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上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况以及越南战争的扩大，使“反攻复国”计划一直受挫的蒋介石，重新敲起军事“反攻大陆”的锣鼓。他认为“今日复兴之机运，业已再握……反攻行动的发轫，已不容再事拘限”。于是，除了政治攻势外，他在军事上也蠢蠢欲动。

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利用接受西班牙记者采访的机会宣称，如果中共参与越南战争，“我将发动军事反攻”，并说这是“合符逻辑而自然之事，且此项计划及希望吾人已准备了十多年”。

同年12月25日，他在“宪政研讨会”上，再度为“反攻大陆”鼓气。他抨击大陆“是个无法无天，黑暗恐怖的地狱世界……已经濒临最后崩溃的边缘”。他说：“审度当前情势，面对大陆反共反毛斗争的继续开展，我反攻行动实有随时发动的可能。”“毛贼匪帮鼓动‘红卫兵造反’的狂言妄行，必将一语成谶，而促起我们反攻革命战争与大陆反共抗暴运动的结成整体，汇为洪流。”

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九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他准备利用中共目前的动乱局面而予中共一次致命的打击。

他还指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把握大陆动乱局势，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发挥总体战的力量，以策进反攻复国行动”的问题。

这不只是蒋介石一人的心事，台湾当局上上下下拧成了一股绳。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台湾岛内掀起了一股“敦促政府反攻大陆”的潮流。特别是一批“立法委员”纷纷呼吁“利用越南反共战事扩大及毛纵容红卫兵在大陆上横行作乱的当前时机，进行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利用此时机反攻大陆，不应再受中美条约的限制”；“目前匪帮是挫于外、讧于内，兵法乘势，此其时矣，何不即刻兴师，跨海西征，诛除巨憝，完成戡乱”，并坚称“决不可坐失良机”。

同时，“副总统”严家淦表示“反共复国时机与我甚为有利，政府正在各方考虑”，但一定要在“能发生效力，及国际与敌人之情况等各方面都有深切之了解后，才能行动”。

蒋经国自称“当前国军的战力与士气，必能肩负得起反攻大陆的重任。更有绝对制胜的把握”。

“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则宣称，国民党军队攻下福建后所需的军粮及福建两千万人口的民粮，台湾均已做了准备。

台湾沉浸在一片“反攻大陆”的喧嚣声中。1967年2月9日，台湾《中华日报》以《历史性的春天来了》为题，发表一篇社论，鼓吹这一年是“反攻大陆”决定性的一年。

同年3月7日，严家淦在“立法院”表示：“总统及政府全体同仁，都有同样的信念，认为反攻复国的机运日益接近，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关于把握反攻复国机运问题，虽不能持之过急，但决不放过机会。”

同时，蒋经国也声称“反攻大陆”的准备业已完成。他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说：“任何在大陆上反共力量向政府申请支援时，国军可在六小时内到达支援，以歼匪军。”他又宣称：“我们已与大陆上部分的反共反毛力量相结合，大陆上反共反毛运动，唯有与国军的反攻行动相结合才能成功，而我反攻大陆亦必须与大陆上反共起义行动相配合。所以今后的反攻形势一定将发生里应外合的反共大革命。”

5月14日，严家淦在美国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台湾“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中共作战”。

翌年5月5日，蒋介石在阳明山中山楼招待国民党高级官员，为其反攻大陆的政策打气。他说：“今天国家所处的地位与其所蓄积的力量，和我们十八年前的形势与力量相互比较，我们在形势上已完全扭转了过来，而其力量不啻倍蓰千万。”

同年10月，蒋介石在接见比利时、卢森堡两国记者时，又大造“反攻大陆”的舆论，称台湾的军事反攻在亚洲及世界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吹起了国际大牛皮：“台湾位居远东防共阵线最前哨，中华民国的强大国军及驻守金马外岛的野战部队，宛如直刺中共心脏的长矛，予以极大威胁，大量匪军被牵制于大陆东南沿海，使之无力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越战得免迅速扩大，其他邻近国家获得安全，故中华民国事实上更负有维护远东安定局势的使命。拨乱反治之道，不能仅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支离割裂的被动式行动，吾人应采之基本对策，须为首先彻底消灭盘踞中国大陆上之祸源。”

除了一系列反攻宣传外，台湾当局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加紧了备战工作，并不时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

在1966年至1968年的三年之中，蒋介石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军事“反攻大陆”。1967年初，驻守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万人。外电评论说，“这些部队，如果说用以防卫的话，似乎用不着这样多人”。美国政府曾逼迫蒋介石从金、马撤出一部分军队，但遭到拒绝。同时，台湾也有两个师约三万余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击。

国民党军队还在台湾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其中每年10月举行的代号为“南昌”“南京”“光华”的三军联合演习，规模都在10万人以上，出动了各种飞机、各类舰艇、大编队战车群、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以模拟陆战、攻坚作战、海战、空战为主要内容。而且每次演习，蒋介石都亲临观摩，为国民党军队打气，并希望“反攻复国的每一战斗，皆能像今天一样如示诸掌，也像今天一样动如霄震的胜利成功”。

另外，还以防原子弹为主要目的，举行了“泰岳二号”“泰岳三号”联合防空演习。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频繁进行小股武装试探。

一是派遣大批武装特务，如“反共救国军”等渗入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1966年10月15日，“海上突击队”在福建闽江口附近海面，袭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巡防艇。1967年5月29日，一股武装特务在山东沿海登陆，被人民解放军击溃。同年11月19日晚，广东省惠阳县平潭墟空军机场遭到“反共救国军”的袭击，据称一些飞机被毁。

二是派遣大批特工人员潜回闽、粤、桂、滇地区，利用渗入群众组织的办法，以图组织“反毛救国军”，并借机煽动群众破坏交通等。

三是国民党空军借机寻衅。1965年8月6日和11月14日两次海战中，国民党海军军舰“剑门”“章江”与“永昌”号被击沉，其军事挑衅一度收敛。1967年1月13日，国民党空军同人民解放军空军再度在金门附近发生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F-104型飞机一架，人民解放军空军被击落两架米格-19型飞机。这是自1960年以来，台湾空军第一次占了便宜，于是乎大吹特吹，肆意渲染。蒋介石也于2月3日召见空战人员，大加训勉，要他们“为反攻复国战争开创更光荣的纪录”。

可是，这种“纪录”再也开创不出来了，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严密戒备与严厉打击，蒋介石乘乱反攻的企图又一次失败。1969年后，这场来势较猛的“反攻大陆”再度偃旗息鼓。

这对台湾来说倒是好事。蒋介石到台湾最初的十多年，没日没夜地制订反攻大陆计划，什么“海龙计划”“海狮计划”“海礁计划”，名目有十多种。一会想在福州登陆，一会想在广州登陆，一会想在雷州半岛登陆。蒋介石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甚至反共宣传都想到了写好了，很通俗很简单：“国民党人回来了，你们赶快投诚吧！”但是蒋介石发现这个希望越来越小了，美国人不支持他，苏联人支持但他又不敢，大陆虽然搞“文化大革命”挺乱，但军队还是挺硬。后来他觉得反攻大陆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把精力放在了建设台湾上。大陆在搞武斗的时候，蒋介石在台湾提了八个字的口号，叫“科学第一、教育优先”。蒋介石日记里本来都是打仗、剿共，现在日记里开始出现“开发区”“发展电子工业”。并且，在台湾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制。这为蒋经国开了个好头。后来蒋经国执政时，“反攻大陆”的调子干脆懒得唱了，注意力转到台湾发展的各项重大经济建设上来。他当“行政院长”时就带领一批技术官僚，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了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为台湾的经济和民主发展奠定了基石。他当了“总统”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进入了“亚洲四小龙”的光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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