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所谓“无经之传”，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要探讨《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无法回避的问题。历代学者否定《左传》与经文的联系，多以此为主要依据，而相反的论断也时有所见。

晋王接云：“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唐权德舆云：“左氏》有无经之传，杜氏有错传分经，诚多艳富，虑失根本。”宋刘安世云：“公》、《谷》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谷》未尝言之。……若《左氏》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崔适论《左传》之体有四，其中两点与无经之传有关：一曰无经之传。姑即《隐公篇》言之，如三年冬郑伯之车《晋书·王接传》。

权德舆：《明经策问七道》。

见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中。

偾于济‘是也。夫传以释经，无经则非传也，是《国语》也。……三曰释不书于经之传。如元年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夫不释经而释不书于经，则传《书》者不当释黄帝何以无《典》，传《诗》者不当释吴、楚何以无《风》乎？彼传不然，则此非传也。甚至连肯定《左传》解经的学者，有的也对《左传》无经之传持批评态度。如，元陈则通云：

余尝论三传之异同而独于《左氏》惜焉。《公》、《谷》但释经而已，《春秋》所无，《公》、《谷》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谷》不可得而无。《左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其事与辞过《公》、《谷》远矣，独惜《春秋》所有者或无而无者反有，抑扬褒贬之义犹未之见焉。《左传》所谓无经之传，究竟与《春秋》有没有联系？这里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番较为系统和具体的考察。

一、无经之传的界说历代学者对无经之传论述颇多，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去甚远。因而，在正式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无经之传作一界说。

杜预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崔适：《史记探源》卷一”春秋古文“陈则通：《春秋提纲》卷十”论左氏。

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孔颖达曰：先《经》者，若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也。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也。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也。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于文虽异，于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杜预、孔颖达概括《左传》解释《春秋》的体例，自有道理。但其中“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两类，与经文并不直接对应，而且后人所指无经之传，多与此有关，故这两类条目，不宜不加讨论而先行确定其解经之性质。

赵光贤云：《左传》中有很多重要记事，全不见于经，如晋之始强，自曲沃武公代晋，献公吞并各小国，直到文公称霸；楚国自武王侵略汉东诸国，直到城濮之战以前，两大国的发展是春秋时期重要史事，经几乎全付缺如，传则记载非常详细。还有许多著名的故事，如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介之推不言禄、弦高犒秦师等等，不可悉数，都为经所无。像这些故事自当另有出处，《左传》编者把它们编辑成书，显然原意杜预：《春秋序》。

孔颖达：《春秋序正义》。

也不是作为《春秋》的补充读物，而是一部独立的书。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不是非依附《春秋》不可的。“赵先生指出《左传》中有许多重要事件不见于经，这些条目自然应属于无经之传。但像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这一类事，多至”不可悉数，它们当中的大部分属于《春秋》所载事件的重要情节，如果也归入无经之传，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左传》以事解经的方法。

如上所举，杜预、孔颖达对无经之传的范围定得较窄，而赵光贤则定得较宽，虽然各有道理，但理解殊异，不便于讨论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无经之传应该是指在同一年中没有对应经文的那些传文。洪业主编的《春秋经传引得》，编年排列《春秋》及三传正文，将经文与传文一一对应，至于《左传》所载无对应经文的条目，则以一“附”字外加黑圈，标明其为附传。这样的理解较为合适。

二、无经与有经《左传》中的一些无经之传，从内容或形式上可以找出解说《春秋》的痕迹，也有一些可能与经文的残缺有关。

（一）删削史记与复原旧史《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上），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古史考辨》。

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通过笔削旧史，赋予旧史料以新的内涵，是孔子颇为得意的一件事，也是《春秋》精神之所在。既然如此，要探求孔子笔削之意，当然也就离不开相关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左氏“论本事而作传，”并将“褒讳贬损，不可书见”之辞一并编次罗列，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无经之传。

《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的这段话，是对春秋时期各国史书内容的高度概括，它说明齐桓、晋文作为春秋五霸的杰出代表，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以致占据了史书的中心地位。但《春秋》却无法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晋文公在位九年（僖公二十四年至三十二年），《春秋》中有关他的记载共有七条，它们分别是：

1.（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

2.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3.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4.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陈侯如会。

5.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6.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7.三十三年：癸巳，葬晋文公。

这七条记载加起来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余字，根本无法反映晋文霸业。同一时期《春秋》记载鲁公活动有十余次，远较晋文为多，诸侯之事凡有鲁公参加者，都是鲁公排列在前，其他人排列在后。《春秋》这几年中记载鲁国之事，更多出晋国数倍。这些都明显体现出以鲁为主的特点。《左传》则详细记载了重耳遭骊姬之难、奔狄、过卫、过齐、过曹、过宋、过郑、过楚、至秦，最后回到晋国，即位后杀怀公、见寺人披、头须、赏从亡者，内部稳定后勤王定难、伐原、败楚取霸、召王会盟等无不原原本本，娓娓道来，甚至连他出殡的情形也描绘得有声有色。

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庄公九年至僖公十七年），《春秋》中有关他的记载约有三十条，这一时期载录齐国之事也在三十条左右。而在同一时期，《春秋》记载鲁公事迹接近五十条，记载鲁国之事，更多至八十条，记事也是以鲁为主。据《春秋》所载，齐桓霸业也不甚了了。《左传》的记载，则较为真切地再现了齐桓公作为一代霸主的风采，突出了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业绩。

将《春秋》与《左传》对齐桓、晋文的记载作一番比较，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左传》比《春秋》更接近于“其事则齐桓、晋文”的晋、楚、鲁三家史记。这一结论同时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左传》大量补充史实，其实质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史策旧观。这一工作，对于后人理解《春秋》笔削之旨，意义不言自明。

《孟子·离娄下》所云“其事则齐桓、晋文”，是对春秋时期各国史书内容的高度概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言则更为具体地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乱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礼崩乐坏，王权衰落，五霸迭兴，诸侯恣行，陪臣执政，是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史书记载的主要内容。这可以看作是《孟子》所云“齐桓、晋文之事”的扩大。而这一切，自然也都在孔子笔削的范围之内。《十二诸侯年表》序言云：“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所谓“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即指复原旧史，包括将《春秋》所“约”所“去”者以及“不可以书见”者编次罗列，以便读者通过参照比较，理解《春秋》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记载周王室及诸侯各国之事，都不能说与《春秋》无关。

（二）依经立传与隔越取同《左传》的一些无经之传，从编排上可以看出它针对经文的特点。这类无经之传，在本质上与依经立传并没有区别。

1.无经之传与依经立传先来看《春秋》和《左传》的一条记载。

僖公二十四年《经》：冬，天王出居于郑。

《左传》：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御士将御之。王曰：“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王遂出。及坎欿，国人纳之。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这条传文，围绕经文内容，详述天王出居于郑的来龙去脉，当然是属于依经立传的条目。由于传文所涉及的史实，并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故传文以一“初”字领起，加以追述。《左传》中，这类插叙前事，贯穿前后以解经的条目数以百计。这种形式稍加演变，就可能产生无经之传。

例一：

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杜注：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

例二：

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杜注：四年《经》书州吁弑其君，故《传》先《经》以始事。

例三：

庄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杜注：万不以为戏而以为己病，为宋万弑君传。

例四：

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例五：

文公元年：殽之役，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杜注：为明年秦、晋战彭衙传。

以上条目，都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经文。但是，它们又都与《春秋》记载的某件事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文所涉及的史实，与相关经文涉及的史实，并不在同一时间，而这些条目都恰巧被安排到了距离相关经文最近的地方。这类所谓无经之传，恰恰体现出作者依经立传的苦心。

2.无经之传与隔越取同刘知几云：“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左传》的无经之传，如刘知几所云“隔越取同”的情况很多。如：

例一：

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

杜注：虢、晋朝王，郑伯又以齐执其卿，故求王为援，皆在周，倡义为王定昏。陈人敬从。得同姓宗国之礼，故《传》详其事。不书，不告。陈妫后号惠后，宠爱少子，乱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传》于此并正其后号。

例二：

僖公七年：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

杜注：为八年盟洮传。

例三：

僖公十一年：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

杜注：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郑传。

例四：

刘知几：《史通·模拟》。

僖公十三年：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事毕，不与王言。归复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例五：

僖公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请召大叔。《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王说。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

杜注：《传》终仲孙湫之言也，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起。

以上诸例，都与王子（大叔）带之乱有关。《左传》不将它们集中起来，依附于天王出居于郑这一中心事件，主要是为了照顾《春秋》编年。从庄公十八年至僖公二十四年，《左传》有关王室之乱的记载跨越四十年之久，与此相关的有一系列的事件。这样一来，对应《春秋》编年与围绕中心事件展开叙述，事实上不可能两全其美。在这种情况下，《左传》既按《春秋》编年叙事，又注意揭示各个条目与中心事件之间在内容上的联系——如因果、发展过程等，解经的意图仍然是十分清楚的。

《左传》与《春秋》“隔越取同”的条目中，也有前因后果较为单一的。（详后文）《左传》或依经立传，或隔越取同，依史实发生的时间编次而不取一律，主要也是为了兼顾《春秋》编年。

《左传》中的一些无经之传，或传随经发，或经传相错，虽形式不尽一致，而目标所向，直指经文所载主要事件，这一点并无不同。请看下列记载：

《左传》宣公十七年：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杜注：为成二年战于鞌传。

《谷梁传》成公元年：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

将《左传》与《谷梁传》的记载作一对比，可以得到如下启发：两传的记载，同属无经之传，都是针对成公二年经文有关齐、晋鞌之战的内容而发。《左传》依据史实，列于宣公十七年，取“先后相会，隔越取同”之义，《谷梁传》紧附经文，行依经立传之实，两者编排有异而目的相同，可谓殊途而同归。《公羊传》成公二年云：“前此者，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叔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公羊传》将郤克使齐附于鞌之战后，用来直接解释经文，与《左传》、《谷梁》形式虽殊而指归亦同。

（三）无经之传与经文残缺《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集解》引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

徐彦引《春秋说》亦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杨伯峻云：“王观国《学林》却说‘今世所传《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余字。’李焘为谢畴作《春秋古经序》说‘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误也。今细数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张晏为曹魏时人，王观国和李焘都为南宋初时人。假若张晏的‘万八千字’的数字可靠，则相隔九百年光景，《春秋》便漏抄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据汪伋《十三经纪字》，依清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刻本，《春秋》为一万六千五百十二字，较之李焘所细数，又少了六十字。辗转抄刻，字数难免有脱落。试想，《春秋》一条，多则二十余字，少则几个字；而自张晏以来，几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条。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造成《春秋》不完备原因之一。”《春秋》脱落残缺是否如杨先生所说那么严重，目前尚不能肯定。但《春秋》确有残缺，这一点毫无疑问。下面试略作说明。

《春秋》一年之中不论有事无事，必举四时。如，《春秋》桓公元年载：“冬十月。”《谷梁传》云：“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隐公六年《经》载：“秋七月。”《公羊传》云：“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为后年。”《公羊》、《谷梁》的这种解释是可信的。桓公十三年《经》书“秋七月”、“冬十月”而无任何事件记载，即是明证，据李廉《春秋会通》统计，《春秋》无事而书“春正月”者二十四处，“夏四月”十一处，“秋七月”十七处，《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徐彦疏引。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冬十月”十一处。而桓公四年、七年经文秋冬无记事，也没有出现“秋七月”、“冬十月”的记载，这应是经文脱落所致。

桓公十四年《经》云：“夏五。”

庄公二十四年《经》云：“郭公。”杜注云：“无传。盖《经》阙误也。”

以上两例，《左传》未作解说补充，亦当系经文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残缺。

经文脱落残缺，也必然会增加“无经之传”的数量。三、约其文辞与以事解经《史记·十二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