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左传》刚开始流行时就已经存在。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称当时博士“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后汉范升以为“左氏》不主孔子，而出于丘明”。晋王接云：“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唐宋以后，其说寖多，至于近代，学者大多认为《左传》非解经之书，而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但是，将《左传》与《春秋》细加对照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事实，而恰恰相反，枟左《论语·述而》。

《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书·刘歆传》。

《后汉书·范升传》。

《晋书·王接传》。

传枠实为《春秋》之传。

一、《左传》依经立传（一）《左传》的起讫时间《左传》上限起自隐公元年，与《春秋》完全一致，这是《左传》依经立传的一个重要证据。隐公元年《传》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段记载交代了隐公、桓公的出生及其相互关系，说明了隐公元年不称即位的原因，也为桓公弑君代立作了必要的补叙。这一史实发生在惠公时代，作者之所以将它编入隐公元年，原因就在于左氏是为《春秋》作传，释经之传必须附属于经文。

今本《左传》终于悼公十三年。《左传》哀公十四年杜预注云：“孔子弟子既续书鲁策以系于经，丘明亦随而传之，终于哀公，以卒前事。其异事则皆略而不传，故此《经》无《传》者多。”他认为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之后的若干传文也是出于《左传》作者之手，这可能是事实。但哀公十四年前后《左传》传文的差异也不容抹煞。第一，如杜预所说，哀公十四年之后“经无传者多”，且此后没有出现过解释经文书法凡例的文字，行文也不同于前面传文的解经口吻。第二，哀公十四年后记时颇为随便，春、夏、秋、冬四时多不完备。如哀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都有夏而无春。第三，哀公十七年至悼公四年共十五年，而传文总共只有三十六条，平均每年只有两条多一点，与前面传文也有很大差异。第四，传文记载到鲁哀公二十七年，似乎是想终哀公之事，《传》云：“哀公二十七）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哀公二十七年）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左传》载二十七年八月哀公如公孙有陉氏，而不载同年复归及卒于有山氏，不仅记一事有头无尾，且对哀公一生的记载也是功亏一篑，这说明续传者记事漫无章法。第五，悼公元年、二年、三年事，续传均无记载，传文最后一条记事开头载明为“悼之四年”，而终于三家灭知伯事，知伯之灭在悼公十三年，与悼公四年相差近十年，传文未作任何说明而载入一条，非但不能顾及春夏秋冬四时，甚至连编年也置之脑后，显然出于后人随手附记。第六，孔子绝笔前后《左传》记载很明显有割裂的痕迹。获麟前《春秋》书诸侯之大夫以地来奔者有三：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滥来奔”。《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合此三条而释之曰：“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通计《春秋》所载他国之大夫以地来奔者共三人，故在此一并加以评论，以明《春秋》之义。但《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后载“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杜预注：“射，小邾大夫。句绎，地名。《春秋》止于获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数。”孔颖达《正义》云：“此文与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绎之地来奔鲁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传称庶其等为三叛人，不通数此为四叛人者，以《春秋》之经终于获麟，获麟以上褒贬是仲尼之意，此虽文与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数也。”射以句绎来奔，《左传》不计入叛人之数，有三种可能。1.即如杜预、孔颖达所说，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获麟之后，虽然《左传》也随手作传，但因非出自孔子手笔，左氏还是将它与《春秋》本经严格分开。2.左氏对获麟后事本无传，此下传文为后人续补，《左传》获麟前后非出一人之手，故射不与三叛人等列。3.《左传》作者所见经文止于获麟条，此后当然也就谈不上依经立传了。不管事实上属于上述三种情况的哪一种，都说明《左传》是为解释孔子《春秋》而作。合上六端，可知哀公十六年以后的无经之传，有可能是《左传》后经以终义，以卒前事，也有的可能出于后人附益，而且，这些传文的存在，在总体上并不影响《左传》与《春秋》的对应关系，不得据此谓《左传》不传《春秋》。

（二）《左传》的行文语气《左传》虽以叙述史实为主，但它的行文却大多是解经口气。试看庄公元年至三年的传文。

庄公元年：

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

庄公二年：

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

庄公三年：

三年春，溺会齐师伐卫，疾之也。夏五月，葬桓王，缓也。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这些条目，就其内容而言，或说明《春秋》经文的含义，或补充事件的前因后果，或总结《春秋》凡例，完全是针对经文而发。就形式而论，也分明体现出《左传》解经的特点：作者在复述经文之后，常常附上“也”这样的判断句式，这表明《左传》不是在述史而只能是依经立传。类似的情况在《左传》中非常普遍，若是对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而硬要否定《左传》为《春秋》之传，实难令人信服。

（三）《左传》的针对性笔者曾将《春秋》与《左传》逐条加以对照统计，结果发现：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左传》中直接解经的条目大约有1300条，与经文关系密切的有一百几十条，同解经关系不很直接的只有300条左右（《春秋》分为数条的，《左传》往往合而释之，也有《春秋》为一条而《左传》分成几条解释的，为了统计方便，这里计算条目以经文为准）。这就是说，《左传》中补充、解释经文的内容占了全书条目的五分之四以上。

《左传》中有两处地方直接提到《春秋》：一是成公十四年，一是昭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一年谈到《春秋》记载的四件事，即《春秋》书齐豹曰“盗”及前文所举“三叛人”之事，《左传》对此加以评论说：“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成公十四年云：“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两段文字，都是对《春秋》总的评价，由此可见，《左传》全书着眼点全在于解释《春秋》。

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略作说明。

历来否定《左传》为《春秋》之传的人，都抓住《左传》中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两种情况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如赵光贤说：“如果《左传》本来是解释《春秋》的书，那么《春秋》所有的记事，《左传》也应该都有；反之，《春秋》所无的，《左传》也应该无。”对于这两种情况，应该如何看待呢？让我们先来看有经无传的情况。《春秋》虽然简略，但有些条目颇为明了，《左传》意在解经，对经文中那些不需要补充说明的，自然也就无须赘言了。事实上，有经无传的情况在《公羊》、《谷梁》两传文中更为普遍。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春秋》经文的总数为1870条。《左传》依经作传的条目在1300条以上，无传者约550条；《公羊传》全书共570条，有经无传的条目约有1300条；《谷梁传》全书共约750条，有经无传的条目也在1100条以上。

《春秋》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公羊传》全年无传的有三十八年，它们是：桓公十七年，庄公赵光贤：《枙左传枛编撰考》（上），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古史考辨》。

十五年、二十一年，僖公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十二年，文公十年，宣公二年、七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成公四年、七年、十一年、十四年，襄公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昭公三年、六年、七年、十年、十四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定公三年、七年、十一年，哀公元年、十年、十一年。《谷梁传》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全年无传的也有十八年，它们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十七年，宣公十三年、十四年，成公四年、十一年，襄公四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八年，昭公六年、十年、十六年，定公三年，哀公十年、十一年。而相比之下，《左传》只有庄公二十年与二十六年没有解经的文字。

既然《公羊》、《谷梁》两传中“有经无传”的现象更为突出，我们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独独苛求《左传》对每条经文都作出解释。

至于《左传》中存在“无经之传”，其实也不奇怪。《左传》的特点，是通过对《春秋》所载史实的补充来帮助人们理解经文。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一个过程，而《春秋》只是简单地记载了事情的结果，由于经文记载过于简略，人们往往无从了解某一事件出现的前因后果，也就无从判断其是非曲直。既然如此，《左传》就有必要交代一事的来龙去脉，对其中的某些细节作出补充说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孔子作《春秋》，有笔有削，抑扬褒贬，自出心裁，这是《春秋》精髓之所在。有些内容虽不见于经文，但并非与经义无关，恰恰相反，它们是把握《春秋》微旨之关键。因此，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将《春秋》所“约”所“去”特别是“不可以书见”者编次罗列，以便读者通过参照比较，理解《春秋》之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这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本质上完全一样。《左传》释经有“不书”“不言”等例，作者意在说明孔子删削历史的意图，这实际上是左氏解释《春秋》的一种特殊形式。

杜预云：“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左传》解释《春秋》的形式生动多变，不能看得过于拘泥。

（四）《左传》解经文字非后人所加清人刘逢禄认为《左传》中讲“书法”、“凡例”的文字都是出于刘歆伪造，而郑兴“亦有所附益”，他甚至“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清人皮锡瑞、今人胡念贻、赵光贤等也都认为《左传》中解经的文字为后人所增。

笔者以为，《左传》中解经的文字并非后人所加。古文《左传》虽然到刘歆才开始争立学官，但在这以前治《左传》杜预：《春秋序》。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刘逢禄：《箴膏肓评》。

者却是大有人在。近人刘师培作《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叙《左传》师承甚详，此不赘。《汉书·儒林传》谓：“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并叙述了《左传》的传授系统，谓贾谊为“左氏》立训故”，授赵人贯公，贯公授其子长卿，长卿授清河张禹（非成帝师张禹），张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贾护，护授陈钦，陈钦授王莽，而刘歆从尹氏及翟方进受。其后“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可见，在刘歆以前和刘歆之后，治《左传》之学者皆非止一家，刘歆治《左传》虽然后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垄断《左传》，因此他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增饰《左传》。

《楚元王传》云：“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传》称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论衡·案书篇》云：“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刘向编《说苑》、《新序》，事实也有取于《左传》者。可见刘向虽好《谷梁》而并非不知《左传》。刘歆果作伪而欲欺其父，恐非易事。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指《左传》、《逸礼》、《古文尚书》），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刘师培：《左盦集》卷二。

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刘歆校理秘书时，古文《左传》俱在，民间亦有治《左传》之学者，且国家曾以《左传》等书考学官所传之经传，反对立《左传》于学官者”以《左氏》为不传《春秋》也证明他们对《左传》不是一无所知。假如刘歆大胆作伪，又如何能瞒得过他们？书中又称：此数家之事（指《左传》等），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如刘歆伪造、增益《左传》，恐难逃欺君罔上的罪名！

关于刘歆伪造、窜改《左传》之说，今人辨之已详，兹不赘述。

《左传》中讲书法凡例的文字，并非后人所加，而恰恰是《左传》释经的重要标志。

从形式上来说，《左传》解经与《公羊》、《谷梁》有所不同。《公》、《谷》两传往往逐字逐句地阐释《春秋》文义，而《左传》则偏重于补充《春秋》所载的史实，这与《公》、《谷》的解经方式相比，似乎稍隔一层，但换一个角度看，《左传》对人们了解《春秋》却比《公》、《谷》更为有用。《四库全书》著录《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永瑢等所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左传》）所述事迹则皆征国史。不明事迹之始末，而臆断是非，虽圣人不能也。故说《春秋》者，必以是书为根柢。”不仅《左传》所载史实对后人了解《春秋》帮助极大，《左传》中还有大量归纳《春秋》书法凡例的文字更是直接阐发经义的。最明显的如“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称”、“不称”、“言”、“不言”之类，都表明《左传》是针对经文而发。《左传》归纳《春秋》凡例，情况较为复杂，研究者也代不乏人，这里不想全面讨论它的得失，而只想举例说明《左传》书法凡例非后人附益。《左传》中出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后书”共有一百七十次左右，发“不书”之例者也大约有二十多次。这些文字，或冠于一条之首，或殿诸一节之末，或插入一事之中，有些条目则干脆全是解释《春秋》凡例。它们随文而发，不拘一格，大多各得其宜。如《左传》隐公元年共有十三条，而称“书”、“书曰”、“故名”、“故曰”、“不书”、“不言”、“故不言”的，竟达十一条之多，现根据原文次序编号排列如下：

1.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2.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3.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4.（略郑伯克段事）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5.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6.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7.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8.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9.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死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10.（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11.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12.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13.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如上所举，可知这一年的传文重点在于归纳《春秋》凡例。

皮锡瑞云：

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郑伯克段于鄢”传文“大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遂”字上无所承，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大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皮氏此论，初看似觉有理，实则似是而非。郑伯与大叔的矛盾，《左传》载至叔段出奔而了结，庄公置姜氏于城颍云云，不过是这一事件的余波，《左传》于两者之间安排解经的文字，我们实在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位置。皮氏从今文家的立场出发，先有《左传》不解经的定见，随手抓住个别条目，指为后人搀入，又就此推而衍之，断定《左传》解经的文字都是后人所加，这样的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中，特别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公谷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

的是它解释《春秋》“不书”之例的文字，后人对此多所非难。蒋伯潜云：“若必举《经》所不书之事，而一一说明其所以不书之意，则传《尚书》者当释黄帝何以无典，传《诗》者当释吴、楚何以无风矣。”笔者以为，《左传》解经确有它的特殊之处，不能与它书作简单的类比。隐公元年《传》说明经文所以“不书”的情况共有十次，对此不能轻易否定：隐公为《春秋》之始，而隐公元年也是《左传》之始年，《左传》一向为儒者所注目，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塞进如此众多的解经文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五）《春秋》与《左传》的分合《春秋》与《左传》原本各自别行，至杜预作注，始将两者合并。杜氏《春秋序》自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左传》在形式上与《春秋》相分离，很容易使人产生《左氏》不解经的联想。

胡念贻云：“在汉代，《春秋经》与《左传》是分开的。杜预‘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合在一起加以解释。”他显然认为《左传》作为三传之一地位的确定与杜预将《春秋》与《左传》人为地合并有关。

其实，《左传》与《春秋》是别本单行还是合二而一，都不过是一种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左传》作者下笔时胸中有无一部《春秋》。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春秋经传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