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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作者: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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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车,却又整天梦想着电冰箱、流线型家具和席梦思的混蛋们,他们难道真正懂得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忧愁、什么叫寂寞吗?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三等照相馆里照相时候的令人作呕的装腔作势!

一首矫揉造作的歌。一首虚情假意的歌。一首浅薄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兰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许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但是这首歌得意洋洋,这首歌打败了众多的对手,即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也禁止不住。

甚至是一首昏昏欲睡的歌。也许在大喊大叫所招致的疲劳和麻木后面,昏昏欲睡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必然?

但是不,张思远副部长不能昏昏欲睡。从一九七五年四月复职以来,张思远夜夜都不能踏踏实实地合上眼睛。

一九七五年四月,张思远正在山村他和儿子合住的那一间用石头砌墙、用石片盖顶子的小屋里择韭菜。由于女医生秋文的帮助,他和儿子已经和解很久了。现在他择菜,打算等儿子回来吃一顿饺子,他还想邀请秋文和她的女儿一道来吃晚饭。经过了一冬的萝卜白菜之后,拿起一把哪怕是沾满了泥土和马粪的碧绿的韭菜,也顿时觉得石屋里充满了春光,充满了春的生机。白茎绿叶的韭菜,是和阔别好几个月的和暖的风、和小鸟的啁啾、和融化着的一道一道的雪水、和愈来愈长了的明亮的白天、和返青的小麦、和愈来愈频繁的马与驴的嘶鸣、和大自然的每个角落里所孕育着、萌动着的那种雄浑而又微妙的爱的力量不可分离地扭结在一起的。所有这些都敲打着每个人的心灵,即使创痛使某个心灵变成了裂了纹的鼓,也总会发出一点儿声息,给人一点儿希望。何况是张思远,贫穷和压迫熔铸了他的童年,血与火染红了他的青春,党与领袖指引着他的路,人民的尊敬、信赖与期待推动着他的步履,他已习惯于乐观和充满希望。在这个春天,他又重新充满了对于某种转机的预感。总不能老是一个样子,连小孩子都分得清的是非,党能够弄不清吗?回顾一生,回顾上下左右,回顾历史和现实,回顾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展望明天,党毕竟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而且终将是正确的党。

这当真是预感吗?抑或只是事后才自以为是预感?不是从一九六六年他被“揪”出来的第一天起他就不相信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期待着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定吗?他不是觉得昨天比今天更真实,而明天既杳然又带来向昨天靠拢的希望吗?还有这个“揪”字,什么叫揪呢?查一查《辞海》,它当抓住、扭住解。这是一个具体而又形象的动作。而现在所说的“揪”出来,又代表着一种多么明晰而又含混的意思!特殊的政治产生了特殊的政治术语。这几年人们简直是在向语言法则挑战,斯大林关于语言的稳定性的论述到底还灵不灵呢?我们的后代能够理解今天流行的这些花样翻新的词汇吗?他们能够理解“炮轰”和“油炸”、“靠边站”和“砸烂”、“站队”和“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吗?

所以他需要转机,他像赛前的跑马一样迫不及待。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事情,他与这一切息息相关。但是山村的生活又明明改变着他,他为在春天择一把韭菜而衷心喜悦,正像他不畏刺目的阳光抬起头来去寻找盘旋歌唱的云雀,为这春天的第一只鸣禽而衷心欢喜一样。他细心地从韭菜中剔除枯叶和杂草,他着重取掉靠近根部的不洁的鳞片,他闻到了新鲜的韭菜的辣而芳香的气息。他拿不定主意去请还是不请秋文,并为这拿不定主意而觉得懊恼。

有一种声音。不是牛的声音,不是风的声音,不是乡村孩子们的声音。拖拉机和柴油机吗?为什么声音愈来愈近?是汽车?哪一辆汽车迷了路?坐汽车的人既受人尊敬又脱离群众,但总要有人坐小汽车。“砰砰砰”,这么早就剁起肉来了吗?哪里来的肉啊?放两个鸡蛋就行了,金黄的鸡蛋,油绿的韭菜。然而用鸡蛋做馅子费油,农村里供油的标准太低了。“砰砰砰”,却原来是敲门。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草绿色的军服,闪闪的红星。立正,一个军礼。韭菜落到了地上,站起身来的时候碰翻了小板凳,咣当。

张思远同志:

请于四月二十五日前来省委组织部报到。

此致革命敬礼!

这是什么意思?同志,承认我是“同志”了吗?组织部,这个机密而又重要的部门,总是由最可靠、最有经验、最沉着的同志掌管的。此致敬礼,所以伟大的长城的一员把手举到了帽檐前,图章却是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代)。谁也闹不清这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和内涵,弄不清党的机构是何时何人为了什么取消的,弄不清为什么革委会的党的核心小组变成了党委,弄不清现在让他去报到的组织部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他所熟悉的掌管党员和干部的党委的一个要害部门。

但毕竟是要他去组织部。至今,他的党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他按月寄去党费,既然没有给他什么处分,他就有权利——义务变成了权利——缴纳党费,而不论是政工组还是核心组,无法拒绝。而且,他是按照他原有的级别和工资缴纳的,虽然他现在每月的生活费不足他应领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他的一个挑战,我仍然是高级干部,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也并不比你们少!

“快坐下。”他热情而又客气地请前来接他的军人同志坐下。他的口气,他的笑容,他的弓曲的腰和背更像山区的老农。这几年,他已经惯于仰视那些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工作、支左的人。那些人的工资比他少一半也罢,却有着十倍、百倍于他的威风。仰视红色政权的他便会平视农民、“五七战士”和再教育青年,这是令人痛快的。年轻的、刚刚长出一圈黑胡子的解放军同志却没有坐下,他说:“外面有车。张思远同志能不能料理一下,下午就动身?×主任说是愈快愈好……”年轻人的口气既缓和又礼貌,这种口气使张思远想起了昨天,想起了他有过的秘书和司机们,想起了他的党龄和职位。“这个——”他把“个”字拉长了声音,声音拉的长短和职务的高低常常成正比。他已经有九年没有这样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明天具有了向昨天靠拢的希望的时候他的声音立即拉长了,完全并非有意。他的脸刷地一红。

九年来他的心好像一个平静的湖泊。尽管湖泊的深处有旋涡,有波动,甚至有火山的爆发和死灭,然而湖面是愈来愈平静了。平静的湖面是美丽的,每个人都可以从湖面上看到自己的倒影,而且,倒影往往比活人更有魅力。

来接他的军人和汽车只不过是向湖泊吹了一口气。湖面上呈现了浅浅的同心圆。于是湖的自我感觉在发生变化,不管湖泊承认不承认。

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他回到了市委小楼。他被任命为新生的红色的市委的第二把手了。“可我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呢!”他提出。“先上任去!”有关领导回答他。还是那条路。还是那座楼。粉刷和油漆遮盖了九年的疮痍。镶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灯在最初的一刹那竟使他热泪盈眶了。幸好,谁也没有看见。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这一句实在不应该想起的话。九年来,他已经忘记镶木地板和大吊灯了。五年来,他只知道崎岖的、石头铺成的山径,掩映的树木,石块和石片搭成的房子。室内的地也是土质的,要适当地洒一点儿水,洒少了起尘土,洒多了和泥。夜间照明靠煤油灯,关键在于把罩子擦净,擦亮。最初他用呵气的方法,向着玻璃罩子呵一口气,然后用柔软的手绢擦过来擦过去。有一次把玻璃擦碎了,险些扎破了手。后来他学到了一条经验,用白酒把手绢沾湿,果然擦得晶亮异常,照得石窑就像白昼一样。何况,晴天有满天星斗,乡村的星星比城市多得多,而且,由于山比地面更靠近天,所以星星离山村的农民比离城市居民近得多。但是他怕阴天,怕下雨。那次如果没有秋文医生他也许就没命了。

他现在不怕阴天,不怕下雨,也不怕黑夜了。城市无夜晚。汽车里无阴雨。拥有暖气设备的办公楼和宿舍无冬天。但是,没有夜晚就没有星星,没有阴雨就没有雨过天晴的重生的欢欣,没有冬天就没有洋洋洒洒的漫天飞雪的纯洁。有一得必有一失。

许多的老同志、老朋友、老下属、老同学来找他。正像他当初一下子变成了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不可接触一样,他一下子又成了人们的希望,人们注目的中心。“我早就想去看你了,这中间我打听过好几次。”有人说,显然不是假的。“我犹豫了半天。现在人家官复原职了,找的人也多,别去打搅吧……可咱们毕竟是老关系了。张书记还能把咱们忘了吗?”如此这般。特别是市委的老人,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张思远身上。张思远重返市委领导岗位,是他们各自回到体面的昨天里去的先声。

然而,被今天毁坏了的昨天却不可能在明天照原样恢复。不仅某一派的“警惕走资派复辟还乡”和温柔一点的“穿新鞋走老路我们不答应”之类的标语在时时敲打着他。而且,在他熟悉的一切后面他发现了格格不入的陌生。公共汽车堆积在终点站上不肯发车,汽车站上等车的人一群一群,翘首相望。据说司机围拢在一起打扑克,谁被“抠”了“底”,谁开行一次。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大批判、热烈欢呼。甜食店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也说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黄纸红字(这两种颜色代表喜庆,白纸黑字代表声讨、共诛之)十分醒目的大标语下面是没有扫尽的垃圾和伸手乞讨的儿童。清洁工也不好好干活了,而乞丐正与空话一起增长。到处是喝酒,请客,“哥俩好,八仙寿”。据说“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一位左派提出划拳行令中的用语有儒家思想,另一位左派便设计了新的拳经:“一元化呀,三结合呀,五星红旗呀,八路军呀……”荒唐变成现实,现实变成梦魇。莫非好几亿人都把脚气灵或者痔瘘膏当作补药咽到了肚子里?

市委也不是原来的市委了。每天上班进市委的门的时候,他的心都要动一下,我没有走错吧?我真的又来这里了吗?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不是去挨打的吧?市委的牌子换得更讲究——据说原来的牌子被不知谁拿去做大立柜了,五合板嘛,市场上缺——所以增加了警卫,戒备森严,这当然是必要的。连团市委和妇联门口也站着带枪的人。有一次张思远无意中听到了两个不在哨位上的警卫排战士模仿样板戏的对话,“……两件什么宝?”“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

“新鲜事物”还多着呢。小汽车增加了三倍还不够用,因为副职增加了五倍。组织科四个科长只有一个干事,到处是谣言、小道消息、传说:梅花党,长江大桥擒匪,美人鱼,棺材里的死人诈尸……公开的山头和宗派。完全取消了党的组织生活,更不可能进行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公事私办,私事公办,来联系工作的人还要拿上私人的介绍信,为了私事可以巧立出差名目。明目张胆地伸手要党票,要官,要权……

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要完蛋吗?想到这里,就像发了寒热病,张思远一会儿冻得浑身打颤,牙齿咯咯地响,一会儿七窍生烟,忧心如焚。何况,他的头顶上又出来了一位第一书记,一位除了抓辫子搞阴谋仍然只会抓辫子搞阴谋的新贵。

美兰也来凑热闹了,她要求复婚。几次来信,张思远没有回复。电话约谈,张思远回答说:“不必了。”他挂上电话,不顾耳机里传来的吱哟乱叫。一天下班,我的天,美兰已经坐在他的房里,她大概是拧开了锁,而别人不敢拦阻。完全是“复辟”后的全权的女主人,床单拽下来准备洗涤,卧室里新添了两束塑料花。张思远什么话都没说,回到了办公室。这时他由衷感谢市委大门戒备的森严。他拿起一叠文件,全是“大批促大变”,也许是促大便吧?什么反潮流,什么法权,什么全面专政,什么唯生产力论,什么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愈来愈好。他漾起了酸水。他的胃在收缩,贲门在收缩。各种新名词连同小道消息,连同革命拳经,连同美兰的大白柿饼子似的面孔一起旋转,如刀如炸弹,如雾如烟,如风如电,如商标如膏药如济公活佛的蒲扇。

回到昨天是不可能的。他的余生是为了明天。必须抢救明天。

秋文那次他在雷雨中跌了一跤。醒过来后,张思远发现自己是躺在公社医院的病房里。远近驰名的大夫秋文亲自在护理他。这一跤,不仅摔坏了他的腰椎,而且,淋雨的结果是上呼吸道感染继发肺炎。

张思远到山村来没有几天就知道了秋文,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四十多岁,高身量,大眼睛,长圆脸,头发黑亮如漆。她把头发盘在脑后,表面上像是学农村的老太太梳的纂儿,然而配在她的头上却显得分外潇洒。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在山路上,健步如飞。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本来是一个显得很各色的人物,但她偏偏非常随和,和农村的男女老少都说得来,接过农民让过来的烟袋就吸,接过农民让过来的酒杯就喝。

听说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着一个女孩子生活在山村。这种独身女人本来是很难在农村生活的,偏偏她和这里的男男女女交往,却没有人在背后说过她的半个不字。

开始,张思远觉得她有点儿神秘,同时直觉地不那么喜欢她,虽然他承认她本来应该说是相当漂亮的。他觉得她有点咋咋呼呼,每天说的话,走的路,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是,她的医术好,和农民的关系好,所以张思远每次见到她也都礼貌地招呼一番。后来他又了解到,冬冬倒是常到秋文医生那里去,说是为了找一点儿医书看。生活总不会把一切门窗堵死。

“您说了许多胡话。”秋文医生说,轻轻地,音调完全不同于她日常的说笑,“可能您想的事太多了,大干部嘛。”隔着口罩,张思远好像看到了秋文医生嘴角的笑容。她的眼睛也在微笑着。这微笑里充满了理解,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凝结着悲哀的清冷的自信,好像是雪天里的篝火、天与海的尽头的白帆、月光下的一株老胡桃树。那个带几分男人气质的、饶舌的、随波逐流的大夫退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把你们拉下来当当老百姓也不赖。”另一次她这样说,丝毫不顾忌同病室的其他人,“要不,别看报纸上喊什么下乡、蹲点喊得那么凶,你们躲在自己的小楼里才不愿意下来呢。您说对不对?老张头!”

张思远想抗议,他并没有什么小楼。他现在连家都没有了。但是老张头的称呼使他觉得温暖,就像小时候母亲叫他“小石头”一样。张思远的名字(乡下管这种名字叫“官名儿”,可见,这种名字是为了做官才起的)才像石头一样硬。人需要母亲,需要亲昵,需要照料、理解和同情。所以每当秋文医生说“好好吃下这些药,多喝开水,你会很快好的”的时候,他都觉得特别熨帖。

冬冬每天来给他送饭,挂面、荷包蛋、山药汤、小米粥。“您不要那样生气。”冬冬说,“我不过是在日记本上发发牢骚罢了,爱发牢骚的人其实倒不会怎么样。那天是我不对,对李大钊和方志敏,我永远崇敬他们。我最近常想,生活压根儿就不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美好,所以生活压根儿也不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不好。”

“你,你转变了?”张思远惊喜交加。

“谈不上转变。我大概总不会完全了解您,就像您不会完全了解我。人和人的隔膜,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于是发展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那你为什么又天天给我送饭来呢?”

“秋文阿姨让我来的。她说,”冬冬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把底下的话说出来,“秋文阿姨说,你爸爸也不容易……”

“你和她谈过我?”

“谈过。”

“谈过你的母亲?”

“谈过。”

“还谈过什么?”

“什么都谈过。怎么?违反保密条例么?”冬冬的语气又是那样刻薄了。

“不。我说,那很好。”

张思远——不,老张头从冬冬那里了解了一点儿秋文的事情。秋文原来的丈夫是一九五七年划的“极右”,现在还在劳改农场。冬冬认为,只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秋文才与丈夫离了婚,实际上,她在等待着那人的自由。一九六四年“四清”时候的工作队,和一九七○年“清队”时候的宣传队开始都瞧着她不顺眼,准备立案专门审查,但是所有的社员和基层干部都向着她。她主动到工作组和宣传队去谈自己的一切,谈笑风生,全无禁忌,反而打消了别人对她的猜疑。

她有一层保护色吧?她分明是一株异地移植的树,既善于适应水土,又保留着自己的与这里的植物群全然不同的个性。她的随和后面是清高,饶舌后面是沉思,嬉笑乐天(带点傻气)后面是对十字架的背负。

但那些又不仅仅是保护色,清高后面确有一种由衷的利他主义,沉思后面确有拿得起放得下的丈夫气,而背负着十字架的她仍然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想想她对村里的少男少女的婚姻恋爱的关切吧,她都快成了新式的、可靠的、不怕受累、不怕落埋怨的媒婆了。如果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她的笑声能那样真诚,那样傻气么?

但是她显然用另外的调子与张思远谈话,“好好了解了解我们的生活吧,官复原职以后,可别忘了山里人!”

张思远挥挥手,表示对“官复原职”丝毫不感兴趣。但是秋文不饶人:“甭挥手,我如果是你就争取早点儿回去。一个月挣着那么多钱跑到这儿来摸锄把子?不但官复原职,而且会官运亨通!”

“越说越不着边际了。”张思远更摇头了。

“当然。自然死亡再加上穷整,真正有经验、有水平又能干事的领导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少!不光你们越来越少,就连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再搞上十年教育革命,等到中国人都成了文盲,小学毕业的就是圣人!而你们这些大干部呢,更成了打着灯笼也讨唤不着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地骂你们!”

张思远只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一亮。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事情总会发生变化,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不到秋文还是一位政治家呢。但是我能等到那一天吗?不是整天说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吗?不是我已经被抛出社会生活的轨道有许多年了吗?

秋文的话应验了,没有用很久。一九七五年,张思远正择着韭菜就被接回了市委。一九七七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思远升任省委的副书记。一九七九年,张思远又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的一个部的副部长。

上路他终于暂时离开了质地讲究的“部长楼”。这一幢高层建筑是为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提供住房的,老百姓称之为部长楼。经常有许许多多小汽车停在楼前。有警卫,所以一般人不走近它。住惯了部长楼,离开它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张思远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经计划了许久了,已经下决心许久了,但他还是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一想到他要离开自己的惯常的和应有的生活轨道,他就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烦恼。就像一个坚持按时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让他改成一天吃两顿饭或者四顿饭,就像一条鱼忽然准备去陆地上观光。今晚我躺在这里,明晚,后天晚上,以及后天以后的诸晚,我将躺在哪里呢?出发前夕,张思远辗转反侧,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劝阻他,在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腿,拉着他的衣角。别折腾了,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你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过。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秘书几次企图说服他,暗示他的这种坚持不但是幼稚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书只差问他一句话了:您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

他用沉默压倒了秘书。现在,火车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开动了。秘书,司机和他坐惯了的黑色吉姆车都离开了他。汽笛发出了刚亮的愉快的叫声,机轮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金属的撞击令人焕发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请你干一杯”之中夹杂着女列车员的吐字急促的问话:“这是谁的行李?”张思远闭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气大的母亲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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