的诞生，祖父给这个孙子取名“阿张”，学名也是带有浓重中国特色的“豫才”。三十七年之后，因为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笔名不胫而走，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虽然用过一百四十多个笔名发表文章，人们熟知的只有一个名字--鲁迅。

对于故乡绍兴，鲁迅一直怀有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鲁迅对故乡表现出热爱、崇敬甚至终生的眷恋，而另一面则又充满了憎恶、决绝，甚至诅咒，这和他最初感受的凄风苦雨和人情冷暖紧紧联系在一起。

绍兴在后来鲁迅的许多作品里取名S城。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钦点翰林”的横匾，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

鲁迅的人生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一片光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学而优则仕，这是可以预见的人生坦途。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给孙子鲁迅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

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盛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渐渐地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还富足的平静生活。在鲁迅的记忆里，周家新台门后园是一个大自然的乐园，一代代的中国人至今仍然可以从课本里，通过吟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感受到鲁迅童年的欢欣。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根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周家大院隔河相望，是绍兴有名的“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质朴博学，为人方正，因此，“三味书屋”是那个年代绍兴最开明的著名私塾。鲁迅和他的兄弟们都在这里读书。在这里，鲁迅度过了最初的读书生涯，只不过自由浏览的乐趣往往被粗暴的家长专制所干扰。

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丰厚，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首先是祖父周介孚，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发，只好投案自首，被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这一年，鲁迅十三岁。

从祖父入狱时起，为了逃避株连，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亲鲁瑞转移到了乡下皇甫庄，过一种其实是流亡者的生活。

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作为长子，鲁迅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为了病重的父亲，正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鲁迅无法专注于“子曰诗云”，请医生，寻药引，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

从鲁迅后来的回忆文字来看，他对在当铺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铭心的。而寻找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等等稀奇的药引子，也使他感到受尽了中医的愚弄。后来他在《父亲的病》一文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

1896年秋天，在鲁迅的呼喊声中，父亲离开了人世。这一年，鲁迅十五岁。

父亲病与死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的家庭。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从一个大家族的少爷，沦为寄人篱下的乞食者，鲁迅其实过早地进入社会了。时隔多年，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少年的内心悲愤的悸动，他感叹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少年鲁迅经历的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严重地损害了他的精神健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深刻的伤痕，贯穿几年的避难生活和寻医问药经历，给了他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敏锐双眼。

多年之后，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便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之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1898年5月，鲁迅怀揣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登上了离乡的小船，“到南京去上不花钱的学校”。走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有励志报国的学名--周树人。在一般绍兴人看来，和科举取士相比，走进新式学堂，这是坠入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没出息的离乡背井的路。

然而在南京，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并没有让鲁迅找到新的气象。他终于愤而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

鲁迅求学南京的三、四年间，国家陷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继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的血雨腥风，1899年前后，义和团运动终于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灾难。国家政局的动荡，无时无刻不冲击着当年鲁迅的求学生涯，这期间鲁迅刻过三枚印章，分别是：文章误我，戎马书生，戛剑生。由此可以看出，青年鲁迅那种感喟时难、恨不得上阵杀敌的书生意气和热血奔涌。

1902年鲁迅又面临一次人生的转折，这一年元月，他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给的毕业证书。这时候恰逢江南选派留日学生，作为官费生，鲁迅由学校选派到日本留学。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学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

一个偶然的刺激改变了他的选择。1905年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本土的东北展开了一场决战，中国政府竟然宣布中立。战争期间，鲁迅和他的同学始终关心着国内的战况。一次课间，鲁迅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中国人被处死的场景深深地震动了他。

鲁迅认识到，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决定改治文艺，以拯救国民的灵魂。

1909年8月，鲁迅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求学生涯。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国谋事。

从日本回国后的头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格外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三十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大量闲暇时间被鲁迅用来整理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他的夫人朱安的。

第二年二月，已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四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五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三、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端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