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云在发呆，她的茫然如洞的两只眼睛使张思远倒吸了一口冷气。他问，他劝，他安慰，她却始终木然。他检讨自己，他哭了，他甚至想跪在死了的孩子和呆了的小母亲面前，她仍是木然。“可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海云！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2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千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母弹下面……”他忽然激动起来了，他说了许多过后看来是冠冕堂皇的和不近人情的、在当时却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话。到时间了，警卫员来催他，他匆匆地走了。

从此他和海云互相变得陌生了。海云还是一个未经事的，没有得到足够的改造和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她既平庸而又琐碎，而他在海云的眼里呢，也许愈来愈显得冷酷、自私、夸夸其谈。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谴责自己破坏了海云的学业，甚至海云的幸福。经过他的努力，海云到上海的一个名牌大学学外国文学去了——是海云自己最喜爱的专业。在火车站上，当汽笛鸣叫了三声，当广东音乐《娱乐升平》的曲调响起，当机车沉重地喘了几声粗气，当学生打扮、穿着朴素、用一根橡皮筋束起了头发的海云从车厢里探出头来，向他挥手的时候，他看到了海云的笑脸上的光辉。恋爱、婚姻，压缩到最小最小的家庭生活，孩子的生和死，所有这一切好像并没有当真发生过，海云仍然是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到了上海的大学，她将仍能指挥上千名学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他呢，仍然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一个忘我地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那么质朴，那么纯洁，那么高尚。正像没有不期而遇便没有友谊和爱情一样，没有离别也就没有感情的留恋。海云走了，他们通着信，他想念海云，想得很苦，很苦。正是沸腾的岁月，“三反五反”、打“老虎”，他领导运动的几个单位一共揪出了十四个贪污数字过亿（旧币）的大老虎，虽然后来经过复查，真正能够成立的只有两个人，他仍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肃反，大家结合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进行揭发、检举、交代、追查和斗争。搞出了枪，搞出了电台，搞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反革命分子。又查清了一大批人的历史。运动接踵而来，他们正在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一九五六年，他被任命为这个市的市委书记。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到全市三十万人，就连他的皱眉或者微笑，他的表情和手势，他的目光和步伐，都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头脑、心脏、决策。他殚精竭虑把全市的工作做好，不论是打苍蝇还是盖工厂，他们的工作都走在前面。他成为一架辉煌的、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在这机器的运转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觉悟、智慧、精力、责任心，感受到自己的分量，他的生存的意义。没有市委，没有他对于市委的指挥，也就没有他。

但是和海云的事情还是弄不好。海云上大学一个学期，寒假中回来了，离别唤醒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一起谈论福楼拜和莫泊桑，他对于法国文学就像海云对于党委领导工作一样无知，他的问题和话语使海云哈哈大笑，海云完全明白他是为了讨自己的欢心才不怕谬误百出的。为了报答他，海云也关心起这个市的普选和财政预算。他们还一起烧了一次鱼，他发现海云的烹调技术胜过饭店的特级厨师。浇鱼的汤汁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始终是一个谜。春节的饺子以后是灯节的元宵。然后海云又走了，临走的时候因为一个重要的会议他没有能够去车站。海云来了信，她又怀孕了。他皱起眉来让海云去做流产，这激怒了海云，一连四个月不给他写信。放暑假的时候，大着肚子的海云办好了休学手续回到了家。“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海云的忧郁的目光在埋怨。他也感到内疚，生产以后不但找了很好的保姆，而且新成立的儿童医院的主治大夫成了书记家里的常客。本来说是休学半年，实际休一年，海云离不开他们的第二个也是唯一的儿子。张思远认为既然这样海云就不必再去上学，上不上大学对她来说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上不上大学她也会得到足够的尊敬和足够良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不，海云一定要上，而且换个本市的学校也不行。这么坚决，却又在临行前夜把眼泪流在快满一周岁的冬冬头上……

风和风打架。水和水冲突。人和人矛盾。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和人生！月亮缺了，还会复圆。你果真能断定，这复圆了的月亮，便是当初那缺了、窄了、暗淡了的月亮吗？蚕蛾僵了，又出现了许许多多赶忙吃桑叶的蚕宝宝，你当然知道，这蚕已经不是那蚕。江河流水，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后浪和前浪，它们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结，又在哪里呢？

海云，海云，我了解你么？你了解我么？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你又怎么能原谅我！

风言风语。好心的，恶意的和居心叵测的。张思远大发雷霆。难道我管得了一个城市的几十万人，却管不了你一个吗？他的内心里甚至发出了这样强梁跋扈的呐喊……但是为什么，当海云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发现海云穿的都是她自己的旧衣服，而他给她买的一切讲究的服装都被丢弃了的时候，他是那样空虚，连一句硬话都说不出来了呢？“为了我们的孩子……”在那里请求的竟是你自己。海云沉默着，她哭了一场，退了学，答应和那个男同学断绝关系。虽然没有毕业，海云到本市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当助教去了，不久，她还被任命为系党总支的副书记。于是，张思远放心了，何况，海云上下班也是由市委的车子接送……

晴天霹雳。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海云被揪出来了。“我实在没想到你会堕落到这一步，你怎么竟然去为那些反党的小说喝彩？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忘记了吗？”他背着手，踱来踱去，立场坚定，铁面无私。“只有低头认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他的每个字都使海云瑟缩，就像一根一根的针扎在她身上，然后她抬起头。张思远打了一个冷战，他看到她的冰一样的目光。……一个月以后，海云提出离婚，他仍然想挽回，但是各方面的情况都说明离婚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他最后一次见到已经办好离婚手续的海云的时候，他甚至发现了海云脸上的喜气，这曾经使他大为恼怒。“堕落了，确实是堕落了。”他对自己说。

枝头的树叶呀，每年的春天，你都是那样鲜嫩，那样充满生机。你欣悦地接受春雨和朝阳。你在和煦的春风中摆动着你的身体。你召唤着鸟儿的歌喉。你点缀着庭院、街道、田野和天空。甚至于你也想说话，想朗诵诗，想发出你对接受你的庇荫的正在热恋的男女青年的祝福。不是吗，黄昏时分走近你，将会听到你那温柔的声音。你等待着夏天的繁茂，你甚至也愿意承受秋天的肃杀，最后飘落下来的时候，你甚至没有一声叹息。因为你已经生活过了，尝过了，爱过了。你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却为大树、为鸟儿、为情人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如果你竟是在春天，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刚刚到来之际就被撕撸下来呢？你难道不流泪吗？你难道不留恋吗？虽然树上还有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第二个春天会有同样的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这棵大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许永远不会衰老，然而，你这一片树叶却是永远不会再现的了。地老天荒，即使这个地球消失了，而宇宙间的星云又重新结合成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地球，你却永远不会再接受到阳光和春雨的爱抚了，你也永远不能再发出你的善良的絮语了。

然而汽车在奔驰，每小时六十公里。火车在飞驰，每小时一百公里。飞机划破了长空，每小时九百公里。人造卫星在发射，每小时两万八千公里。轰隆轰隆，速度挟带着威严的巨响。

美兰美兰是一条鱼。美兰是一只雪白的天鹅。美兰是一朵云。美兰是一把老虎钳子。

海云才走，美兰就来了。很可能这出自许多关心他的人的通力安排。他们早就不赞成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学生娃娃式的女人共同生活。美兰浑身放着光泽和香气。美兰有一张大白脸。美兰那样坚定地来填补海云留下的空缺，好像这一切都是注定了的。她来接任书记夫人的职务就像他接受书记的职务一样充满信心和不容怀疑。她有时候凝神沉思，脸上显出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前额上会出现两道显得有点儿凶恶的竖纹。然而只要一看到张思远，这竖纹便立即消失了，露出迷人的微笑。她的到来使张思远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衣、食、住、行，一切都出现了飞跃。“为了你的工作……”美兰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使他觉得名正言顺、心安理得。旧沙发换了新沙发，金黄色的缎子面闪闪发光。他软瘫在上面，舒适而又疲乏。他恍惚有一个印象，美兰动不动就找行政处交涉什么。他抗议说：“不要随便提什么要求。生活上不要太讲究。原来的沙发就很好，换什么？”美兰嫣然一笑：“瞧你说的！你忙得忘记了一切，你忙得未老先衰了，你难得回家休息那么一小会儿，难道就不应该把条件搞好一点儿么？”他没说什么。他正在横下一条心搞炼钢，许多家庭把锅都砸了。反右，反右倾，反保守，形势逼人，他的神经长期处于紧张之中。一个新的发光的柔软的沙发，正像一个新的发光的温柔的夫人一样，对于他来说绝不是什么奢侈。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要听从美兰的安排，有时简直是被美兰牵着鼻子走。这使他有些不快。在更偶然的情况下，一个娇小的、瘦弱的、纯洁的海云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他心头蓦地一动，他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好像一株小树从车窗外面掠过，他定睛看时，小树早已经被车轮抛在远远的后面了，他没有工夫怀恋，他没有工夫叹息。

变异处境和人，这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坐在黄缎面的沙发上，吸着带过滤嘴的熊猫牌香烟，拉长了声音说着“啊——喽——这个，这个——”每说一句话就有许多人在旁边记录，所有的人都向他显出了尊敬的——可以说，有时候是讨好的笑意的，无时无刻——不论是坐车、看戏、吃饭还是买东西——不感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特别尊贵的位置的张书记，和原来的那个打着裹腿的八路军的文化教员，那个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在草棵子里匍匐过两天两夜的新任指导员张思远，究竟有多少区别呢？他们是不同的吗？难道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正是为了取得政权、掌握政权、改造中国、改造社会吗？难道他在草棵子里，在房东大娘的热炕上，在钢丝床或者席梦思床上，不都是一样地把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每一天和每一夜献给同一个伟大的党的事业吗？难道他不是时时怀念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那崇高卓越的革命理想，并引为光荣么？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那种视胜利为死灭的格瓦拉式的“革命”，究竟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他这样怕失去沙发、席梦思和小汽车呢？他还能同样亲密无间地睡在房东大娘的热炕头上吗？

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绝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的队伍中的重要的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还要重要。这些年，他主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亲眼看见了那些失去了位置的人的狼狈相。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愿望、意志和情感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他当过市委书记，他自以为是全市的主宰，但是，当海云被“揪出来”和“定下来”以后，他毫无办法可想。他亲手经办了一个又一个的揪出来和定下来的事情。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容光变得毫无血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作像被屁熏过一样。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王变成患麻风病的乞丐的法术。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法术会施行到他的身上。历次运动中，他经常给下级、给群众讲：“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体会到的是胜利的喜悦，斗争对于我们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只有没落阶级，才对斗争充满灭亡前夕的恐惧和感伤。”那么，一九六六年为什么他一听见红卫兵的锣鼓声就心跳呢？

事后他经常回忆，这一天是怎么到来的。当“五一六通知”刚刚下达的时候，他仍然像历次运动一样，紧张中又有点儿兴奋。他知道这样的运动既是无情的又是伟大和神圣的。但这次势头好像特别猛。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他只有迎着风浪上。而且他深信这一切是为了反修防修，是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创造历史的必要。他知道又要有一批领导干部倒下去，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他不能温情，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阶级斗争之剑。他批准了对报纸副刊主任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乱棍。接着又把文联主席作为黑帮头子抛了出来。报纸上一个劲儿地提醒人们警惕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一个文联主席是太小了，于是他横下心抛出了市委宣传部长。然后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他自己裸露到了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

但他仍然觉得突然，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是另一个张思远被揪了出来，被辱骂，被啐唾沫，被说成是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张思远才是他本来的面目，那个张思远坐在市委小楼（专为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办公用的）的书记办公室，小楼门口有武装警卫。办公室有两间，外面一间比较大，铺着略旧了的地毯，墙上挂着市区平面图、城市规划图、绿化图和郊区水利工程图。一张一头沉办公桌，桌上有电话分机，还有一套沙发。他的秘书坐在一头沉的后面，细心、负责、一丝不苟。里间屋是他用的，有讲究的吊灯和台灯，有崭新的地毯，有黑漆硬木的大写字台，有皮面的旋转软椅，还有一张铜栏杆的钢丝床，供给他在中午或会议的间隙小憩之用。他看文件，他写批语，他画圈和打钩，他打电话，他沉吟、苦思，他毅然决断，然后告诉秘书去办。按他的级别，省辖市的书记本来不应配秘书，但是办公室还是派了一个秘书来，多年来，别人、他自己和秘书本人都认为那就是他个人的秘书。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和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十七年没有休过假，甚至于在看他自幼喜爱的地方戏的时候他也不得安宁，有些急件要送到剧场，有些电话转到了剧场来。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同样，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市委能离得开他。

然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凭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一个没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现在他多么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发和洗澡、不能穿料子服装、不能吸两毛钱以上一包的香烟的罪犯、贱民张思远，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我在仅仅两个星期以前还主持着市委的工作吗？这个弯着的腰，就是张思远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灌满了稀糨糊的棉衣（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背上，顺手把一桶热糨糊顺着脖领子给他灌进去了）是穿在我身上吗？这个移动困难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得出结论：这只能是一场噩梦，这是一个误会、一个差错，简直是在开一个恶狠狠的玩笑。不，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并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那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

但是，冬冬的几个嘴巴把他的精神支柱摧垮了。

冬冬父亲对于孩子的感情和母亲是不同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不，从生命的信息突然发生在自己的肚子里，孩子的一哭一笑、一动一止、一声一息都牵动着母亲的心。而张思远在开始的时候竟然感觉不到那个软软的、抱也抱不起来、身上带着尿臊味儿、哭起来没完、哭起来就闭上眼睛不肯睁开的小生命和自己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第一个儿子的夭亡，他对一九五二年冬天来到他和海云的生活里的冬冬，抱着一种特别的小心翼翼的加意保护的态度。这是一种责任感，这是一种习俗——父亲都应该爱儿子。然而，这不是爱。有爱也暂时还只是对于海云的。他知道海云是怎样牵肠挂肚、如呆如痴地爱着孩子，在海云坐月子的头一个星期，张思远为了海云甚至需要做出非常喜欢冬冬的样子，这使他觉得羞愧、不自然。

十个月以后，海云休学完毕，走了。冬冬已经能站立，能扶着墙挪动一下步子，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叫“叔叔”了。冬冬总是把父亲叫成叔叔，使张思远略感不快。那时的冬冬已经长出了八个牙，能吃饼干，甚至有一次流着眼泪嚼完了一根大葱。这一切使冬冬像一个人了。一个新的人来到了张思远的身边，他将是他人生路上的又一个伴侣。这种想法使张思远嗓子里热乎了一下。在工作忙的时候，他有时会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情形。

这以后传来了海云和班上一个男同学关系“不正常”的消息。一种最庸俗、最卑劣的令人恐怖的念头一闪而过：冬冬是我的吗？讨厌！我哪有时间管这些。我要管的是三十万人的命运。他忙得没有时间正眼看冬冬一眼了。

但是他原谅了海云，因为他是一个登高望远的领导者，更因为，他爱海云。有爱就有宽恕，什么都能宽恕。他看不得海云的孩子般的面孔上缀满泪珠。他宁愿自己受辱。但如果他的爱恰恰是海云的不幸的根苗呢？呵，呵，呵！海云的泪珠，荷叶上的雨滴，化雪时候的房檐，第一次的、连焦渴的地面也滋润不过来的春雨！一九五四年春天，隔着雨丝他一眼就看到了冬冬的紧贴着玻璃窗的脸，压扁了的鼻头青、白，丑得可爱。到处是清凉、湿润、对焦渴的心灵的慰藉。永远不老的春天，永远新鲜的绿叶，永远不会凝固、不会僵硬、不会冻结的雨丝！小冬冬爬到桌子上，把脸贴到玻璃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大自然的奇观：到处悬挂着亮晶晶的雨丝，新鲜、好奇、迷恋而又困惑。这是一个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赏雨。像蚕儿忙碌在桑叶之中一样忙碌在会议和文件之中的张思远被冬冬赏雨的画面深深地打动了，他心潮汹涌。春天，绿叶，雨丝，这是为了新生者而存在的。只有年幼者才能看到他所看不到的那些惊人的美丽，只有第二代才能懂得他所不懂的生活的魅力。生生不已，这世界才不会霉朽在锈垢里。他没有惊动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子，亲儿子！这甚至使他回想起或者根本不是什么回想，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正是他自己，在他两岁的时候，在三十一年以前，也用同样的姿势压扁了鼻子，欣赏这人生的第一遭春雨。冬冬和他，不就是一条生命之线上的两个点吗？他走了，为了千千万万幼小的孩子，他愿意背负起所有的重担，他愿意把一切心力献给自己从幼小时就参加了的人类最宏伟也最艰巨的事业。冬冬长大了，他们的生活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祝你幸福，儿子！

从此，他一有空闲就愿意与儿子在一起。当他拉着儿子的手，缓缓地（儿子已经在小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在他的身旁，不就是一个和他一样，或者即将和他一样的男子汉吗？当他把儿子抱到冷食店的乳白色的藤椅上的时候，他不是平等地在和另一个独立的人——现在是他的客人呢——“共进冷饮”吗？当儿子把脸伏在一块北冰洋牌大冰砖上，快乐地发出呜呜的声音，他又是怎样的幸福，怎样的惬意啊！等冬冬吃完了，他把儿子高高地举起来，举得远远高过了自己的头颅，看，儿子比我还高呢！父与子的爱，男性的爱，与其说是血缘的亲密，不如说是友谊！

然而这友谊遭到了风暴，原因当然是孩子的母亲。一九五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