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信提到，五十年代“弟弟”听到一个谎信儿，说是穆敏哥已经死于民族军与国民党军的战斗，“弟弟”哭了许多天，并且举行盛大的乃孜尔，超度哥哥的亡魂。如今喜从天降，接到了哥哥的信，由于喜，却又大哭起来……

当我读信读到这里的时候，穆敏老爹泪流如注、哽咽失声。阿依穆罕在一旁一边翻眼，一边唉声叹气。

老爹尽其所能地酬谢了卡斯穆。事情发展到允许卡斯穆在“我们”的小院里宰牛和卖肉。我亲眼看见卡斯穆用一条绳索把一头黑牛绊倒，一只手扳住牛角，一只腿跪压住牛颈，从靴子里嗖地拔出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屠刀，喊一声“安拉，比斯敏拉”，一刀割向牛颈，黑牛哞地低沉地一吼，淡红色的舌头倏地吐出卷向鼻孔，牛眼睛睁得浑圆老大，牛颈上赤红的热血“沙”地喷出去几尺远，也就在这时候牛眼牛舌全部凝固了，牛头已经被活活割了下来。二十秒钟以后，开始有嗜血的乌鸦自天而降。

这天晚上房东二老、卡斯穆和我四个人坐在一起吃牛杂碎，吃的时候我就觉得满身不舒服，那黑牛被屠宰时的血腥场面破坏了我的食欲。但我不敢这样表示，我怕受到笑话。勉为其难地吃了一大碗白水煮的、只放了少许盐而没有任何其他调味品的牛杂。老妈妈还要给我再加一碗飘着牛油的汤，被我拒绝了。老妈妈对我在肉食日益紧张、油水愈来愈少的年月里居然放弃一碗油汪汪的杂碎汤，甚表诧异。

入夜我就上吐下泻起来。第二天一早胃如刀绞，面色灰白。我去了医院，并且在伊宁市休息了两天。

还好，两天以后再来到这个小院的时候，卡斯穆已经走掉了。否则，我难以想象与这个人和睦地共居一院一室。

穆敏老爹完全沉浸在对多年未见的弟弟的思念当中，他一遍又一遍地读信，并请穆罕默德·阿麦德再次写信，随信寄出了一条毛巾、两包石河子产的绿洲牌方糖。他每天都要念叨弟弟，一提起弟弟就热泪满腮，维吾尔男人似乎不像汉人那样尽力控制自己的眼泪。

穆敏老爹找到弟弟的消息与他思念弟弟的感情传遍了全队，人们纷纷来祝贺，来问候，来探询和静县的最新消息。过去不知和静县为何物的人也来打听关于和静的气候、物产、居民以及从伊犁到和静的路程，好像位于铁门关南的这个小小县份一下子与众人相关，而穆敏老爹马上成了和静的发言人或者“和静学”的权威。

队领导也很受这一消息和这种感情的感动，他们主动来看望，并且提出可以提前支付给老爹一些钱，帮助老爹实现前往和静探亲的愿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穆敏老爹在队里的地位和威望不同一般。

阿依穆罕提出异议，她认为弟弟应该首先看望哥哥，弟弟是工厂工人，筹措旅费也会比哥哥容易。穆敏老爹不和阿依穆罕讨论争辩，但也根本不理睬她的这项不无道理的异议。

这年十一月初，秋收完毕以后，老爹穿着一件新买的长毛绒领、黑条绒面短棉大衣，准备上路。他准备给弟弟、弟媳、侄子、侄女带的礼物有：条绒三米，花布两米，香皂两块，水果糖一公斤，铁制彩漆茶盘一个和葡萄干、杏干若干。阿依穆罕用牛奶和积攒起来的酥油和面，专门打了一炉形状与品种各异的馕，供老爹带在路上吃用。由于油性大，打出来的馕红润光亮，喜气洋洋。大娘告诉我，用牛奶和面打出的馕，不论放多久，变多么干，只要在水里一涮，就会变得又酥又软，鲜香可口。

临行前举行了盛大的上路乃孜尔。来的都是老人，一个个银须长髯，端庄跪坐，衣冠整齐，不苟言笑。当他们共同用一种特有的悠扬、沉郁、诚笃而又包含着被压抑的野性热情的苍老声调诵经，共祝穆敏老爹一路平安的时候，这种气氛、这种场面、这种声调和这种仪式使我也感动了。抛开宗教方面不谈，这种送别的祝愿，不是充满了古老的、令人泪下的人情味儿吗？

诵经之后是由主人招待吃饭。所有的客人都留下了礼物，有的留下一块钱或者五角钱，有的送一只搪瓷口杯、一块手绢，或干脆只有一个小小的圆馕。从这些风俗习惯上可以看出惜别的情意，也可以想象过去在新疆出门上路有多么不同寻常和艰难。

第二天午夜刚过，我与阿依穆罕送老爹走出小院，他要步行近两个小时去伊宁市乘坐去乌鲁木齐的长途客运汽车，到乌鲁木齐再转乘去南疆的车到和静，路程加上转车，他晓行夜宿，大概要经过五六天之后才能到达目的地。我是知道在漫漫的戈壁瀚海与层峦叠嶂的天山深处行路的滋味的，分手的时候，我流泪了。

老爹的计划是走一个半月，路上半月，在弟弟家里呆一个月。自从老爹走后，阿依穆罕丧魂落魄，披头散发，凄凄惶惶，不可终日。吃拉面做菜卤时她忘了放盐，剁辣椒的时候她伤了手指，给牛挤奶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惹恼了奶牛，被奶牛一蹄子踢翻了牛奶桶，把牛奶洒了一地，害得她用铁锨把牛奶埋了半天。维吾尔人对食物是有一种庄严的敬意的，日常最忌浪费食物，如确实某种食物霉坏或污染不能再吃，绝不能顺手一倒完事，而要郑重地掩埋干净。

老爹走后的第四天，冷空气入侵伊犁河谷，西北风怒号，夹带着来自高山的被吹散开的积雪。吃过晚饭以后，我协助阿依穆罕大娘侍候好了驴和驹、牛和犊，回到突然变得寒气袭人的小屋喝茶。大娘一面烧茶，一面顺手丢了几个玉米骨，在刚刚安装上的、似乎还有点东倒西歪的铁皮炉子里点上一把火。小小的土屋霎时间变得灼热炙人，火光照得大娘的脸通红，然后随着火光的熄灭室温又在明显地下降。就在这种室外寒风呼啸，室内忽冷忽热的情形下，老大妈向我吐露心曲说：

“唉，老王，我真不愿意老头子去南疆啊！哪里来的弟弟？弟弟又算什么呢？我一九五○年第二次结婚，嫁了穆敏，不就因为他人口简单，忠诚可靠吗？”

“也快，最多一个半月，他就回来了。老爹走前这一个月，干了多少家务啊，他就是希望您平安顺当地度过这一个半月……”我安慰老妈妈说。

“不一定，老王，不一定啊！”阿依穆罕打断了我的话，“老王，您给我出出主意，我应该怎么办呢？”

“您好好地过日子，把身体保养好，把家照料好……”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老王，您不知道啊，南疆人的心，南疆的风俗，与我们伊犁人是不一样的。您知道，我比老头子大两三岁，又没有孩子，老头子虽说是老头子了，毕竟是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噢！我敢说，他弟弟一见老头子，一定挑唆他把我抛弃了，再就地给他说一个四十多岁、还能生育的女人……实话对您说吧，我知道的，老头子这一去，是不会回来的了！”说到这儿，阿依穆罕伤心已极，呜呜地哭了起来。

阿依穆罕大娘的话与泪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看他们平日相敬如宾、相依为命，老太婆对老爹虽有腹诽但行动上唯命是从，为了让老爹及时吃饭不惜烧掉一把又一把的柴，烧干一锅又一锅的水，而老爹对老太婆又是那样体贴照顾，虽有埋怨但有求必应……怎么可能走一趟和静就造成这么大的危机感呢？难道人和人的相互信赖就这么不牢固，而莫名其妙的隔膜（例如南疆人对北疆人，或北疆人对南疆人的看不惯的一些说法），就可以那样有力地左右一个人的判断么？唉！

我竭尽全力安慰大娘。也好，经过这次一说一哭，什么东西都倾倒出来了，以后几天，大娘的情绪正常多了，她还给我做了一回相当费事的薄皮奶油南瓜丁包子吃。

两个星期以后，一天下午，我从庄子参加积肥劳动回来，一进院门，看到正在用头砸煤块的阿依穆罕大娘。大娘一见我，喜笑颜开地告诉我说：“老头子回来了。”

简直难以置信。如此隆重庄严、如此兴师动众地筹备、送行、成行，而且从精神上是那样沉重地惊扰和震动了老妈妈以后，才十四天，老爹就回来了。这甚至使我觉得荒唐滑稽，替他们不好意思。

老爹态度平和，精神正常，含笑不露，彬彬有礼。对于我的关于他的路途生活、关于他的弟弟、弟妹、子侄以及和静县情况的问候，他只答以“好”“对”“就那样”“嗯嗯”，此外不置一词，好像根本没有谈这个话题的兴趣，好像盛大的行前“乃孜尔”不是半个月前为他举行的，而是半个世纪以前为哪个不相干的赛麦德举行的。总之，曾经使他梦魂萦绕、煎心焦首的思弟之情，已经云消雾散无踪无迹了。

“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您怎么不多住些日子？”不止一个人这样问他。“嗯，我想念弟弟，就去了。我已经去过了，就回来了。”这是他的唯一回答。

事后阿依穆罕大娘悄悄对我说：“我揣摩着一定是老头子的弟妹不好，他的兄弟媳妇不欢迎他。这样的坏女人到处都有。老头子不说这些，连对我也什么都不说。”

穆敏老爹的深陷的大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一种略带忧郁的光，当我仔细打量时，却又不见忧郁，老爹的眼光似乎更豁达、更宽容、也更开阔了。

幻想有时候比现实似乎好。有时候，幻想变为现实的时候似乎便失却了幻想。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守口如瓶，不要为生活、为人和人的关系、为一切细小的难免的挫折、为一件迟早总要过去的事情的过去叫苦，生活里已经有足够的苦被人们咀嚼，又何必用自己的渺小的叹息、伤感、牢骚来进一步毒化生活呢？我对及时归家，绝无他话的穆敏老爹致以庄重的敬礼。

一九七○年我们公社搞“斗批改”，搞“清理阶级队伍”，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穆敏老爹被吸收为宣传队员，进驻公社机关，抓公社机关的运动。老爹每天穿戴得整整齐齐，两个风纪扣全部系紧，手提一个儿童用的鲜红的塑料书包，内装他不会读的“语录”及“老三篇”，按时去上班。

说起红书包也够好笑的，当时推广部队搞“红挎包”的经验，人家所说的“红”，是指政治思想，指包里装满语录、宝书、宝像。当这个经验翻译成维语并在我们公社贯彻的时候，变成了红颜色的包包，结果，大队统一从伊宁市买了上千个小学生和幼儿园大、中班孩子用的小巧玲珑、鲜艳夺目的红塑料包，发给这些留着络腮大胡子的维吾尔农民携带，返老还童、如嬉如戏而又毕恭毕敬，实在别有一番风貌。后来别的队也买，搞得幼儿与小学生用的书包脱销。

我问老爹：“您去揪阶级敌人了么？”答：“有就揪，坚决斗争。”问：“您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了？”答：“我让他们念报，念完了我就说，要拥护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大家的事大家做，谁也不要松懈。”问：“这样念念报就算搞了斗、批、改了么？”答：“别的事有队长、组长、党员们做主，我听着，看着。”问：“您看这个‘清队’搞得怎么样啊？”答：“老王，唉，这您也要来问我么？您这就不对了，我正要问您呢！”

我们俩相对苦笑。

这一年我的情绪很不好，放眼祖国，满目疮痍，思前想后，阴云迷雾。然而老爹是镇静的，他用他的语言劝慰我说：“不要发愁，呵，无论如何不要发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国王’‘大臣’和‘诗人’，没有‘诗人’的国家，还能算一个国家吗？您早晚要回到您的‘诗人’的岗位上的，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在维吾尔语里，“诗人”比“作家”更古老也更有一种神圣的意义。维语里“作家”与“书写者”是一个词，你说一个人是作家，他还可能以为你是记工分的记工员呢。然而只要一提诗人，就都明白了。

老爹的话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安慰。

这一年，队上要求老爹去庄子盖房。因为根据农田水利和新居民点建设规划，我们队的全部社员应该迁移到伊犁河沿的庄子去，而且我们的这个小院，位于设计中的一条笔直的辅助道路的必经之处，小院应该拆掉，非拆不可。

穆敏老爹欣然接受了这个方案。阿依穆罕大娘却紧锁双眉，长吁短叹。她带着哭音说：“我在毛拉圩孜这个地方整整生活了五十年，这里买东西、看病、乘班车都方便，我为什么要到荒凉的伊犁河沿去呢？”

“唉，老婆子，咱们大队四个队的新居民点修在伊犁河沿，只有三个队居民点在毛拉圩孜的公路旁。现在，庄子也已经有了供销社、医疗站、银行和学校。队里将要给我们九分住宅地，还为我们打好房基，工、料都支援我们。在那边我们会有几间大房子和大园子，奶牛和毛驴在那里也会吃到更多更鲜的青草。上工、打粮、开会都更近了……您却不愿意去，您不是傻了吗？”

队干部又来反复动员，阿依穆罕大娘只好同意迁移。她私下对我说：“我也知道老头子的心，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和土房子，毕竟是我的前一个丈夫留下的遗产，他住着，有心病。他早就想到庄子去了，那里的一切，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给的呀！”

没等到他们搬家我就离开了他们，到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地区的文教“五七干校”进修深造去了。

一九七三年我回伊犁搬家，得知阿依穆罕大娘因为眼疾在伊宁市住了医院。在医院里，穆敏老爹悲伤地告诉我，他们是在一九七一年夏拆掉了我们住过的土房和小院搬到新居民点去的。阿依穆罕从迁到伊犁河沿去以后，处处觉得别扭，不顺心，无法适应新环境，一夜一夜地不睡觉，总是想着毛拉圩孜、公路、我们的小院和土屋。终于，想出了病，把眼睛都想瞎了。

我几次找医生，医生对老妈妈的眼疾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也许是不屑于对我说。我又不是大娘的直系亲属。

我给大娘买了些水果，买了些点心和牛奶糖，喂大娘吃。大娘说，入院时她还能看见一点光亮，住了一个月院以后，干脆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娘指着自己的胸口说：“这里头像火烧一样，烧得我都熟了啊！”

住院已经没有意义。老爹赶着毛驴车，拉着双目失明的阿依穆罕回家。由于阿依穆罕对于毛拉圩孜旧居的思念，老爹用庄子上的新房，换了一间旧居旁幸存的更加破烂矮小的房屋，他们住到那里去了。一九七九年夏天，阿依穆罕老妈妈长眠在那里。

维吾尔人的男女有别、男女分工是搞得很清楚的。男人都不会料理家务。阿依穆罕去世以后，穆敏老爹的生活非常混乱狼狈。队里的几个领导都很关心，帮助说合，从一九八○年，穆敏老爹便把另一个生产队的一位老实巴交的孤老婆子接到家里，两个人合作过日子。老爹已经老迈，不再下田劳动，他和另外一个老汉看管新修缮的清真寺。有时，他在前兵团农四师工程处路口卖一点沙枣和莫合烟。逢年过节，队里给他们送点油、肉。新的老两口，仍是和睦度日，相濡以沫。一九八一年我去看老爹的时候，见到了这位矮个子、扁圆脸，说话口齿不清的老大妈。老大妈几乎用同样的程序和姿势烧茶铺桌款待我，但那茶（请这位大妈原谅我）我喝着味道索然，整个家，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写起伊犁的人和事来，没有什么人比房东二老更叫我觉得熟悉、与我关系更亲密、更能牵动我的心了。在我成人以后，甚至与我的生身父母，也没有这种整整六年共同生活的机会。然而，我几次提笔都写不成，他们似乎算不上什么典型，既不怎么先进，也不奇特、突出。甚至写个畸形人物也比他们好写，说不定更吸引人。

然而不知为什么，虽然我早已远离伊犁，虽然这些年我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下与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和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虽然我由衷地欢呼和拥抱这新时期，包括我个人的新的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一想起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老妈妈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觉得如果说我二十年来也还有点长进，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沓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特别是穆敏老爹，他虽然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却具有一种洞察一切的精明，和比精明更难得的厚道与含蓄。数十年来我见到的各种人物可谓多矣，但绝少像老爹这样的。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尤其是当我听到各种振聋发聩的救世高论，听到各种伟大的学问和口号，听到各种有关劳动人民的宏议或者看到这些年相当流行的对于劳动人民的嘲笑侮弄或者干脆不屑一顾的时候。

遵照巴尔扎克的不朽传统，我本来应该在本篇的起始好好描写一下小院的风光的，但是……那就把这小院风光的回忆，放到这篇小说的最后部分吧。

推开由三块长短不一也不平整的木板钉起的门，先看到一个大大的打馕的土炉，新疆俗话叫作馕坑的。遇到打馕的时候，这里会冒出熊熊的火焰和团团的黑烟白烟。土炉旁便是低矮的土屋的唯一的采光用的玻璃窗，这个窗子是打不开的，换气全靠门缝。小窗子的玻璃还是两半截接在一起的，尘土和油烟使玻璃变成了褐黄色。

靠近院墙栽着三株白杨，白杨脚下是一弯渠水。渠水的另一面是搭起的架，头几年种南瓜，是南瓜架，后几年栽了葡萄，便有了葡萄架。秋天葡萄成熟的时候，常常有鸟雀来抢吃葡萄，还有一种野蜂，隔着葡萄皮吸吮葡萄的甜汁。被野蜂吸吮过的葡萄变得又小又蔫，但这种又小又蔫的葡萄仍然可以吃，而且我以为并不难吃，被野蜂吸吮剩余的那一点汁液显得更加黏稠甘美。为了惊吓和驱赶肆无忌惮地吃葡萄的鸟雀和野蜂，穆敏老爹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马头的骷髅，骷髅挂在葡萄架上，它或许能起稻草人的作用？

再往后面走，便是一个小小的园子，有五棵苹果树。一株叫作冰糖果，甘甜早熟，但品质松软。一株叫作二秋子，高产，色红艳，酸甜，属于大路货。这株二秋子非常高大，枝叶茂密，老妈妈生前一下午一下午地喝茶便是在这株二秋子树下。我推测，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辰是在这株果树下面度过的。有一次我的爱人到毛拉圩孜来做客，阿依穆罕与她握手问好以后就不见了，我们正在奇怪，忽然头上二秋子的枝叶簌簌地摇了起来，红绿怡人的二秋子苹果落了一地，有的苹果砸到了我们的脑袋上，叫人喜盈盈的。抬头一看，大妈原来轻巧地上到了树上，她正站在树杈上为我们摇苹果呢。

其他三株是夏柠檬、秋柠檬和一株最后因为病害终于砍掉的阿尔巴特冬果，那苹果结得比拳头还大。

春、夏、秋三季，树上都有许多鸟。每天早晨天不亮，多声部的鸟鸣就会把人吵醒。特别是春天，那鸟儿的叽叽啾啾，吱吱喳喳，嘀嘀哩哩，咕咕噜噜，令人心醉，令人忘却一切烦恼，惊异于这个世界的鲜嫩、明亮、快乐和美丽。

我初到伊犁的时候曾经写过几句旧诗，算是我们的小院的即景，题目就叫作《即景》：

濯脚渠边听水声，饭茶瓜下爱凉棚，犊牛无赖哞哞里，乳燕多情款款中。

现在，小院小园果树没有了，土房土炉葡萄架与白杨也没有了，这里是一条笔直的黄黄的土路，通向二生产队的大片苜蓿地。一九六五年我初到庄子劳动时，一次大雨中曾在这块苜蓿地里迷了路。这条道路并没有多少车马行人，一九八一年我看见这条路上的每一条车辙、每一行蹄印，以及人的脚印和狗爪、猫爪和鸡爪子留下的印迹，都还清晰可辨呢。

1984年3月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