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大国对骂了二十年，互相敌视，互不来往，终于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长期互相关闭的中美关系大门，终于打开了！这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这四双巨手的合力下，缓缓打开的。

1969年3月2日上午，苏联军队在中苏东段边界向驻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开枪开炮，一辆装甲车进入江汊，威胁我岛上巡逻分队侧后，发生了激烈的边界冲突。我岸上炮兵配合步兵予以还击，击毁苏军装甲车、指挥车、汽车各一辆。这场边境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两国边防部队由此进入实战状态。

周恩来得到情报，苏联曾派密使路易斯以塔斯社记者身份多次去台湾，种种迹象表明，珍宝岛事件是在苏联与台湾当局秘密勾结背景下发生的。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珍宝岛事件是在苏联与台湾当局秘密勾结背景下发生的，我们不妨把事态预计得严重些。

毛泽东豪气贯天地说，好嘛，我们欢迎他们一起来，这叫“里应外合”，还加上美国、日本等国，再来个“五胡闹中华”。我们的方针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也许还要东征一下子。不过我们的蒋委员长毕竟还是中国人，得先敲敲他的脑袋，要他清醒些。

这时候的中苏关系彻底决裂，双方剑拔弩张。

珍宝岛中苏军事冲突后，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五十五个步兵师、十二个战役火箭师、十个坦克师、四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一百万。

苏联的动武，美国的总统换届选举，国际形势毕竟出现了重大新动向，需要重量级的人物去研究研究，找出中国置身其中的对策来。

1967年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泽东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意见。

四位老帅不太理解，经毛泽东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呢？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也用不着找他们。研究就要提出看法，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九大”报告在上，那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提出新鲜见解，会不会被认为是同“九大”唱反调呢？那可获罪不起。

这是件棘手的任务。不管怎样，他们既然是元帅，就要服从统帅毛泽东的命令，叫研究就好好研究，把它当作一项战斗任务对待。1969年6月7日，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正式开始研究。研究了一个多月，他们拿出了第一份有分量的成果，将四人签署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周恩来。

在这份内容丰富的报告里，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振聋发聩地指出“五胡闹中华”那样的反华大战不至轻易发生，他们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美国即将当总统的尼克松的确不想参与“五胡闹中华”，而是憋着劲想敲开中国的大门。

以反共著名的尼克松萌生打开中国大门的念头，可以追溯到八年前。早在1961年，尼克松就表示过要弄到去中国访问的签证，表示他有意要敲中国的大门。1967年10月，毛泽东读到了尼克松发表在当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四期上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尼克松在文章中表露出对美国多年孤立中国并未奏效的失望，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在竞选总统时，尼克松大胆地反复强调：“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能让七亿有可能成为最能干的人在孤愤的状态中生活。”“我们承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这些信息在“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被毛泽东捕捉到。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他叫周恩来也读读《外交季刊》这篇文章，周恩来读过后，指示外交部门开始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和研究。

1968年11月，尼克松在竞选中战胜约翰逊，成为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他就任总统后有两桩心事萦绕心头：一是搞点什么惊人之举使自己不同凡响，足以名垂青史；二是设法连任下届总统。对外关系上，他首先考虑的是主动与中国修好，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

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利用这一全球瞩目的时机，又一次就改善中美关系发出信号。他说：“让一切国家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因为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深入基层搞社会调查去了，毛泽东让她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她正在给毛泽东读尼克松的就职演说。毛泽东听完尼克松的这一段话说，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毛泽东正在看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周恩来走进来，毛泽东合上书本说，美国当选总统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值得一读。

周恩来说，主席对尼克松有兴趣，去年冬天曾看过他的竞选材料，还欣赏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评价尼克松的文章。

毛泽东说，他那篇文章，让我更了解了尼克松。昨天，我又仔细看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人民日报》应该发表他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就通知他们发表。

中美关系至此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考虑的重大问题。这也是国内外形势使然。苏联不断威胁中国边境，谁有力量来钳制呢？欧洲各国不可能，日本也不可能。除了苏联的老对手美国外，中国找不到其他强有力的国家来平衡中苏之间的关系。蒋介石更加疯狂的“反攻大陆”的叫嚣，也再次需要美国来扬汤止沸。

继中苏珍宝岛事件之后，1969年5月，中苏又在新疆发生军事冲突，苏联说是中国挑起的，中国说是苏联挑衅的。在“二战”时期入伍，参加过美军对德作战的基辛格，是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现在已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重要成员，他在审视地图后发现，冲突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是几百英里。基辛格判断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他的判断与美国官方的判断——“中国好战”论相悖。尼克松相信了基辛格，在中苏冲突中有了自己的一杆秤。

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的念头更强烈了，行动上则小心谨慎地跳起了小步舞。

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在中共九大会上的讲话，给尼克松当头泼了盆冷水。林彪的讲话措辞强硬，火药味很浓，显出一副好战的架势。

在华盛顿白宫总统办公室，基辛格拿着一份英文稿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在今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会上，提到出席中国共产党“九大”的代表听取了国防部长林彪的一个重要讲话。讲话内容异乎寻常，充满了火药味，充满了中国人多年来惯用的臭骂美国的术语。

尼克松嘟哝说，那可不是我所期待的。研究一下，林彪讲话是表面文章，还是中共的真实意图。

周恩来通过秘密渠道辗转告诉美国，要他们注意中国国防部长强调中国不会首先进攻别国。另外，美国同苏联一样，对中国造成了军事威胁。但美国并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这两点让尼克松受到启发，坚定了建立某种形式的三角关系的信心。第二天，尼克松立即召来基辛格，说，我得到一份分析材料，看来，林彪的讲话并不像字面价值那样糟糕。

嗯，我看看。基辛格接过看了起来。

1969年7月，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摆在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急电说，7月16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漂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按常规，这好处理。作为美帝国主义向我国的挑衅靶子，在报纸电台揭露一番，掀起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小高潮，就行了。但敏锐的周恩来没有按常规处理。他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听出了细微的变奏。

周恩来吩咐秘书，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我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两个美国人的住所、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与货物禁运，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周恩来从秘密渠道获知友好人士的建议：立即释放那两个驾驶快艇不慎闯入中国领海的人，以此作为对解除货物禁运令的友好反应。这样做效果一定很好。

7月23日，周恩来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这两名误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报告说，经调查，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因其所乘游艇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

基辛格对尼克松说，在我们环球旅行回国前三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了那两名驾驶快艇的美国人。

尼克松说，这是对我宣布解除货物禁运令的回应，空气有些松动。

基辛格欢欣鼓舞地说，该举手敲门了！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

苏军在新疆挑起事端后并不善罢甘休，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经过密谋，提出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他们企图以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城市进行核打击，以求一劳永逸征服中国。但是，他们有两条拿不准：一是中国遭到核打击后能进行多大规模的核报复；二是美国会不会乘机插手，打一场世界核大战？勃列日涅夫要摸一摸美国的底牌，便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把这一想法透露给美国。

尼克松获悉了这一惊人情报后，同他的高级官员磋商，认为北京将是美国抗衡苏联的重要战略伙伴，决不能让北京遭受苏联的伤害。“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尼克松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给北京报警。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1969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天字号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苏联被美国出卖了，勃列日涅夫气得暴跳如雷。

北京获悉美国发出的警报，毛泽东一眼看穿美国虽是别有用心，但并无恶意。他果断地作出“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的决策。

1969年9月16日，英国伦敦《星期日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发动入侵捷克式的干预行动，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实施空中袭击……”。

这个路易斯不同寻常，他有直通苏联高层的本事，多次秘密出使台湾，提前报道了赫鲁晓夫下台，提前报道了苏联入侵捷克。他的消息绝不是空穴来风。

毛泽东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即向中央发出警告：“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各地。”在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在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

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存在一个要不要举行国庆集会的头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也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远在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几乎与毛泽东同时阅读了路易斯的文章。中苏两国战争升级的报告，使美国总统尼克松惊恐不安。他感觉到一旦核战争爆发，规模和程度就难以控制。苏联的核打击如果不能奏效，而让中国数目有限的核武器扔出去，科学家所预测的“核冬天”就可能变为现实。届时美国也是受害国。他连夜把基辛格召到总统府进行密谋，作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决定：马上通过热线电话告诉苏联，明确表明美国反对动用核武器的强硬态度，如果苏联对中国发射核导弹，即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将采取报复措施。

继而，尼克松果断地采取了制止这场可能爆发的核大战的三部曲：第一步是通过驻波兰的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向中国领导人再次报警；第二步加快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第三步是用苏联已被美国破译的密码，发出美国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设施、重工业基地实行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美国政府的虚张声势，让苏联政府感到紧张了。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

由于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和充分的战争准备，加上美国强大的压力，苏联不得不放弃对中国核打击的计划，回到谈判桌上来，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

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中苏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20世纪中国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

核战争是避免了，常规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毛泽东给中央领导人具体决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日以前。说完，他便离开了北京，前往武汉。陈毅去了石家庄，叶剑英去了长沙，徐向前去了开封，聂荣臻去了邯郸。

四位老帅在被疏散之前，对新近发生的这些重大新事件又进行了十次研究，于9月17日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毅定稿，报送周总理。

报告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他们提出了四条研究结论：

第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第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第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第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

在这个语言风格上带有“文革”色彩的报告定稿后，陈毅提出了他对缓和中美关系的设想。他对“协助”研究的熊向晖说，这个报告，主要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他的“不合常规”的想法有三条：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毅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想法，向周总理口头汇报。在“文革”这种极“左”气氛下，陈毅敢于提出这样“不合常规”的设想，是需要胆略和灼见的。

由上可见，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虽然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却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毕竟姜是老的辣，还是老帅们厉害！

尼克松上任不久，就出访了法国，向戴高乐请教对华政策问题。

戴高乐劝尼克松说，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尼克松深有同感地说，在和苏联人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多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无论困难多么大，都要同中国进行对话。再过十年，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时，我们就将没有别的选择了。

访问法国后，尼克松加快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入主白宫第二十一天，就给他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他把时年不到四十岁的基辛格召到办公室，当面将备忘录郑重其事地交给他说，亨利，这是我上任第二十一天，写给上任第一天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备忘录。

尼克松的这番话，很有分量地强调了这份备忘录的特殊重要性。

基辛格郑重接过，念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基辛格点头赞同说，我会根据总统的这个指示，召集国家安全事务联席会议，全面研究对华政策。

基辛格上任之初，最关心的是越南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因为美国陷进越南的泥淖时间太长，陷得太深，付出的代价太大，引起朝野的严重不安。读了总统的这个备忘录，他立即调整“航向”。

基辛格努力跟上总统的步伐，开始进行一次对华政策的审查。他召集了各机构间的联席会议，专门研究对华政策。有关部门被要求研究和回答这样几个问题：1.美国同共产党中国和“中华民国”关系的现状；2.中国共产主义对亚洲的威胁和意图的性质；3.美国和其他有关大国对华政策的相互关系；4.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案及其代价的危险。

法新社记者汉斯·赫费尔从华盛顿发出一则电讯，世界大报在头版突出刊载。电讯内容在当时是触目惊心的：“美国政府想要恢复同北京的接触，如果可能的话，还希望把这种接触扩大为同这个共产党巨人的对话。”

“有极秘密的消息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