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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经之传与以事解经《春秋》文辞过于简略，史实不清，因果不明，过程不详，都可能导致对经文的误解。因此，传文对有关史实作出补充，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1.无经之传与前因后果《左传》的无经之传，许多都与交代前因、补充结果有关。如隐公五年至七年的几条记载：
例一：
（五年）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
例二：
（六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
例三：
（六年冬）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杜注：为桓五年诸侯从王伐郑传。
例四：
（七年）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壬申，及郑伯盟，歃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郑良佐如陈莅盟。辛巳，及陈侯盟，亦知陈之将乱也。
杜注：入其国，观其政治，故总言之也。皆为桓五年、六年陈乱，蔡人杀陈佗传。
例五：
（七年）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杜注：为郑忽失齐昏援以至出奔传。
以上所举各例，都是《左传》围绕经文，补充相关史实。第一、二两例，都与隐公四年《春秋》记载此年秋天陈、卫等国伐郑有关，偏重于补充结果；三、四、五各例，则与以后经文所载内容有关，可视为交代中心事件的前因。杜预解释《左传》体例，称其“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在具体条文解说中，也常称某事“为某年某事传”，《左传》此类条目，多是补充前因或后果。《谷梁传》庄公十七年云：“将有其末，不得不录其本也。”《公羊》、《谷梁》两传解释《春秋》，也多有关于因果本末的交代。这说明因果本末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左传》通过补充史实，不但使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楚，而且使其成败得失也愈益分明。这对于理解《春秋》，有直接的帮助。
《春秋》所载史实，有的前因后果较为复杂，一事可以牵连到若干条传文，有的则比较单一。与经文之间时间悬隔，也长短不一。这些条目加在一起，数量相当可观。前人对一些具体条目与《春秋》的联系，已有所注意，但由于缺乏总体的把握，因此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兹将此类条目按先后次序列出，并略作说明，以揭示此类“无经之传”与《春秋》的内在联系。
隐公六年《传》载周桓王不礼郑伯，为桓公五年诸侯从王伐郑传；七年陈五父如郑莅盟，郑良佐如陈莅盟，为桓五年、六年陈乱、蔡人杀陈佗传；七年郑公子忽与陈成婚，为郑忽失齐援以至出奔传；十一年王取郑田，为桓五年诸侯从王伐郑张本；桓公六年郑公子忽辞婚于齐，为十一年郑忽出奔传；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始恶于王，为僖二十四年郑执王使、王以狄伐郑传；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为僖二年晋灭下阳张本；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僖公二年虢公败戎于桑田，为僖五年晋灭虢张本；闵公二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为僖五年晋侯杀大子申生传；僖公五年郑申侯城，为七年郑杀申侯传；十一年王子带召戎伐京师、二十二年王子带复归于京师，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传；十八年秦取新里，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为十九年冬梁亡传；文公五年阳处父聘于卫，为六年晋杀处父传；十八年宋攻武氏，出武、穆之族，为宣三年宋师围曹传；宣公三年春郑及晋平，为此年夏楚侵郑传；六年、七年、十三年赤狄伐晋，为十五年晋灭狄传；十三年郑伯、许男如楚，为十四年晋伐郑传；十五年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为成八年晋杀赵同传；十七年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范武子请老、郤献子为政，为成二年战于鞌传；成公二年申公巫臣事，为七年吴入州来传；五年原同、屏季放赵婴于齐，为八年晋杀赵同、赵括传；六年晋迁于新田，为季孙如晋传；八年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为九年莒溃传；九年春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为此年秋晋人执郑伯传；十一年秦伯背晋成，为十三年晋伐秦传；十二年晋、楚盟，为十六年战于鄢陵传；十五年三郤谮杀伯宗、十六年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为十七年晋杀三郤传；十七年齐国佐杀庆克，为十八年杀国佐传；十六年春郑叛晋与楚盟，为此年夏晋伐郑传；十六年曹人请于晋，为此年曹伯归自京师传；襄公九年秦人侵晋，为十年晋伐秦传；十年秋郑子耳伐鲁西鄙、侵宋北鄙，为此年冬郑杀三大夫传；十二年灵王求后于齐，为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传；十三年楚败吴师，为明年会于向传；十九年春季武子作林钟，为此年冬城西郛、武城传；十九年卫石共子卒，为二十八年石恶出奔传；二十年卫宁悼子许复其君，为二十六年卫侯复归传；二十一年，楚使子南为令尹，为二十二年杀追舒传；二十二年晏平仲之言，为二十五年齐弑其君光传；二十四年郑伯如晋，为二十六年郑入陈传；二十四年舒鸠人叛楚，为二十五年楚灭舒鸠传；二十五年晋赵文子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为二十七年晋、楚盟于宋传；二十五年卫献公谋复归，为二十六年复归于卫传；二十六年秋齐侯、郑伯如晋，为此年夏卫侯复归传；
二十八年郑伯享蔡侯，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传；二十九年楚王子围为令尹，为昭元年围弑郏敖传；二十九年夏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为此年秋高止出奔燕及昭二十年华定出奔陈传；三十年春叔向问郑国之政，为此年秋良霄出奔传；三十年郑子产如陈莅盟，为昭八年楚灭陈传；三十年楚公子围杀大司马屍掩而取其室，为昭十三年楚弑灵王传；三十一年齐子尾杀闾丘婴、出群公子，为昭十年齐乱栾施来奔传；昭公元年楚令尹享赵孟，为十三年弑灵王传；元年公孙楚、公孙黑争聘，公孙黑强盟，为二年郑杀公孙黑传；四年春楚子使椒举如晋求诸侯，为此年夏诸侯会于申传；八年石言于魏榆，为十年晋侯彪卒传；十年春有星出于婺女，为其秋晋侯卒传；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为十三年陈、蔡作乱传；十二年夏晋假道于鲜虞，为此年冬晋伐鲜虞传；十三年晋侵鲜虞大获而归，为十五年晋伐鲜虞传；十五年晋荀跞如周，为二十二年王室乱传；十八年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为二十二年毛伯奔楚传；二十年梓慎、叔孙昭子之言，为此年冬宋华、向出奔、蔡侯卒传；二十年伍员如吴，为二十七年吴弑僚传；二十年夏宋公与华氏盟，为此年冬华亥、向宁、华定出奔传；二十一年天王将铸无射，为二十二年天王崩传；二十一年诸侯救宋，为二十二年华向出奔楚传；二十三年楚令尹囊瓦城郢，为定四年吴入楚传；二十四年晋范献子、韩宣子谋王室，为二十五年诸侯会于黄父传；二十五年春叔孙昭子如宋聘且逆，为此年秋公孙于齐传，二十五年楚子使城州屈、丘皇，为二十六年楚子居卒传；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赋铁以铸刑书，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传，定公三年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为五年士鞅围鲜虞传；六年阳虎盟三桓，为八年阳虎作乱传；九年乐大心辞使晋，为十年宋逐乐大心传；哀公九年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吴子使至鲁儆师，为十年吴伐齐传；十年吴子使复至鲁儆师，为十一年吴复伐齐传。
上文所举《左传》“无经之传”涉及的事实，都与经文有因果关系，绝大多数为经文所载事件的前因。这些条目中的多数内容并无单独记载之必要，《左传》对此类内容的记载也多为零星片断，主要是起预言作用，它们只有联系经文才能显示出存在的价值。这些所谓“无经之传”，其实恰恰是有的放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左传》依据史实发生的时间编次此类条目，而不一一依附于经文，主要是为了与《春秋》编年形式相一致。
2.无经之传与事件过程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一般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春秋》偏重记载结果，而过程多付阙如。《左传》不仅注意结果，而且往往详其过程。《左传》中不少无经之传，便因此而产生。这里以子朝之乱为例，作一大致的说明。此次王室动乱，自昭公十五年初现端倪，至定公八年完全平息，历时二十余年。《春秋》昭公二十二年云：“王室乱。”围绕这一事件，《左传》补充了如下一系列史实。
（1）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大子寿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2）二十二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
（3）二十四年：召简公等以甘桓公见王子朝。王子朝入于邬。
（4）晋人辞王子朝，不纳其使。
（5）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
（6）郑伯如晋。晋范献子与韩宣子图王室，征会于诸侯。（7）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圭于河。
（8）二十五年：壬申，尹文公涉于巩，焚东訾，弗克。
（9）二十六年：四月，单子如晋告急。五月戊午，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刘人战于施谷，刘师败绩。
（10）七月己巳，刘子以王出。晋知跞、赵鞅帅师纳王。
（11）二十七年：十二月，晋籍秦致诸侯之师戍于周。
（12）二十九年：二月己卯，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夏五月庚寅，王子赵车入于塚以叛，阴不佞败之。
（13）定公五年：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
（14）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月，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
（15）冬十二月，天王处于姑莸，辟儋翩之乱也。
（16）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
（17）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
（18）冬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逆王于庆氏。晋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
（19）八年：二月己丑，单子伐谷城，刘子伐仪栗。辛卯，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
以上条目，虽然很难找到与之一一对应的经文，但它们围绕中心事件，详述其过程，是非善恶之辨，成败得失之理，寓于其中，对于理解《春秋》之义，大有助益。
3.无经之传与直接解经《左传》中有些所谓“无经之传”，其实与经文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它们对于理解经文的作用，有时是其他任何内容都无法替代的。兹就《左传》卷首举一例以明之。
《左传》隐公元年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宋吕祖谦曰：“左氏》‘继室以声子，生隐公’一段，须便见得隐公当立底意。古者诸侯继世，虽以適而不以长，然元妃苟无適嗣，则庶长当立，自先儒皆有是说，此理甚明。今惠公元妃既无適子，则继室之子虽非適子，却是庶长，《左氏》首载孟子卒，即载‘继室以声子，生隐公’一句，而隐公之当立焕然无复可疑。但隐公性质柔巽，大义不明，却自以先君之故，谦逊退避，有不敢竟当之意，初不知君位原不是两间界做得底事，此却失于不敢自做，非不当立也。《左氏》载下面仲子为鲁夫人事，则曰‘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言其有文如此耳，实非夫人也，桓公亦钧之为庶子耳。叙事至此，隐、桓之当立与否益见矣。只此一段，如法吏断案，善叙陈其事而法意自在其中，此《左氏》具文见意处，所以学者要看得详细。”《四库提要》云：“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其失在夫妇嫡庶之间，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沉思之，不能知声子、仲子事也。”《公羊》、《谷梁》两传解释经文隐公元年不称即位的文字，都比《左传》多出数倍，但都不如《左传》明了。
吕祖谦：《左氏传续说》卷一。《春秋经筌提要》。
（二）依据史实与孔门传经长期以来，人们对《左传》以事解经颇有微辞。事实上这一方法完全符合孔门家法。
《汉书·艺文志》云：“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春秋》中有“不可书见”的内容，事出无奈，而理解《春秋》，离不开史实。孔子口授弟子，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本质上并无不同，“其事实皆形于传，”不单是指《左传》，也应该包括《公羊》、《谷梁》等传。联系事实是孔门弟子及后来学者理解经义的法宝。
1.依托旧史与《春秋》神髓《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之作，依托史实，而其意不在于史。《春秋繁露·玉杯》云：“春秋》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之所以有“治人”的功能，是因为它明辨是非，可以纠正偏差，直接指导人们的行动。《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贤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繁露·盟会要》云：“春秋》）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托意以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明其尊；亲近以来远。”《繁露·王道》云：“春秋》记纤芥之失，反之王道。”《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春秋》简约，含义待传而明。其善恶褒贬之意，是非得失之辨，必须联系事实才能显现。因此，以《春秋》为立身处世的准则，也必须以具体史实作为参照。
2.子夏、董生与以事说经《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又云：“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说苑·复恩》亦云：“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春秋繁露·俞序》云：“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徐彦引《春秋说》云，孔子作《春秋》，“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子夏是孔子得意弟子，擅长《春秋》之学。他认为弑君弑父，都非“一日之积”，而是“有渐而以至”，要消除祸患，关键在于“蚤绝其奸萌”。他还认为，有国家者，要预见“前后旁侧之危”，就必须学习《春秋》。显而易见，他解说《春秋》，其精髓在于防微杜渐，消弭灾祸于未然。而要做到这些，就不仅要注意事物发展的结果，而且要特别重视事物的萌芽和发展变化过程。《易·坤·文言》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据此，知子夏说《春秋》重视事之“渐”“萌”，直接导源于孔子。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左传》中的一些无经之传，极具启发意义。如《左传》较早对于晋国的一些记载：
（1）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2）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徐彦疏引。
（3）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喜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
（4）桓公二年：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5）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6）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
（7）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
（8）（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栘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9）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
（10）八年春，灭翼。
（11）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
（12）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
（13）庄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事之成败得失，莫大于此。而慎始善终、防微杜渐诸义，尤为《春秋》所重。晋与曲沃之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自桓公始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凡六十七岁，《左传》于其过程一一载列，甚至不惜打破编年体例，详载春秋以前各事，与子夏说《春秋》重视事之“萌”“渐”如出一辙。这一事件的起始时间在孔子作《春秋》之前二三百年，《左传》的记载，准确而翔实，应本于史记旧文。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孔子对鲁史的删削。《春秋繁露·灭国上》云：“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公羊》家言。《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封事》亦称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刘向好《谷梁》，见于本传。据此知《公羊》、《谷梁》两家之说无异。但《春秋》所书弑君事，实不足三十六。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云：“左氏春秋经》书弑者二十五，内讳不书弑者五，书卒者三，书杀者一，凡三十四事，此言三十六，通《传》数之。”颜师古注《楚元王传》，桓公七年曲沃伯诱杀晋小子侯亦在三十六事之数。由此可证，这些看似与经文毫不相干的传文，正是解说《春秋》必须了解的基本事实。这些传文与《春秋》的精神惊人地契合，也绝非偶然。
《史记·儒林列传》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董仲舒传》云：“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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