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坐落于台北阳明山的中山楼建成使用。这是一座占地4510坪的三层重叠楼阁式古典建筑。是日，蒋介石夫妇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主持孙中山诞辰纪念与中山楼启用典礼，“副总统”严家淦、“五院院长”、高级官员及各界代表一千五百余人参加了大会。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

在这篇文章中，蒋介石针对大陆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称“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三民主义思想“不惟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汇归；而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乃益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保卫者也；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唯一之宝库；且又为发扬我中华民族文化使民富且寿之式范也”。他宣称要“以此为复兴我中华文化明德新民之契机”。

他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冲击、砸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在12月25日，他就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指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三民主义思想向大陆更积极、更全面的进军”，是“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即要在人本精神的基础上，致力于伦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一运动“就是要凭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起反共斗争真正坚强和必需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他后来又称这个运动是“向大陆共匪展开思想进军和加强政治反攻的有力武器”。

可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蒋介石“反攻复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很厉害很有针对性的一招。这一运动的核心，是一次维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的思想运动。它是“反毛救国联合阵线”的思想基础。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67年7月28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中山楼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任副会长，钱穆、林语堂、孔德成、张其昀、王世杰、于斌、陈大齐、陈启天、陶希圣、阎振兴、钱思亮、曾宝荪、罗家伦、胡健中、刘季洪、沈刚伯、王世宪、谢东闵等十八人任常委，严家淦、张群、张道藩、谷正纲等七十六人任委员。谷凤翔任秘书长，谢然之、陈裕清、胡一贯任副秘书长。

从此，这个委员会成为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正式机构。蒋介石还借此号召海内外各地区“都能自动自发地组织推行机构”。

蒋介石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全装进孔孟的儒家思想的大筐里，即所谓“中国文化”“三民主义”与“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一个篮子里装了三种菜。为这种大杂烩的合理性，他下工夫论述了一番。他认为“孔孟学说精深博大，以仁爱为中心”，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孔孟学说的仁爱精神为精髓，将伦理、民主、科学归纳为仁、义、智”，“因此，三民主义乃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统思想，而孔孟学说的阐发，实有助于三民主义的实行”。而共产党在大陆“破坏伦理道德，摧残固有文化……乃五千年中华民族空前的浩劫”，因而，“今日倡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继承我五千年悠久光荣历史”。

因此，他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他说：“今日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实质上就是中华民国三民主义思想主流的延绩，亦就是北伐、剿匪、抗战三大革命战役所以达成‘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精神，而克敌制胜的唯一关键。”

他声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更将保证我们国民革命讨毛救国、反攻复国圣战的最后成功。”这个运动已成为“光复大陆”中的主要问题，其“政治性质在目前讨毛战争中，更为重要”。

蒋介石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另一个内容，是“新生活运动”的继续。他主张“从国家建设、科学建设、民生建设、民主建设各方面来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提高我们国民品德修养，人格尊严，信仰自由，修明心、物、群、己的关系，增进人民的生活，民族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的基本条件”。“其目的，即在培养国民的基本智能，造成互助合作，守法守信，均富安和的社会，发扬至真、至善、至美的优良文化传统。”

为什么蒋介石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如此重视，寄予厚望呢？这是因为他看到政治的力量大于军事的力量，民族传统文化强于武力，这又是对手现在的最薄弱环节。尤其是鼓吹了近二十年的“反攻大陆”在军事上已无望，只好寄希望于政治和文化了。他说：“反共斗争在政治战场所招致的失败，已非军事战场赢的胜利所能挽回。”“民族文化实比之国民武力更为重大。”“所以大家在讨毛救国的战线上，其急要之图，就是要撷取伦理哲学的菁华，共图民族道德的复兴，以期其充实民主制度内在的力量，发挥民主政治实际的功能。我们要在政治战场上克服毛共，才能在军事战场上赢得胜利。”因此，他称这个运动“不是属于一时一地的运动，而实为复兴民族，重建中华，一种长期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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