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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穆罕大娘的故事我已经听她说过几次了，但是，一遇到砖茶断绝供应的时候，她就要回顾这一段。也许，这回顾和叙述自己的痛苦，其味也如饮苦茶吧？
“可那一年流行瘟疫，我爸爸，我妈妈，我的两个姐姐，我的丈夫和我的小儿子……都死了，胡大把他们的命收回去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老王！”
“如果医疗条件好一点……”我小心地说。
“也许……那时候伊犁也有医院……我的孩子陆续死光了，只剩下了桑妮亚。桑妮亚是艾则孜哥的前妻生的。我嫁给艾则孜哥的时候她才一岁，然后我成了桑妮亚的妈妈，我给她做饭，我哄她睡觉，我抱着她……”
大娘的回忆充满感伤，我也感动了。只是有一点，她和她的继女桑妮亚的年龄我怎么也算不对。如果阿依穆罕是十五岁结的婚而当时桑妮亚一岁的话，那么阿依穆罕比桑妮亚大十四岁。如今，桑妮亚自称是三十三岁。那么阿依穆罕只有四十七岁，显然不太对头。桑妮亚已经有五个孩子了，但长得结实、苗条、不显老，她很可能少说了两岁，比如，她可能是三十五岁。阿依穆罕大娘呢，也说不定记错了自己结婚时的年龄，恐怕也还要加上两三岁。那么，她不仅是超过了四十九，说不定是五十三岁左右了。
“……直到土改以后我才和穆敏结了婚。艾则孜哥死了以后，为了将桑妮亚抚养大，我守了十几年的寡。土改那年，我先把她嫁了出去，我把艾则孜哥留给我的产业差不多全给了她，只留下了这个小院和这一间小房，这原来只是大院的一角。你住的那间小贮藏室是穆敏后来盖的。我本来不想再结婚的，乡长和工作队长都来说合。我知道穆敏是个好人，他下苦（扛长活）几十年，又整整当了七年民族军的兵，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没结过婚。他不愿意别人说他沾了女人前夫的光。”
于是明白了为什么桑妮亚家是那样的高房大院，而穆敏老爹这里是这样寒酸。
“……我与穆敏结婚以后，又生过两个孩子。”阿依穆罕继续说，“我不是不生孩子的女人，我生过，我有过。”阿依穆罕的声音激动得颤抖，眼里充满了泪水，“两个都是儿子，头一个出世三天就去了，死得像一只小猫。第二个孩子长到了一岁半，他会叫大大和阿帕（妈妈）了。我是生过六个孩子的母亲，但是现在，我生活着，像一个不会生孩子的人，那些不生孩子的女人，人们都讨厌，自己也讨厌……”
“也不能这么说……”我无力地劝慰着。
“不，我不这么说，唉，老王，我从来没有这样说。命是胡大给的，胡大没让他们留下，我们又说什么呢？这不是，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妈妈，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有茶。穆敏总是给我买茶，不管他怎么发脾气，骂我，嫌我茶喝得太多，他一定会给我买茶来的……而且现在有了您，您也给我买过好几次茶了……”说着，她宽慰地笑了。
阿依穆罕的信赖是没有错的，她对穆敏的信任使我这个旁观者也感到温暖。这天半夜穆敏回来的时候带着半板子茯茶。他仍然是半夜来，天亮前走的，我睡得死，既不知道他来，也不知道他走。只见到第二天阿依穆罕眉开眼笑地大把抓着茶煮。这天的茶让人觉得特别有味，虽然我不理解茯茶怎么可能弥补父、母、孩子都不在了所留下的空白。
在这个繁忙的暮春和初夏里，穆敏老爹每天没日没夜地操持着队里全部农田的浇灌工作，有时一连几天见不着他，有时他回来睡上两三个小时，吃上顿饭，又匆匆走了。我问他：“您的睡眠不足啊，老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笑一笑说：“人就是这样子，愈睡，就愈松松垮垮。从小，爸爸是不让我睡多了的，每天天不亮，在我睡得最香的时候，爸爸就要把我叫醒。这样，就惯了，我从来不会睡得太多。”
他又补充说：“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对于我们浇水的人来说，夏天，在哪里不能睡觉呢？有时候我靠着墙坐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这就是一觉。马就是这个样子的。老王，你可曾看见过马躺在地上睡觉？马不是小猫，它从来不会盘成一团，卧在火炉旁。一匹老马，站在那里，忽然闭上眼睛，又睁开了，这就是睡觉了，这就算是睡了一觉啊！”
我点点头，他的关于老马和小猫的比喻，使我悚然心动，而且带着惭愧。
然后是夏收大忙季节，然后是给麦茬地普遍浇一次水和伏耕，据说经过保墒晒土的伏耕以后，土地的肥力会大大提高。然后是玉米授粉期的灌溉。然后是苹果熟了，哈密瓜熟了，西瓜熟了，大家到果园吃果，到瓜地吃瓜，记上块儿八毛的账，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瓜果运到家。
老爹忽然不上工了，他说是要脱土坯、挖菜窖、修厕所，搞几天家务。但一连三天过去了，他一动也不动。他说要休息，但既不进城（伊宁市）游玩，也不在家睡觉，每天只是从早到晚坐在三块板钉起的院门前的土台上，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他的表情是忧郁的，遇到别人和他打招呼，他谦卑地短促地一笑，但那笑容挺苦，叫人觉得难受，就连说话，他也是懒洋洋的。
“老头子没有精神。”阿依穆罕告诉我说。
“没精神”这句话在维语里可以当生病解，也可以只是当作不振作解。我便关切地问候老爹：“您是生病了吗？要不要到卫生院去看看？”
穆敏似乎不太高兴，他说：“动不动就说生病吗？坐上一会儿就是生病吗？”
我抱歉地笑着说：“那最好，没有病最好。”
他好像也意识到刚才的不快并没有多少道理，转过身来，向我解释说：“人的精神嘛，一天会是好几样，一年会是好几样，一生嘛，更是一个样子又一个样子。这几天，我只觉得我非常懒散，松松垮垮。”
“那您好好休息一下吧。”
“这不干休息的事。每年我都要这样的，我在想，我想啊，想啊，想……”
“您想什么？您有什么发愁的事吗？”
他犹豫了一下，好像在考虑该不该告诉我，然后他严肃地说：“我在想死。”
我吓了一跳，连忙问：“您在想死？您想死做什么？”
他悲哀地笑了：“小时候大人告诉我的，清真寺里的阿訇告诉我的，如果我们是好人，我们每天都应该想五遍死。做五次祈祷，就想五次死，夜间，更应该多多地想到死。”
“为什么呢？”我惊异地问。
“唉，老王，亏您还是个知识分子！”他遗憾地摇摇头，“人应该时时想到死，这样，他就会心存恐惧，不去做那些坏事，只做好事，走正道，不走歪道。难道您不明白吗？难道您就没有想到过死吗？”
“很少想。”我摇摇头，“但我也不愿意做坏事。”我又补充说。
老爹浅浅地一笑，和解地说：“当然，你们是汉族，你们不是伊斯兰教徒。”
第四天，老爹仍旧没有去上工。阿依穆罕催促说，即使他既不去上工又不去脱土坯，他至少应该赶着毛驴去麦场，驮两口袋麦草回来。库瓦罕家已经卸了一车麦草了，而老爹还没弄回一根麦草来。
阿依穆罕讲得入情入理，要求又不高，老爹笑嘻嘻地答应了。当他在驴背上放了两条带补丁的空麻袋和一根长绳，赶着驴出门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
老爹一走去了五个小时，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面色红润，气喘吁吁，两只眼睛瞪得又圆又亮又大，说话声音洪亮，与前几天那种痴呆抑郁的样子判若两人。“怎么弄两麻袋麦草就用了这么长时间？”老太婆边埋怨，边质问着，“我们烧开了茶，等着你，等了一个多小时，瞧，把老王都饿坏了！”
“我和人吵架了。”老爹笑嘻嘻地说，他把眼睛一眨一眨，包含着四分惭愧、六分得意。“我走小路去庄子的麦场，正碰到我们的前科长、玛衣努尔的爸爸在打院墙，我发现他的院墙侵占了道路，比原来的院墙往外扩展了十五厘米，我给他提出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骂我。”说到这里，他皱了眉头。
“什么，他骂你？”老太婆马上扬起眉毛，一副同仇敌忾的神气。
“我和他吵了起来……我叫来了许多人……大家都批评他不对，支持我……后来，当着大家的面，也当着‘科长’的面，我抄起一把砍土镘，把他已经打起来了的墙根，全给他拆了……”
“傻郎……管那么多……”老太婆拉了拉上唇，转而批评起穆敏老爹来了。
“什么？你想想，不管怎么行呢？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要有人管呢！如果没有人管，人们会走到什么道路上去呢？事情会办成什么样子呢？所以要有政府，所以要有党。党每天都教育我们，教育了十几年了，‘科长’还是这样自私自利，如果不教育了，那还怎么得了！”
“哼……和‘科长’吵架吵了五个小时？”老太婆并不想与穆敏辩论，便提出了新的疑问。
穆敏轻轻一笑：“我帮着场上的人装车来着。”
“装车？”老太婆惊呼了一声，“你不是接连几天没精神吗？”
“谁知道。反正扛起麻袋来，似乎精神好了一点。”
“场上有场上的人嘛，你去扛什么麻袋！”
“几个年轻男女在一起，打打闹闹，叽叽咯咯，不好好干活。粮站的卡车开到了场上，硬是磨磨蹭蹭，不快快地给人家装车。我看不过去，便去扛麻袋。”
“可你今天是歇工的啊！这工分怎么算呢？”
“工分有什么用？这不是我拿回麦草来了么？这就是工分啊！”
“你不扛麻袋，不是照样可以拿麦草吗？”
“噢，你不出工，也不开会，你简直什么也不懂。你去拿麦草，你能到那里拿起麦草就走吗？歇工，你也是社员呀！我还是老农，是委员……”
“真积极……”老太婆咕哝了一句，不再吭声了。
这天晚上，新华社新疆分社驻伊犁记者站的一位同志到毛拉圩孜公社来看我，在这样的年月能有人来看我，我是很感激的。
这位记者同志带着一台牡丹牌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一九六六年夏天，伊犁地区还很少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公社更是从来没见过。当喝过晚上的那次清茶，把“牡丹牌”放在小小的炕桌上，对准新疆的维语台，放送出维吾尔语的新闻和音乐节目的时候，穆敏老爹和阿衣穆罕大娘都惊呆了，四只眼睛都瞪得圆圆的，屏住了呼吸，看看“牡丹牌”又看看我，再看看那位身材瘦高的记者同志，显然，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帕夏依仙！”老太婆喊了起来。收音机开始播放帕夏依仙的歌曲，帕夏依仙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她是原水定县人，离伊犁四十多公里。
“可这里……没有电线，没有电呀，它怎么出的声音？”老爹颤抖着声音问。
“有电池。”我回答。
“可电线呢？没有线，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把我绕住了。看来，老爹是依据对有线广播的理解来理解晶体管收音机了。我应该告诉他，在无线电收音机里，电线只起着接通电源、提供能量的作用，因此用电池的直流电同样可以起这样的作用，而转换成声波的无线电磁波，并不需要借助电线的传导，便可以自天而降到我们这个不需要上锁的小院里。但是，我完全不掌握物理学、无线电方面的维语词汇，何况我对收音机、广播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我虽然结结巴巴说了半天，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的话。
我的记者朋友虽然不懂维语，但从我们的表情和手势上也大致知道了谈话的内容，他便把半导体翻转过来，然后把收音机背面的塑料壳子取了下来，这样，四节二号电池、密密麻麻的各种颜色的元件和线路，以及小小的银灰色扬声器，都暴露在房东二老面前。
“斯——大（啊哟）！真有本事！真能干！”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赞叹，好像在他们面前不是打开了一台收音机，而是打开了一个活人脑壳。他们问：“这是上海出产的吧？”
“上海，当然是上海。”我回答说。伊犁人对上海是很崇拜的。当我在伊犁河谷农村生活了一年多以后，提起上海，我也有一种由衷的景慕向往之情，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上海，表达了这种共同的对工业文明的敬意。其实，很快我就发现，我搞错了，牡丹牌晶体管收音机并非制造于上海，而是产自北京，但我始终没有更正。为什么呢？也许我直觉地认为，在伊犁，把上海抬得高高的，是一件好事吧？
我的记者朋友走了以后，我连打了几个哈欠。能吃能睡能劳动的“三能”方针对于下乡锻炼改造的人们来说，不失为一个正确的方针。我的哈欠传染给了大娘，她也捂住嘴打起哈欠来。但是穆敏老爹兴奋万分，他的眼睛比平日睁得大了许多，他不准大娘把炕桌收走铺褥放枕，而且下令让大娘再烧一壶茶。“我有话要和老王谈。”老爹说。
“傻郎，这么晚了还烧什么茶！”大娘自言自语咕哝着，做着鬼脸，但还是遵命去办。
我等着穆敏说话，穆敏却不言语，他紧皱着双眉，显得眉骨更加凸出，眼窝更深，他似乎陷入了严峻而又苦恼的思索之中。
他的表情使我为之一震，他究竟要和我谈什么非同小可的话题呢？我的睡意全消了。
他几次要说话，几次又把话咽了回去，如是过了大约五分钟，他说：“你请听着，老王。像半导体收音机这种东西，它的制作方法是写在书上的，对吧？”
我不知所云地点了点头。
他有点兴奋：“是的，阿訇们早就讲过的，世界万物，飞机大炮，轮船火车，机床高炉……一切种种，都是写在书上的，你找到了书，按书上写的办法去做，就什么都造出来了。”
“什么书？书是人写的，是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写的呀！”
“不，不，不，老王，你不懂。”老爹笑起来了，似乎发现了我的无知并确证了他的信念的正确，“那科学家、技术员他们读的书又是哪里来的呢？经验？难道凭经验可以造出半导体收音机来？帕夏依仙在乌鲁木齐唱歌，你在伊犁就能听到，谁有这样的经验？”
“科学家们读的书，是前辈科学家们写的呀！再说，经验是慢慢积累，慢慢提高的呀！”谈这么深奥的问题，我的维文词汇不够用，便结结巴巴起来。穆敏老爹似乎认为我的结结巴巴是理亏的表现，是他的理论已经把我击败的证明，他高兴地捋着胡子笑了起来，眼珠一闪一闪：
“所有的书，都要有所本嘛！”
“圣人们写下了如何制造万物的书，这些书有的藏入了山洞，有的沉入了海底，人们陆陆续续地发现了这些书，便造出了万物，难道不是这样吗？老王！”
“纯粹是胡言！”我喊了起来。老爹的“理论”是这样荒唐，而他的态度又是那样傲慢，还有我的不听话的舌头和捉襟见肘的维语，使我激怒了：“您知道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技术？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历史？如果这一切都现成地写在书上，还要科学家干什么？还要美国的爱迪生、法国的居里夫人、英国的瓦特、俄国的罗蒙诺索夫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您知道吗？如果书是藏在山洞海底的，那么应该是一些猎人、渔人、探险家、登山运动员去当发明家和科学家了，然而，又有哪个人打猎打成了发明家呢？”
估计我的话老爹最多听懂百分之四十，老太婆大概只能听懂百分之一二三，但老爹显然已经被我的雄辩所压倒，目光暗淡地垂下了头，而且重复着我所说的“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我举出的爱迪生、居里夫人、瓦特和罗蒙诺索夫，也比他所说的更切实具体，他的表情是慌乱和惶惑的。
阿依穆罕大娘和解地说：“对嘛，对嘛，老王说得对嘛，他说什么来着？法国？法国比南疆还远吧？法国的科学技术好得很哪！”
老爹没有言语，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依然是含笑的、从容不迫的和胸有成竹的了。他说：“您说的那些国家，就是欧罗巴吧。听说欧罗巴的科学和技术是很先进的，比苏联还先进。”
我正考虑着怎么解释清楚有关几大洲和几大国的地理概念，只见老太婆向老爹挤了挤眼，并且插嘴说：“还是我们的中国好！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愈来愈进步了！我们比欧罗巴好！也比苏联赫鲁晓夫好！再有就是斯大林好！当然，毛主席最伟大，最好！”
原来阿依穆罕的政治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她的插话不仅对于老爹是必要的，我听了以后也觉得踏实了些。当然，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对于世界科技发展的讨论是以牢固的爱国主义信念为前提的，阿依穆罕的补充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我连忙点头称是。
这一晚上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关于世界政治形势，关于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关于塑料是用什么做的，关于火车是什么样子与为什么火车能拉那么多东西，关于广播、电视、电报和电话，关于熊猫、大象、犀牛和金丝猴，关于黄金究竟有什么用和为什么值那么多钱……老爹的求知欲和对待知识的严肃思考令我大为吃惊。当我的回答所提供的信息与他过去所持的观念乃至思想体系相左的时候，他认真地、可以说是苦苦地掂量着、思索着，非要弄出个究竟来不可。阿依穆罕大娘坐在旁边，最初还搭讪几句，慢慢她睡着了，灰白的头发垂到了眼睛上，但老爹仍然兴致勃勃。我几次劝老爹睡觉，并指出大娘已经睡着了，但老爹不以为意。终于，我再也坚持不住了，站了起来，老爹也长叹一声，说道：“世界上的事，太麻烦了！……我们要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让老王帮我们挑选。你说对吗？老婆子？”
阿依穆罕睡眼惺忪地咕哝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钱？空话。”
“不，我们一定要买，坚决，绝对，非买不可！”然后他转头向我再次宣布：“我要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您听见吗？”
“当然，一定的。”我完全同意。
“老王您今夜就睡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吧，不必回那间小土房去了。”老爹又说。
这一夜的睡眠是不安的，半导体收音机似乎把一股热浪带入了这个简陋的小院、这间歪歪斜斜的土房子里。夜半，载重卡车从院门前公路上驶过，马达声突突，车轮轧过地面发出闷雷般的响声，整个土屋和小小的窗户都随着颤抖，遥想那养鸡而不捡蛋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的旧话了。
凌晨时分我睡得正香，依稀听到院外有人叫：“穆敏哥！穆敏哥！”然后是一连串响动，我想睁眼，却睁不开。
醒后才知道，是住在大队部后院的一个叫作奥布尔的农民死了。奥布尔正当壮年，不过五十岁上下，浑身黑如漆炭，素以强壮、能干著名。他有个小儿子，也是黑黑的，聪明伶俐，会说汉话，还认一点汉字。说是他昨夜一阵心口疼，儿子给他套了驴车，准备送他去医院，没等抬上驴车，他就断了气。
穆敏老爹是全村著名的行为端正、奉公守法、热心公益，同时恪守伊斯兰教的戒规的德高望重人物之一。全村只要有丧事，都来找他，他也特别热心地去帮忙，甘尽义务。洗尸、裹白布、诵经、做乃孜尔（祝祷的一种）、直至送葬，老爹面容严肃地忙活了好几天。“人嘛，人啊！”这几天，他沉默寡言，只是偶尔发出关于“人”的叹息，远在“人啊，人”“啊，人”之类的短语风行之前。
秋后决算的季节来到了，老爹没有再提买半导体收音机的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已经波及了伊犁，波及了我们公社。看到公社党委书记被揪出来，大队支部书记被封为“资反路线”的执行者，一些原来的二流子、无赖、调皮捣蛋鬼活跃异常，老爹非常反感。他问：“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做主了么？好好的一件东西，硬往上面啐口水、抹锈斑，这就叫‘造反有理’么？不，我不批判我们的党委书记，我们的书记在我生病的时候还来看望过我呢，他好比就是我们的大大呢……是的，老王您看，这些打人骂人造反有理的人早晚会没有理的，他们会受到惩罚，他们终于会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个新疆，这个伊犁和这个公社是有人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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