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并且因其在经学、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至今仍有大量的读者，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有关《春秋》、《左传》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与研究，是阅读者和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因此，这些问题不仅是历史的疑案，同时也是现实的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研究解决。这里，拟就一些重要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主要谈以下九个问题：

壹《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贰《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叁《左传》的无经之传肆关于有经无传伍三传不书之例与无经之传陆《左传》以事解经柒《左传》解经之特征捌《春秋》大义存乎事实玖三传以事解经之比较对于作《春秋》一事，孔子自己居之不疑；孔门弟子如子夏、孟、荀之徒，各依经立说，自不待言；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对此也一无异辞；到了汉代，司马迁、班固等，都言之凿凿，信而有征。孔子作《春秋》，本该是铁案如山了。不料后世学者群起怀疑，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异说纷起，以致聚讼难决。怀疑孔子作《春秋》说法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重要的证据不外以下几条：

第一，“在《论语》中，没有关于孔丘作《春秋》的记载”，“而战国诸子，除《孟子》外，没有任何一本书提到《春秋》为孔子所作”。

第二，春秋时期各国历史记载都称“春秋”，早在孔子以前，鲁国就已经有“鲁春秋”，而“鲁春秋”的文字又“大体上和今天所见到的《春秋》相同”。因此，有人断言：“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春秋》，实际上是‘鲁春秋’。”第三，既然否定《春秋》为孔子所作，而把它等同于一般的史书，也就势必要否定《春秋》的“微言大义”。钱玄同说：“春秋》）无所谓微言大义。”笔者通过考察认为：以上三条证据都不能成立，当然也就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这一事实。

胡念贻：《枙左传枛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载《文史》第十一辑。

钱玄同：《论枙春秋枛性质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一、光秦典籍对孔子作《春秋》的肯定应该承认，在《论语》中，孔子确实没有说过自己作《春秋》的话，但这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这一事实。试想孔子周游列国，一生忙碌，他弟子三千，执教数十年，所用的教材就有好几种，言论事迹之多可想而知，而一部《论语》，共计才一万多字。因此，《论语》所载，决不能代表孔子言行的全部。孔子一生中对鲁国政治影响最大的几件事，如孔子为大司寇、齐鲁夹谷之会以礼斥齐景公、以大司寇摄行相事、堕三都等都不见于《论语》，就是明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一些重要著作都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

（一）《孟子》与《荀子》《孟子》曾多次论及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离娄下》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几处文字，不仅确认了孔子作《春秋》的事实，而且交代了孔子著述的时代背景、方法，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

据《孟子》记载，孔子自己也曾多次提及作《春秋》之事，他甚至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如果孔子根本没有作《春秋》，后世将何以知之，又何以罪之？

除孟子外，儒家巨子中提到《春秋》的还有荀子。

《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用《公羊经文》）《公羊传》：“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缪公也。何贤乎缪公？以为能变也。”

《公羊传》的意思是说，《春秋》称遂为大夫是对秦穆公的褒奖，穆公虽起初不能用蹇叔之言败于殽，后来却能诚心悔过。《荀子·大略》援引此条说：“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春秋》桓公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公羊传》：“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荀子·大略》云：“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言盛。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

《荀子》这两条，取意全同《公羊传》。

《荀子》多次提到《春秋》，往往与儒家其他经典并举。

如《劝学》云：“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儒效》云：“故《诗》、《书》、《礼》、《乐》归是（圣人之道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这两处都是将《春秋》与《诗》、《书》、《礼》、《乐》并称，且都认为《春秋》代表了圣人的微言大义，说明荀子认为《春秋》出于圣人之手而绝非一般的史书可比。荀况对孟轲多所指责，但他不仅没有驳斥《孟子》中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说法，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引证《春秋》，可见他也以《春秋》为孔子所作。

（二）《春秋》三传《春秋》三传都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

《春秋》桓公二年：“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谷梁传》云：“孔，氏；父，字谥也。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

“父”是否为孔氏的“字谥”，对孔氏称字是否因孔子“为祖讳”、“故宋”，这些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谷梁传》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却无可怀疑。

《春秋》僖公十六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谷梁传》云：“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子曰：石无知之物，唸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唸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唸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唸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文中出现的“子”，即指孔子。

这里，《谷梁传》显然认为孔子是《春秋》的作者。通观《谷梁传》，书中共有十八次提到《春秋》，都是指孔子所作《春秋》而言；《谷梁传》中又有十二次提到孔子，有九次引孔子之言以释经，正因为孔子对解释《春秋》最具权威性。

《公羊传》有二十九次提到《春秋》，也以《春秋》为孔子所作。

《春秋》宣公元年：“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公羊传》在解释经文后隐括旨意说：“孔子盖善之也。”

《春秋》昭公十二年：“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云：“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

《春秋》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云：“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这些都足以证明《公羊传》以《春秋》为孔子所作。

《左传》肯定孔子作《春秋》的地方也非止一处。

最明显的例子是僖公二十八年《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左传》作者认为出自孔子之手（详后文）。

此外，《左传》论及《春秋》的地方有好几次，都是特指孔子所作《春秋》。

《春秋》成公十四年：“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左传》云：“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修《春秋》的是位“圣人”，而正是孔子被《左传》作者称为“圣人之后”，孔子也被世人尊为“圣人”。联系《左传》全书看，这里的“圣人”正是指孔子。《春秋》昭公二十年：秋，盗杀卫侯之兄絷。“又《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文中说书齐豹为“盗”的，就是《春秋》作者，那么，这位作者又是谁呢？我们再看《左传》昭公二十年的记载：琴张闻宗鲁死（宗鲁知齐豹欲作乱而不揭露，难作时被杀），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将两处文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的议论，全部是对孔子言论的发挥，而《春秋》书齐豹为”盗，正反映了孔子的认识。

《春秋》三传历经战国、秦汉而流传至今，它们解经虽辞《左传·昭公七年》。

有异同，义有违牾，但认定《春秋》出自孔子之手，却如出同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至于战国其他诸子没有论及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不但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反倒恰恰证明了其事的真实可信。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是些博学多才、综贯《坟》、《典》的学者，他们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都竭力排斥异己，互相攻讦。儒家学术，由于影响最大，所受到的攻击也就更多。墨家、道家、农家等无不对儒家加以抨击。甚至在儒家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互不相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孟子竟然数典忘祖，把孔子有没有作《春秋》这一基本事实搞错了，或者干脆撒下弥天大谎，将一部不相干的著作硬拉到孔子头上，又从而大放厥词，以孔子继承人自居，岂不是授人以柄，自坏家门！因此可以说，战国诸子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避而不谈，只能是对孔子作《春秋》的一种默认。

二、孔子改造“鲁春秋”的证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汉书·艺文志》云：“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据《史记》、《汉书》，孔子在“论史记旧闻”的基础上，对旧史进行了剪裁取舍，删去了“烦重”及“不可以书见”之文。

孔子据鲁史记作《春秋》，“鲁春秋”自然是他依据的主要材料。由于“鲁春秋”早已失传，现在已无法把它与今本《春秋》进行全面的对照和比较，但根据可以确认的“鲁春秋”残存文字，参之以有关史料，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孔子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裁断鲁号称礼文备物之国，很早就已有历史记载。《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韩起）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杜预云：“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

为什么见到“鲁春秋”便能了解“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呢？

郑樵认为韩起所见之鲁春秋“乃周公、伯禽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列国礼乐征伐等事无不备载，皆周之盛时为王之典章，此杜预所谓周之旧典礼经是也”。

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郑樵：《六经奥论》卷四“春秋总辨”。顾炎武：《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

杨伯峻云：“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公，讫哀公，自惠公以上皆无存。”《鲁春秋》不自隐公始，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据郑樵说：“汲冢琐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左传》作者也非常熟悉春秋以前鲁国的历史。《左传》桓公二年追述了“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惠之四十五年”的有关事件，证明作者见到的鲁史记包括鲁隐公以前的记载。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云：“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竹书纪年》盖晋《乘》之流，它记事追溯到夏、殷、周三代王事，韩起晋人，见到《鲁春秋》却羡叹不已，说明《鲁春秋》记事可能比晋国史记更为详尽。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三代礼仪制度的了解，或有得力于《鲁春秋》处。退一步说，即使《鲁春秋》不始于三代王事而以周公、伯禽开头，与今本《春秋》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伯禽到隐公，中间有考公、炀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武公、懿公、伯御、孝公、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年》。

郑樵：《六经奥论》卷四“春秋总辨”。《论语·八佾》。

《论语·八佾》。

惠公十二公，加上鲁公伯禽一共有十三位君主。现在流传的《春秋》以隐公为记事的起点，显然经过了后人的裁断，而这个裁定的人正是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始隐公呢？孔子主张以礼让治国。《论语》记孔子之言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公羊传》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不称即位的原因时说：“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谷梁传》的解释也基本相同：“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孔子非常赞赏礼让的行为，他对尧舜禅让推崇备至，对吴太伯、伯夷、叔齐让国的行动也是极口称道，这些都明见于《论语》；他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与《春秋》托始隐公用意正相类似。

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在宣扬一种“让”的精神。《春秋》记事不从周公开始，主要是因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对周公、文、武的事迹已多所传习，而《春秋》的主旨是要“拨乱世反之正”，其手段则是针对王道衰微后的现实进行褒贬，通过“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春秋》的上限，大致是平王东迁之后，其所以不载鲁惠公事（惠公亦在周室东迁后），则是为了托始隐公以表现“让德”。

《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无疑也是有人裁断鲁史的明证。《春秋》记事下限的确定，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一事《论语·里仁》。

《史记·孔子世家》。

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左传》：“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汙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公羊》、《谷梁》所据经文都终于此条，并对获麟一事作了更多的发挥。不管这种发挥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孔子亲见获麟之事，并将此事确定为记事的终极。

《左传》所载经文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与《公羊》、《谷梁》两传稍有不同，其实三传之间并无矛盾。孔子晚年已用《春秋》作为教科书，弟子兼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子夏之徒更是深通孔子《春秋》之学，因此《春秋》原文不可能终于“孔丘卒”。杜预说：“春秋》止于获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鲁史记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录以续孔子所修之经。”孔门弟子续经以“孔丘卒”为终点，与《公羊》、《谷梁》两传记载“孔子生”一样，都是为了说明《春秋》与孔子密不可分。

（二）笔削《春秋》记事，每年之下都冠以“春、夏、秋、冬”四时。朱熹说：“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不仅《尚书》书月不著时，考之《竹书纪年》、《春秋事语》等古代历史记载，也极少系以四时的例证。今本《竹书纪年》尚有记年月者若干条，如（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晋，周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哀公十四年》。朱熹：《答张南轩书》。

阳有白兔舞于市（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华（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粤子句践卒，是为菼执（幽公）十年九月，桃杏实“洪业论此谓：殆出于晋《乘》者也，而其记月皆不冠以时。推其例，似亦可以证《鲁春秋》旧文不宜有时厕年月之间矣。”他又说：近时金石之学大盛，两周彝器铭文已经释录者甚多，其载有年月日辰者，无虑百计，计时之器，仅得其一。“而这一记时之器——商鞅量，已经在孔子之后一百三十多年。以上所举古史和金文资料足以证明春秋之前记事不书四时，然而《春秋》在记时方面却十分严格，一年之中，不管有事无事，必遍举四时。《公羊》、《谷梁》两传对此都有所发明。如《春秋》隐公六年载：秋七月。”公羊传》：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又如《春秋》桓公元年载：冬十月。”谷梁传》：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春秋》每年必举四时，表明编纂者对此极为重视，历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春秋》以四时冠月，体现了孔子”行夏之时“的主张，未必符合实际情形，而《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意在”假日月以定历数，这话近得其真。总之，以四时冠月日，是孔子的特笔。

孔子删削史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略去事件发生、发展的经过而仅保留结果。

《墨子·明鬼下》：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

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