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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美兰占领了他的全部空白，虽然他们没有孩子。他也逐渐适应了、喜欢了美兰给他安排的舒适而又合理的生活。美兰一定学过运筹学，她的生活的第一准则绝不是享乐，而是合理。早晨喝茶而晚上喝酒，早上用较凉的水洗脸而晚上用温热的水洗浴，坐着伏尔加牌汽车去看电影的时候还要让司机在电影开演以后开上车去菜市场买鲜笋，一切都透着合理。然而这样合理又这样美满的生活，仍然使张思远激动不起来。她带来的只是舒服，是令人困倦的幸福，是一种酒醉饭饱的无差别境界。而这境界又是乏味的。他几次找已经上了小学的冬冬，没有找来。于是，一九六四年的一天他自己乘车去郊区的一个小学看望冬冬。他不愿意见海云，他不能去海云家。尤其是海云也已经结婚，对方正是大学期间的那个同学。海云的这种行为更证明了他的高尚无瑕，他的良心获得了一种解脱。
一九六四年的冬冬瘦弱、苍白，显然营养不良。一九六○年困难时期，张思远曾经打发人给冬冬送过几次高价的奶油点心与高级巧克力，奶油点心与巧克力并没能使儿子壮实起来。而且张思远觉得，在送过点心与巧克力之后，儿子与他更疏远了。一九六四年的这次见面，冬冬一再强调：“爸爸待我很好。”他管继父叫作爸爸而称生父张思远父亲，而且全部称呼都是“您”。他才十二岁，他那种客气而又提防的表情使张思远想起自己的某个下属。又加上美兰得知他去看望冬冬以后给他施加的无形的压力——一切如常，只是美兰的额头显出了那两道竖纹，而且笑声特别不自然。这种笑声使他觉得脊背上冒冷气。于是，他不再去看冬冬了。一九六五年春节，他又派人往学校给冬冬带去了花蛋糕。谁想得到，花蛋糕被原封退了回来。附有冬冬的一个字条：父亲，谢谢您。不要再给我送吃的了，请您不要生气。他生气了，他已经越来越习惯把人分成上级和下级，下级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他轻易地向下级发脾气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而且，脾气是威严、是权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冬冬（当然不会是他的上级）却这样对待他，真是岂有此理！
将来等他大了，他会明白这一切的，他会自己来找我的，他会懂得，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有一个市委书记的爸爸是多么荣耀和福气！张思远这样想。
两年以后，他弯腰撅腚，站在台上挨斗。打倒大叛徒大特务张思远！张思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砸烂张思远的狗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顽固派……只能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呼噜咕咚呜隆，好像在开锅，好像在刮风，好像耳朵聋了什么都没有听见。头发根被揪得发麻，腰弯得好像变成了两截。但这一切总会过去，他被斗已不是第一次。就在这时候，忽然冲上来一个少年，他正好抬起眼皮偷看了一眼，天呀，冬冬！嗖地抡起了巴掌，第一下打在他的左耳朵上。这真是咬牙切齿的狠狠的一击，只有想杀人、想见血的人才会这样打人，只一下就打得张思远从两个扭住他的胳臂的小将手里跳了起来，连脑袋都嗡地一响，像通了电，耳膜里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半身麻木，恶心得想要呕吐。那抡起的手臂又用手掌背反打了他的右耳，这一下比较轻，感到的疼痛却更加分明，等挨了第三个巴掌以后，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昏迷中，他听到了那个打他的少年——他就是冬冬，没错！好像哭出了声。
阶级报复！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说明这一切。海云是已经定性、已经做了板上钉钉的正式结论的阶级敌人。而张思远，尽管目前在受群众的审查，但他的职务是省委正式任命并在中央组织部备了案的。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城市的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人。革命群众要打倒他，给他提出了许多罪名，但这一切没有做结论，没有定性。他的问题与海云有着本质的差别，阶级的差别。冬冬顽固地站在他的妈妈的反动立场上，也许是接受他妈妈的指使，对张思远实行阶级报复，谋杀！不是说“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么？不是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跳出来么？冬冬的行为就是右派翻天，就是牛鬼蛇神跳了出来。需要找个机会，向看管自己的革命群众把这个问题谈一谈，提醒他们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提醒他们对于社会上的真正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绝对不能手软。
然而他自己先软了。没过几天，他得到了海云自缢身亡的消息。几乎与此同时，他得知美兰已经正式贴出了造反声明，要与他彻底划清界限。这后一个消息对他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审判我请求判我的罪。
你是无罪的。
不。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和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
是她找的你。是她爱的你。你曾经给她带来幸福。
我更给她带来毁灭。我没有照顾好我的第一个儿子，到现在我甚至于想不起他的小脸是什么样子。我得罪了冬冬，我现在才明白，我送去的巧克力和花蛋糕只能提醒他注意到我和他最亲爱的妈妈的处境的差别。在她流泪的时候，我本应该用手绢，不，用手指揩干她的泪水。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向她打了一番官腔。但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如果没有我，她会安心上大学，她会成为教授、专家，她会毫无负担地在完成学业、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后找一个年龄、性格、地位更合适的伴侣。由于有了我，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了。这使她郁郁寡欢，这使她在一九五七年说了一些带情绪的话。
但是你爱她。真的吗？
我们都有一死。我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一刹那再说一句：海云，我爱你！但如果我真的爱她，我就不应该在一九五○年和她结婚，我就不应该在一九四九年和她相爱。我们不相信魂灵，但我假设我们还有一千个一万个来世，我愿意一千次一万次地匍匐在海云的脚下，请她审判我，请她处罚我。
你是人，你的地位并没有剥夺你的爱的权利，更不能剥夺你回答一个少女的爱的召唤的权利。
然而我更成熟，我应该理智一些，我应该负起责任。我不应该闯入一个如此纯洁而幼小的灵魂。
在一九四九年，你就不纯洁吗？你就不幼小吗？那是我们的共和国的童年，也是我们大家的童年。
但我为什么竟没有想到去保护她？豁出命我也应该在她的身边。然而后来是她不爱你了，她太轻浮，她有毛病。在大学，她有了自己的情人，该责备的只能是她而不是你。
我的痛苦就在这里。竟没有人能够惩罚我。
有。
谁？
冬冬。
山村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盈地飞来飞去。醒了以后，倒弄不清自身为何物。庄生是醒，蝴蝶是梦吗？抑或蝴蝶是醒，庄生是梦？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吗？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做梦才把自己认做一个人，一个庄生呢？
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有趣的，听来却有点悲凉的想象。原因是他有一个有趣的，简直是美妙的梦。能够做这样的梦的人有福了。如果梦中不是化为蝴蝶，而是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再仔细一看，监狱竟是自己在任时监造的，是自己视察过的，用来关阶级敌人的……他又将想些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铁一样的令人窒息的梦也醒了。张思远在一九七○年突然被释放了，就像前三年突然“升级”关进单人监狱一样莫名其妙。更使他清醒的是他的家，他的家已经没有了，在他监禁期间，美兰已经去法院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带走了他尚存的全部家产。这样的消息对于一个出狱者，真像山泉沐浴一样爽心明目、安神败火。
也是一只蝴蝶，却不悠游，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的事情现在还排不到日程上。”专案组长对张思远说。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化作了一个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又化作了一个被革命群众扭过来、按过去的活靶子，又化作了一个孤独的囚犯，又化作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我能不能经得住这一切变化呢？
他不像有些被拉下马来的可怜虫，把生活的意义、生存的目的放在定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上。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市委书记需要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天大的笑话。他需要活下去，需要思考，需要找到他的儿子。
于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初春，他来到冬冬插队的一个边远的山村。山下一片杏花如云，山谷里溪流旋转，奔腾跳跃，叮咚作响，银雾飞溅。到处都是生机，就连背阴处的薄冰下面，也流着水，也游着密密麻麻的小鱼。向阳的地方更不用说了，一片葱绿。从草势来看，即使在冬天，这草也没有停止生长。顽皮的松鼠在枝上跳来跳去。大青石上是松鼠嗑掉的杏核皮，嗑得干干净净。小花蛇在枯叶里钻进钻出。野兔跑起来就像一溜烟。记得有一次张思远到郊区去视察，夜间行车，一只小灰兔闯进了越野小汽车前灯的光柱里。它一下子那么惊慌，左右都是一片漆黑，后面是疾驶着的、紧紧追赶着它的可怖的怪物——汽车。它只有向前一条路，它只有沿着车灯光柱的方向拼命跑。司机哈哈大笑起来，踩踩油门，加快了速度。当时张思远真想命令司机停住车，关上灯，让灰兔走掉，但他不好意思这样婆婆妈妈。眼看汽车就要轧到灰兔了，张思远看到了小兔的颤抖的长耳朵。忽然，小兔不知道怎样来了一股勇气，转身一蹿，得救了。张思远长出了一口气。
山径崎岖。人生的道路更加崎岖。但山还是山，人还是人。尽管祖国的大地承受着太多的苦难，春天仍然是祖国的春天，山的春天，人的春天。他真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从积雪的山峰飞向流水叮咚的山谷，从茂密的野果林飞到梯田。一组青年在梯田上犁地，为首的小伙子斜披着黑色的小棉袄，打着口哨。忽然，他高声唱起了山歌：
天大的冤屈你告诉哥哥，妹妹呀你莫要想不开，莫要投河……
海云没有投河，她把脖子伸到绳环里。张思远感到了在蹬倒凳子以后的一刹那，绳索像铁钳一样咯吱一声勒断喉咙的痛苦。一想到这儿，他就半天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发音器官出了毛病。他就是以此为理由请求不去“五七干校”而去他儿子插队的地方的。
他是作为“白丁”来到山村的。没有官衔，没有权，没有美名或者恶名，除了赤条条的他自己以外什么都没有。就像五十年前他来到这个诱人而又恼人的世界上一样。人出生的时候不是一无所有，甚至连遮掩身体的裤衩都没有吗？一无所有的他住到了山村里，儿子却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村落。我们会慢慢了解的，他冷静地住了下来。他并没有很快了解他的儿子，他首先了解、首先发现的乃是他自己。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劳动间隙，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着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过去，是他坐在扬尘迅跑的小车的软座上，隔着车窗看地头劳动的农民的。
他甚至发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坏的、有点魅力的男人。不然，那些结过婚的女社员，那些壮年妇女为什么那样喜欢和他说说笑笑呢？已婚的男女农民们互相开那么重的玩笑，说那样的粗话，让他简直受不了。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难道休息的时候还不能自己拿自己开开心吗？他们开心的事够少的了，总不能歇地头的时候也念“凡是敌人反对的……”或者高唱什么“冲云天”“冲霄汉”啊。他们巴望着土里多出点东西，他们不想跑到云天或者霄汉上去。倒是他张思远，过去常常坐着“安－24”或者“伊尔－18”在云天和霄汉上飞行。
他甚至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人望。十七年当中，他到处受到尊敬。但这尊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诬陷、强暴、摧残，连美兰和他的儿子也离开了他。他恍然大悟，这尊敬不是对张思远而是对市委书记的。他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有什么事都来找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
然而在冬冬面前不行。他第一次去看冬冬的时候，冬冬正在缝鞋，拿起一块皮子，噗噗噗噗往上喷一些唾沫，然后是锥子引针。他看得出，冬冬在努力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缝鞋的老手，完全具有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摆鞋匠摊的经验和水平。但正因为他太努力了，他并不真像一个会缝鞋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冬冬。
“没什么可说的，您何必到这儿来？我连姓都改了，我不姓张。”
“那随你。但是毕竟只剩下了我们两个，我除了你，你除了我，再没有别的亲人。”
“如果您官复原职，您是要先杀一批的吧？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政权便是镇压之权。我不是第一个该杀的吗？”
“别……淘气！胡说八道！”
“您为什么不说您恨我呢？那天您没有认出我来吗？那天是我打的您。说老实话，您当时是怎么想的？阶级斗争，阶级报复……是吧？”
张思远战栗了。
“这样倒好一点儿。我需要的是诚实。诚实的恨对我来说比虚假的爱还要好。”冬冬激动了，他的锥子扎破了左手的无名指。他把那个指头放到嘴里，嘬着、咽着自己的血。他的这个姿势活像他的母亲。张思远新婚的时候，不，大概还是结婚以前呢，海云给他钉扣子的时候也扎破过自己的手。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儿你母亲最后几天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那天我打了你，就被送到了公安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是你们提出来的口号。”
又是战栗……那绳索勒断脖颈的痛苦，咯吱，残酷的一声响，“咯，咯……”
“您怎么了？”
“咯……咯……”
冬冬把他扶到了床上，而且给他倒了一杯水。
“你……为什么……躲着我？”张思远的嗓子劈啦劈啦的，像在拉一个破风箱，像在转动一架旧风车。
冬冬听懂了他的话，半天没言语，然后反问了一句：
“您能原谅我吗？”
“也许，应该请求原谅的是我呢。”
“您说我为什么要……打……您？”
“为了你母……”
“不，不是的！”不等父亲说完冬冬就打断了他，他生怕父亲说出那荒唐而可怖的话，“我打您……真真正正是为了革命造反，我们那一派的头头鼓励我……恰恰相反，在您揪出来以后，母亲多次跟我说，您不是大字报上所说的那种人……母亲的死，和我不听她的话也许不是没有关系，当然，主要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她受不了了。我……”
热泪切割着皮肤。悲痛切割着心。他们和解了。
他们没有和解。在张思远和他的儿子慢慢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关系以后，有一次，他看到了儿子写的一篇日记。日记写得灰暗，简直是颓废，什么“够了，这谎言和伪善，这高调和欺骗”，什么“人是最自私也最卑劣的”，什么“生活便是错误，生活便是痛苦”。看着看着，张思远的手抖了起来。难道我们这一代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鞠躬尽瘁，夜以继日，就是为了让你们搞这种渺小卑微的无病呻吟吗？他激动地责备了冬冬，冬冬也激动起来。
冬冬说：“立场，立场，您说我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当然是站在党的立场，你们牺牲，你们从党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不比你们献给党的少！就是现在您坐了监狱，您委委屈屈，你们每月的收入也比农民一年的收入多。而且，你们当然充满信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你们又会坐在市委书记的宝座上！”
“住口！”张思远动怒了，“你可以尽管骂我，却不能诬蔑我们的党，不能诬蔑我们整整一代革命者！李大钊，方志敏……是为了人民而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我们？为了让我们受罪吗？”
“你这样说太危险！太反动！”
“您要送我进监狱吗？本来您建造监狱也不是为了关自己的呀！”
“你……”张思远气得说不出话来。如果是五年以前，他听到这样的言论，不论是谁，他都要和他决裂，他都要全力给以回击、给以打击、给以镇压。他听到这种话简直要爆炸了，他压低了声音，含糊地骂了一句，拂袖而去。
在回自己住处的路上，碰上了雷雨。闪电就在树梢上放光，雷声炸响在头顶。雨声哗哗，真像是千军万马在奔跑，在呐喊，在厮杀。雨水在脚下流淌，走在山路上，就像趟过溪水一样，鞋变得又重又湿。这个时候，张思远多么渴望自身也变成一声沉雷，一道闪电，他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发光，能爆炸呀！他甚至想，触雷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啊！
他滑了一跤。
复职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正在风靡全国。原来他并不太知道。他只是恍惚听说许多青年在转录香港的歌曲。那时他只是轻蔑地一笑。对香港的文化，他从来没有放到眼里。只是在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悄悄地动身去他作为老张头曾经劳动过六年，流过六年汗、心里头更是流过六年血的地方，在他转车之前住到了一个一般干部住的招待所里，他才从同室的一个贸易公司采购员所携带的录音机那儿，仔仔细细地、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了这首歌。
怎么说呢？他不是音乐家。在部队，他学会了识简谱，学会了打拍子。八路军战士都爱唱歌。一个初到边区的人，头一个印象便是歌声多。有一个歌的头两句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然后底下两句是“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解放战争时期，只要听一听蒋管区流行的《疯狂世界》，再听一听解放区流行的《我们是民主青年》，便可以知道中国的未来是属于谁的了。
然而现在呢？现在是怎么回事？三十年的教育、三十年的训练、唱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好”“年轻人，火热的心”，甚至还唱了几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之后，“爱的寂寞”征服了全国！
他想砸掉这个采购员的录音机，他站起来，转了一圈，拳头握得指甲刺痛了手心。这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是彻头彻尾的轻浮！那些在酒吧间里扭动着屁股、撩着长发、叼着香烟或是啜着香槟的眉来眼去的少爷们和小姐们，那些一听到外国、一听到香港甚至一听到台湾（！）就垂涎三尺而又不读书、不流汗、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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