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我觉得老爹说得太简单也太常规，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政治局势，是很难用简单的常规来判断的。

一九六六年这一年伊犁风调雨顺，不但水田里的冬麦打得多，山坡地旱田里的春麦也一车又一车地拉不完。种旱田春麦本来是撞大运的事，有时候颗粒无收，有时候只收回种子，但这一年的旱田麦子据老年人说创造了三十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收完了以后，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各族同胞，都是些“自流人员”吧，汉族人是从关内“自流”来新疆的，维吾尔人是从南疆“自流”来伊犁的。他们到山上去捡拾丢在地里的麦穗，一麻袋又一麻袋地扛下山去了。伊犁人欢迎春麦胜过冬麦，春麦磨出的面有劲，做拉面条又细又长又好吃。

这一年的玉米也特别好。豌豆、蚕豆、菜籽、胡麻，少量皮棉和收麦后复播的糜子，产量都超过了预计的。

然而丰产没有得到丰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从玉门关的那一面、从自治区的首府传过来，“天下大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不但被提出了而且被实践着。一直到十一月份落了雪，冬麦和春麦仍然有一部分堆在场上。冬天日照不足，无法晒场，只好让冰雪把麦堆封起来，说是等待第二年四月份解冻后地干了再继续打麦。春天继续打头一年的麦子，这在内地确也算是天方夜谭，连绵的秋雨以后大量麦子生了芽，这一年冬天整个伊犁，包括伊宁市的商品粮供应的全是芽麦磨的面，黏黏糊糊，馒头蒸两个小时仍然粘牙。

玉米也是一塌糊涂，我们队的队长还算不错，干脆把潮湿的、没有脱粒的棒子过一过毛重分给大家，要求各户用自己的热炕把玉米棒子烤干，按有利于社员个人的折算比例把连骨玉米折合成玉米粒，扣掉口粮，余下来的缴还队上，并根据你干燥、脱粒的劳动量给记一定的工分。这一冬，我和房东二老，一有空就用两个棒子互相搓着脱粒，倒也别有一番乐趣，填补了农村冬日长夜的空虚。

收获搞得这样混乱，决算也就可想而知。特大丰收的一九六六年，社员年终分配的水平却大大低于一九六五年。这时传来上级的一个美好的指示，一九六六年的年终分配，不准低于一九六五年的数字，否则，就是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你“一定不准”也罢，杀无赦也罢，反正就那么点钱。农村干部对执行这一类指示早有经验，他们找了一些高明的人拨拉算盘，改变了一些统计计算百分比、计算劳动日平均值的办法，最后三算两算，六六年的分配果然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但是穆敏老爹只分到了八十块钱，去年是一百一十块，究竟是八十块钱多还是一百一十块钱多呢？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使穆敏老爹感到困惑，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夜晚共同在热炕头上搓棒子粒的时候，闲谈到了这个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照例做了一个特有的鬼脸，咕哝道：“硬说分八十块钱比分一百一十块钱多，骗三岁的孩子去！”

穆敏老爹笑眯眯地劝慰老太婆：“不要这样说嘛，请您不要这样说！”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相对论”的事例。

他说：“从前有一个小孩去买骆驼，他问骆驼贩子：‘一峰骆驼多少钱啊？’回答是二十块钱。‘大大，大大，我们买一峰骆驼吧，只要花二十块钱。’他对他爸爸说。‘不，太贵了，我们不买。’他爸爸说。第二年，骆驼贩子又拉着骆驼经过他们家门口。‘好孩子，去问问卖骆驼的大哥，一峰骆驼要多少钱。’孩子问了，生着气跑回来，‘大大，大大，大哥说一峰骆驼要一百块钱。’‘呵，真便宜呀，快叫住卖骆驼的大哥，我要买一峰骆驼。’‘大大，大大，去年一峰骆驼要二十块钱，您说是太贵了。今年呢，一百块钱了，您却说真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问。孩子的父亲捋着胡须回答说：‘噢，我的亲爱的好孩子，去年我没有钱，二十块钱也是太多了。今年我有了钱，一百块钱也算不了什么。你明白了吗？’”穆敏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得意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我，似乎在测验我们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阿依穆罕大娘好像没有听进去，她务实地叨念着：“你的棉衣要买新的了，我的皮靴也坏了，我们说好明年要盖房，打馕的土炉老是掉土，也该换新的了……劳动了一年只有八十块钱……”

我一下子摸不透老爹的相对论故事与我们生产队贯彻上级提高分配的美好指示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我隐隐直觉地品出来一点味儿，一点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宽容豁达的幽默感。我不由得笑了。

我的笑声似乎证明了老爹讲了半天并非对牛弹琴，他满意地唤着我的名字，哈哈地笑了。

当然，这样“提高”了的年终分配，也就不大能够提供购买晶体管收音机的刺激。老爹似乎忘记了夏天购买这种收音机的钢铁决心。我想，老爹的买骆驼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有助于说明这种决心的难以算数吧，是不是呢？

半导体的魅力的丧失恐怕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年秋天，半导体收音机在伊犁地区大量销售了，我们的公社的每个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队买的是真正上海产的美多牌的。物以稀为贵，一多，一普及，也就不神秘，不那么吸引人了。再说队里的收音机无人爱护，你也听我也拧，从早到晚响个不住，有时队部的人都走光了，队部的门锁住了，窗户也关严了，但收音机仍在屋里嗡着、响着、说着、唱着。唱也不唱帕夏衣仙的迷人的歌曲了，而是唱令维吾尔人莫名其妙的京剧样板戏和语录歌。电池用完了，没人及时更换，或虽想换却一时找不到现钱去买电池，于是把音量拧到最大，电压不够的喇叭仍不能正常工作，发出一种破锣似的噪音。有时不知道从哪里搜出一节电池，于是某个懂技术的热心人掀开收音机后盖，只换一节，另外三节照旧用。不久，废电池流了汤，把机件腐蚀坏了，天线拉杆也先是拔脱，接着便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尘土、油泥、汗污更是粘满了美多牌收音机的里里外外。这样，神奇的、清洁美丽发光的、精密细腻的收音机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说夏天我那位记者朋友昙花一现地带来的收音机像是天使，那么，我们队的这个收音机就像是陷入泥坑的娼妓了，穆敏老爹还怎么可能不忘情于彼呢？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辛劳、质朴的快乐与单纯的梦？反正不论“史无前例”也好，“横扫一切”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也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好，老爹和大娘总是一样地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求乐。春天，老爹砍了一株死桃树、一株长疯了的苹果树，搭上几根树枝树杈、秫秸和向日葵秆，总算在我们的小土房门前搭起了一个夏日茶棚。老妈妈便在这茶棚下砌起了土炕，修起了炉灶。砌灶改灶不但是老妈妈的一项任务，似乎也是她的一大乐趣，每年她都要拆这个灶，砌那个灶，垒这个烟囱，通那个火道。每个灶都砌得方方正正，见棱见角，而且是灶大腿小，有一种特殊的苗条秀气之感，说不定这种炉灶的长宽比例暗合什么维纳斯的法则或者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呢。

别看茶棚简陋，自从有了它，我们便尽可能地在室外喝茶、吃饭、谈心、夜话。从三月初雪还没有化尽，到十月底清晨已经见了冰碴，我们都在室外活动，夏天，更是直到深夜也舍不得进屋。小小的院落，小小的果园，小小的关也关不紧的屋门，仍然是充满了生活的温馨和生动。连小小的麻雀也喜欢停留在茶棚的枝杈上，或是干脆降落到离盘腿喝茶的我们不远的地面上，吱吱喳喳，一跳一跳地走路。而成双的燕子，经常款款地在茶棚上下飞翔，呢喃絮语。夏日，当把路边明渠的水引入小园内的毛渠去浇老妈妈栽种的少许辣椒、西红柿和茄子的时候，潺潺的水声更给我们这闲适的茶棚增添了新鲜的生趣。

搭起茶棚是房东二老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第一步。第二步，他们的计划是拆掉我曾住过的那间面积约四平方米的小库房，用这些材料，再加一部分木材和土坯，把我们现在一起住的这间大约有十二平方米的正房再接出一间来，这样，房子就有了里外间，达到了一般水平。城乡的维吾尔人，一般都至少有两间房，平常吃饭、睡觉、活动在外屋，里屋布置得尽可能整齐、高级一点，专门用于待客。

这样，房东二老便奋斗了两年。夏天，冬天，每天下工以后老爹都挖土和泥脱土坯，一直干到夜幕降临，满天繁星。当老爹“加班”的时候大娘也不闲着，她把冬季烧煤剩下的煤末子与黄土与牛粪掺和在一起，一团一团地抓起来，拽在院墙与牲口圈墙上，生人乍一进来，还以为满墙都贴着大坨的狗皮膏药呢。

秋天就更紧张了，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冬天是漫长的，在秋天要做好人畜过冬的全部准备。队里的生产也正是大忙季节。下工以后，还要去捆秫秸、打草，用毛驴驮回来，还要抓紧拉运麦草、麦尾子（碎麦草和谷壳，是很好的饲料），卸过冬取暖用的煤炭，收拾门窗，在门窗缝隙处钉上碎毡子以阻挡冬日或有的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

不论出现了怎样的“史无前例”的混乱，老爹的辛劳并没有放松过一丝一毫。他常常愤慨于社员劳动态度的稀松与对集体利益的漠不关心，他有时候悲哀地叹息：“不是大家都明白吗？如果都好好干不就都好吗？为什么你看着我、我盯着你，谁也不好好干呢？”他的这种劳动态度和对生产队的责任感使我非常感动。“穆敏老爹真是一个好人、好社员、好穆斯林啊！”我常常与队外的一些人这样说。但是我的评价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首肯。有一次在我称赞穆敏老爹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尖锐地反驳说：“我就不喜欢穆敏老爹，我们许多人不喜欢他。他太积极，他不懂得‘护民’。”“护民”这个词儿出自穆罕默德·阿麦德之口使我震惊，也使我迷惑。我第一次听到“护民”这个词，是在去新疆之前，一九六二年一次到京郊房山县陈家台去的时候，一个农村小姑娘批评他们大队的一位老军属模范“不护民”。谁想得到在地区、民族、性别、年龄完全不同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口中又出现了这个词的维吾尔语说法呢？我想起老爹干活不叫歇和拆掉“前科长”的非法占地的墙角的事情来了。难道这就叫作不“护民”吗？我不禁为穆敏老爹悲哀，捎带着也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悲哀，更为许多许多牵扯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情悲哀了。

在这几年的无休止的辛劳但仍然常常是快乐的岁月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房东二老似乎老得很快，当后接的八平方米大的里间屋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夏末用又细又弯的椽子和被虫蛀了的未曾刨平的薄板子架起了屋顶的时候，老爹和老妈妈与我一九六五年初到他们家时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老爹病过一次，眼睛深陷而两颊瘦削。他向队里提出辞去水利委员的职务，他老了，没有精力去抓昼夜三班浇水了。老妈妈呢，她的头发和牙齿都有新的脱落，做事也常常丢三落四了。

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老爹的宗教生活逐渐加强了。一九六五年的封斋月，他们并没有封斋，而且我也很少见到他做乃玛孜（每天的例行五次祈祷）。到了一九六八年，封斋与一天五次祈祷已经是一丝不苟了。由于我们已做到情如一家，无话不谈，我问过他这个变化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自觉体力不支，又生了一次病，愈来愈应该想想身后的彼岸的事了。

封斋期间，人们宰牛宰羊，无牛羊可宰的也要买一些肉。老爹和大娘每天白天不吃任何东西，连口水也不喝，天黑以后，吃一顿饭。由于饿了一天，骤然大啖会伤身体，所以一般是先喝一点清茶，吃一块小馕，垫补垫补，然后再吃荤菜荤饭。睡下以后，半夜三四点钟阿依穆罕大娘便起床做饭了，五六点钟天亮以前，老爹沐浴、祈祷，再吃一顿饭。为了白天不吃饭而能顶得下来，斋月期间饭虽只在黑夜吃两顿，但要求吃得好。维吾尔人中有所谓“挣一年，吃一月”的旧谚。

二老的封斋活动对我来说倒是并没有任何不便。凌晨那顿饭，老妈妈给我留着，我在天亮起床以后再吃。中午，单独给我烧一点奶茶。傍晚，和他们一起吃，这样，我的营养反而随着肉食的增加与伙食的改善而更加充分了。哦，慈母一样的维吾尔老妈妈哟！

一九六九年七月，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航天飞船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软着陆的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老爹。

“吹牛，瞎说！”老爹断然驳斥。

“这是报纸上登的！”

“报纸吹牛！”

“这是美国人宣布的！”

“美国人也吹牛！”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拍去了贺电！”

“他们受骗了！”

老爹的顽固简直不可理喻。

过了一会儿，他解释说：“《可兰经》上讲过的，月亮距地球的距离，骑上一匹快马，走四十年也走不完。”

我没有读过《可兰经》，老爹也没有读过《可兰经》，他不懂经文（古阿拉伯文），也没上过经文学校，我不知道是否《可兰经》上真有这样的论述。至于说骑上马，不论是什么样的千里马，走四十年也走不到月球上，我信。

我无法使老爹相信美国人的、也是人类的这一新成就。

但是第二天晚上他又主动提出了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他说，在下午的瓜地劳动中，“前科长”告诉了他同样的消息。

“如此说来是真的了。”他迷惑地、我以为是可怜地自言自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兰经》上明明说过的嘛。”

我说了，老爹不信。一个被他拆过非法占地的墙角，被他斥为心术不正的“前科长”一说，他就信了。我悲哀，但他终于信了，我高兴。

这天睡前，穆敏老爹的乃玛孜做得比任何一天都长，跪拜和颂赞“艾斯萨拉姆来依库姆拉赫迈德”，反复了不知多少次。

这一年的初秋，一天穆敏老爹带了一位长着黑黑的小胡子的高个儿的中年人回家，老爹是在买肉的时候与他搭话相识的。随着“文革”的轰轰烈烈开展，供应状况日益恶化，从国营肉铺和供销社，已经很难买到肉了，于是，一批黑市肉贩子便应运而生。这位小胡子是南疆人，由于家乡生活困难，来到富庶的伊犁地区，从私人手里买牛买羊，宰杀后卖肉，从中赚几个钱。老爹去买肉，和他闲谈起来，得知他是自己的同乡，便把他让到家里来。

阿依穆罕按照礼仪给南疆来的客人烧茶做饭。小胡子客人名叫卡斯穆，鹰钩鼻、粗眉毛、大眼睛、面色阴郁，说话口齿不清，进家以后盘腿端坐，不声不响不动。我看得出，阿依穆罕对他抱着一种隐隐的反感，对衷心欢迎的客人，她会热情得多、活跃得多地接待，遇到那种受欢迎的客人，老太婆说话的声音要比平常高出八度，细声细气，唱歌一样地致欢迎词向客人问安。而对卡斯穆的款待，她只是履行义务而已。

我也下意识地相当不喜欢这个人。他的阴郁呆板的气质，他的喀什方言味儿很重、大舌头且又结巴的发音，他的一动不动，他的对我的问候的僵硬的回答，以及他以一个“自流人员”、私商肉贩子（当时并不合法）的身份初次到这儿来就又吃又喝，而且穆敏老爹显然是准备留他在这里过夜，都让我从心底有点讨厌他。

但穆敏老爹对他不乏热情。他与他谈南疆的事情，谈英吉沙的匕首，谈喀什噶尔的无花果与阿图什的石榴，谈拜城的大米、阿克苏的核桃与库车的杏。卡斯穆对老爹提出的话题只能作出结结巴巴、含义不清的应对，但即使这样的谈论也令老爹感到某种满足。原来这些地方卡斯穆都到过，有时候坐车，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毛驴。他有家有业有妻有子女，家在岳普湖的上阿瓦台，但他很少在家，一直是南来北往，东游西串，凭手艺（他会屠宰、鞣皮、擀毡、编席、修理靴鞋、理发，还学了一点维吾尔民族医的诊断处方知识，也算半个江湖郎中）赚钱。“其实也赚不到几个钱，我孤身一个走南闯北，没有户口，买黑市粮，找不到借宿的地方还得住小店，开销太大。等回到上阿瓦台，我把剩余的钱的大部分缴到队上，队里按一块钱五十个工分给我记上工分，这样，才给我的妻儿老小供应口粮，最后就剩不下几个钱了。”他郁郁地说。

“那您何必跑出来呢？您在家，安心参加队里的劳动不好吗？”我客气地用着第二人称尊称“您”，却是不客气地问道。

他垂下眼睑，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这是维吾尔人用沉默来表示不喜欢某个话题或不同意某种观点的相当标准的表情。许多年后我了解到，美国人和一些欧洲人也是常常使用自己的“保持沉默”的权利的。

卡斯穆有什么隐痛吗？还是有什么“问题”？我不能想象在搞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竟有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完全游离在社会之外、组织之外、“革命”运动之外。

阿依穆罕对这些谈话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本来是看不出老爹是南疆人而大娘是本地人的。老爹早在三区革命以前就到伊犁地区来了，生活习惯、口音、各个方面，老爹都已经北疆化、伊犁化、“他兰契”化了（他兰契是对清代伊犁地区来自南疆的维吾尔移民的一种特殊的称谓）。但在不速之客卡斯穆到来的时候，老爹与老太婆原籍不同所造成的某些差异，便暴露出来了。

我想，故乡和童年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老爹和卡斯穆谈起南疆的时候，泪光一亮一亮的，这就是故乡和童年那永远不会磨灭的余晖啊！

老爹向卡斯穆打听一个人，我没有注意听。卡斯穆表情呆板，一声不吭，既不说他知道也不说不知道。过了足足有一支烟的工夫，卡斯穆忽然结结巴巴地说：“嗯，有这么个人，这个人还有呢！他不在喀什了，他现在在和静县的毡靴厂当技术工人！”

“呵！我的弟弟活着！”老爹喊了起来，喊得老太婆直翻眼。

老爹是在父母双亡以后离家到北疆来的。来到这儿以后，他孤身一人。阿依穆罕在这里亲戚非常多，来往也很频繁，而穆敏老爹似乎完全是孤家寡人。他说过，唯一的亲属是他有一个异母弟弟，比他小二十多岁，他离家时仅仅两岁的异母弟弟被他继母的一个亲戚所收养，三十年来音信全无。

过去他给我讲这个弟弟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在意，以为那只是在阿依穆罕的亲戚来来往往的时候老爹自觉寂寞中的自慰罢了。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也是有亲属的，虽然这个亲属只存在于老爹的口头上，实际上毫无现实性可言。

和卡斯穆谈话第二天，穆敏老爹毕恭毕敬地把他素来不喜更不敬的穆罕默德·阿麦德请到家里来代写家书，给他的莫须有的弟弟。我很抱歉，因为到一九六九年虽然我已能相当纯熟地说维吾尔话和读维吾尔文，但我写不了。而且我打心里完全不相信从一个偶然相遇的卖肉的卡斯穆那里信口一问，用这种瞎猫碰死耗子的办法就能够找到失落多年、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弟弟。卡斯穆的身份使我怀疑他是个骗子。在帮助穆敏老爹“找到”弟弟以后，老爹对卡斯穆更热情了。未经阿依穆罕和我同意，他已邀请卡斯穆每晚到我们家住宿。我已经与房东二老同吃同住同劳动到了第五个年头，对于是否留宿卡斯穆，我似乎也不无发言权。

但穆罕默德·阿麦德与老爹同样，对卡斯穆的话深信不疑。而且老爹郑重地请他来帮助写信，使他自尊心得到满足。他写信很卖力气，态度又和蔼，看来，对老爹“不护民”的批评已经大大钝化，与老爹的感情隔膜消除了许多。

与我对卡斯穆的不信任相反，二十余天后，老爹收到了来自和静县毡靴厂的小弟弟的复信。复信显然是请一位老秀才式的人物写的，因为信的开始大大转一回文：

“……谨向我的居住于伟大祖国的钢铁边陲、富饶美丽的绿色的四时宜人的伊犁河谷、并在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光辉与慈祥的笼罩下、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同时在通向人间天堂的金桥毛拉圩孜人民公社度过着幸福的日子的失散多年的阿哥，我的可敬的勤劳的贤惠的与慈爱的嫂嫂，与来自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伟大的北京的汉族大哥老王同志致以萨拉姆，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快乐吧？并问候桑妮亚妹妹及……”

他开列了一长串名单。凡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代笔的信上提到的与老爹有关的人物，他都问候到了。顺便说明一下，维吾尔人只重视年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