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一九五六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沙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来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六十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需过问，无需操心，无需动手甚至无需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轧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轧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轧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轧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上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曲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

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因为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快六十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做“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一百二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二百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画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

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至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天晴了。明亮的夕阳有点儿晃眼。他把车内的褐色的遮光板放了下来。透过褐色的遮光板，他看到的是乡间的薄暮。然而他的身上有阳光，他的上衣和膝盖头上的阳光变幻着。路旁的树枝切割着夕阳，把光的碎屑不断地洒向他的全身，这给他一种捉摸不定的行进的感觉。他沐浴在这瞬息万变的光网里，渐渐地觉得舒适和满意。随着这嗡嗡声、轰轰声和沙沙声，随着指示盘上的红字的旋转和黑字的跳动，他离山乡越来越远，离北京越来越近，离老张头越来越远，离副部长越来越近。正在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请了十几天的假。他甚至告诉部长，他要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接一个老伴来，把爱情说成是解决生活问题或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作“问题”，把结婚叫作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感情的侮辱。但他还是要从俗，他还是用这种刻板的、僵硬的语言请了假。他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一系列紧张而繁忙的事务，这使他十分不安。离开一个本来属于他的，他在里面过得很舒服、很适宜、很习惯了的办公室和住宅，这好像是不那么愉快的。但是老年人也是充满了想象的。那种想象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悄悄地走了。他坐了硬卧火车。他坐了长途汽车。夜间休息的时候四十二个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烟气、汗气和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的荧光管灯终夜不关。他也坐过专门给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派的小汽车，坐上这样的柔软而轻便的车，连侧视镜里映出的他的影像都像刚刚沐浴过，刚刚擦过油和吹过风一样的鲜亮。坐上这样的车，他美好得像一块新出炉的面包，带着小麦、牛奶、蛋黄和砂糖的芳香，烘烤得红扑扑的。下了这样的车，他住进只供外宾和高级干部住的宾馆。新安装的空调设备，开动起来就像野蜂在花的原野上飞舞。洁白的浴盆。小巧而方便的电加热淋浴喷头。然而这一切与他是没有多少关系的。这一切并不决定于他本身，他自己。他自己毋宁说是更适合那个遥远的山乡。他到那里去寻找秋文，寻找冬冬，寻找那还没有失去的老张头，寻找一个被农民所信赖、所关照的不幸的幸运的人。现在，他离去了。高级宾馆的一夜以后是四个小时的飞行。然后是他的吉姆车，秘书到机场来迎接，使他确认了自己的副部长的身份。又是繁华的街道，雪白的快行线，又是红灯。

人口和车辆都增加了很多，一到十字路口，就要耽搁。再拐两个弯，汽车减慢了速度，停下了。握手、道谢，他邀请驾驶员上去坐一坐，驾驶员谢绝了。秘书从他手中抢去了所有的本来也不多的东西。明亮的电梯间，烫发的女服务员向他问好。他又回到了一个凡是知道他的职务的人都向他微笑的地方。钥匙插在锁孔里，他没有把钥匙给秘书，而是自己开的门。他不愿意在每一件小事上劳动别人。门开了，灯亮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墙壁和地面仍然是一尘不染，就像天天有人用洗涤剂刷洗过似的，他回来了，他坐到了沙发上。

海云这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吗？海云的声浪还在他的耳边颤抖吗？她的声音还在空气里传播着吗？即使已经衰减到近于零了也罢，但总不是零啊，总存在着啊。还有她的分明的清秀的身影，这形象所映射出来的光辉，又传播在宇宙的哪些个角落呢？她真的不在了吗？现在在宇宙的一个遥远的角落，也许仍然能清晰地看见她吧？一颗属于另一个星系的星星此时此刻的光被人们看见，还要用上几百年的时间，她的光呢？不也可能比她自身更长久么？

然而这毕竟是遥远的往事，是上辈子的事了。这是一种老年人的心理吧，每当他想起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事，便觉恍若隔世。会不会在一百年以后，二百年以后，五百年以后，有人会回忆起海云或类似海云来呢？他的那么多甜的、苦的、酸的和灼热的回忆，会不会在五百年以后隐隐约约地出现在那时的幸福而公正的社会（但也绝不会是天堂）的一个小伙子的心灵里呢？

上辈子，上辈子，是不是他与海云在上辈子见过面？一九四九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得好来打得妙呀打得妙，打得好来打得热闹真热闹，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人们就是唱着这些歌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的严酷，行军的艰苦，转移、撤退、暂时的失利，牺牲，流血，负伤，饥馑，化装进城，宪兵的钢盔和闪亮的刺刀尖，碉堡的阴森森的眼睛，“剿匪总司令部”的布告，三整三查的紧张空气，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在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人类所能付出的最大的代价以后，解放军摧枯拉朽，坦克、骑兵、炮兵与红绸舞、腰鼓队、秧歌队一起行进。一进城就先扭秧歌，一进城就响彻了腰鼓。人们甩着红绸解放了全中国，人们扭着秧歌可以扭到天堂，而一敲腰鼓，仿佛就会敲出公正、道义和财富。他那时二十九岁，唇边有一圈黑黑的胡髭，穿一身灰布干部服，胸前和左臂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标志。在他的目光和举止里，洋溢着一种给人间带来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胜了的普罗米修斯的神气。他每天可以工作十六个小时、十八个小时到二十个小时。他不知道疲劳。他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他正在扭转乾坤。他比一切年轻人都更年轻，因为他前途无量。他比一切老年人更有经验，因为他是只占居民人口的千分之几的凤毛麟角的“老”革命家。他担任这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的军管会副主任，他每天接待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驻军领导、工会和学联代表、科技人员、资本家和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士。他的话，他的道理，连同他爱用的词汇——克服呀、阶段呀、搞透呀、贯彻呀、结合呀、解决呀、方针呀、突破呀、扭转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的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被深刻领会、被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在对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现在想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就像小时候走也走不完的长街，长大了以后一看，原来是一条小巷。

她那时是多少岁呢？十六岁，实足年龄只有十六岁，比他小十三岁。瘦瘦的，两只热情、轻信而又活泼的大眼睛。她进来了，她说话的时候两眼紧盯着你，她那么愿意看你，因为，你就是党。她当时是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后来把自治两个字去掉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同学们因为参加欢庆解放的军民联欢游园活动和讨论社会发展史，同校董事会和几名外国修女发生了冲突。海云激动地向他诉说事件的始末，说得他也热血沸腾起来……等到这个事情以中国青年人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以后，海云又来了，“我们全体同学都希望您去做一个报告，讲一讲我们的斗争的胜利的意义。”“全体同学？那么你自己呢？”他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这样问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姑娘闯进他的办公室使他觉得愉快，就像白鸽使蓝天变得亲切而鱼儿使海水变得活泼。他对这个姑娘的明亮的眸子产生了一种好感。“我自己更不用说了，我愿意天天听您讲话。”海云回答。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这难道不是爱吗？当然是爱，然而爱的是党。叮叮当当，蓝色的火花打响在头顶上，他和海云坐在有轨电车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小汽车，那时候他并不注意出门的时候要小车，那时候小汽车远没有日后那么大的意义。有轨电车的司机叉着腿，用脚踩着铃铛，刚把手柄放开，刷的一下又关掉了电门。他们没有座位，他们各自握着一个悬挂在皮带上的赛璐珞白环。就这样海云也不住嘴地说了许多。“我们班有两个特务，她们现在很惊慌。她们造谣说蒋介石的空军把上海给炸平了。我们组织了斗争会，在这场斗争里有四个同学申请入团。”“我们组织了讨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我们把保尔·柯察金的话抄在了壁报上。”他进入了礼堂，女学生们拼命鼓掌，鼓掌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所有的眼睛都乌黑，晶亮，闪烁着崇敬和喜悦的泪光。麦克风坏了，先是发不出声音，后来又嗡嗡地响个不住。等待麦克风的修理就用了半个钟头。海云站到了台上：“同学们，咱们唱个歌儿好不好？”“好！”回答的声音比上课还齐。“你们那一角是第一部，顺序往这边是第二部、第三部……”她一挥手就把学生分了四部，韩信当年指挥军队也不会这么利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爱人民……

共产党的恩情，恩情……

说不完哪……说不完……不完……

呀呼咳咳依呼呀呼咳，呀呼，呀呼……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全礼堂都在“咳咳咳咳咳咳”，好像在抬木头，好像在砸石头，好像在开山，好像在打铁。是的，打铁。

我们大家，都是熔铁匠，锻炼着幸福的钥匙……

快把那铁锤，高高举起，打呀打呀打……

和声部分开始了，只有从充满了热情、欢乐和神圣的革命目标的少女的心灵里，才能唱出这么动人的歌。海云指挥着，她的头发舞动如火焰，张思远看到了激情在怎样使她的年轻的身体颤抖。她就是刘胡兰，她就是卓娅，她就是革命的青春。麦克风终于修好了，他开始做报告。“青年团员们！”鼓掌。“同学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战斗的敬礼！”鼓掌。“你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你们是新生活的主人，先烈的鲜血冲开了光辉而宽阔的道路，你们将在这条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点头称是，一字不漏地往小本子上记，但仍然不影响频频地鼓掌。“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开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再不是奴隶，再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我们再不用悲叹，再不用流泪……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铸造我们的未来，一切失去了的，我们都要夺回来！一切还没有的，我们都要创造……在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消灭了一切自私、落后和不义之后，我们失去的只有锁链，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更加热烈的鼓掌。他看见了海云的激动的泪花。泪花在女学生们的睫毛中间滚动，泪光里闪耀着红旗、灯塔、军号和水电站。那一次，他怎么那样口若悬河，热情澎湃？他讲了许多空洞的、幼稚的话。但是，他是真诚的。他是相信的，她们都是相信的。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被革命的烈火烧成了灰烬，而新的生活、新的历史，就像那洁白、光滑、浑圆的电车上的赛璐珞环一样，掌握在她们自己的手心里……

然后是通信、打电话、见面、散步、逛公园、看电影、吃冰棍和冰激凌，他和海云在一起。然而主要的并不是公园、电影和冰棍，主要的是政治课，是海云提问和他进行解答、辅导。他像全能的上帝一样，可以准确无误地回答海云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人生、关于党史、关于苏联、关于青年团支部的工作的一切问题。海云用那样虔诚、热烈而庄严的目光看着他。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突然把海云搂到自己的怀里，吻了她。她没有一点儿抵抗，没有一点儿对自己的保护，没有一点儿疑虑，甚至连羞怯也没有了。她只是爱慕他，崇拜他，服从他。他不是同样觉得她亲近吗？他不是从第一眼起就觉得她已经是自己的亲人了吗？上级和同事的一切劝告对他都没有起作用，就像海云的父母的激烈反对对海云没有起作用一样。他们结婚了，他三十岁，海云虚岁十八。爱情和革命都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迅跑。为了他们的婚姻，海云中学都没有上完，她到一个党委机关做打字员去了。

一九五○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就在这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朝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而在这个城市出现了一起反革命破坏事件。为了支前，为了宣传，更为了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他一个多月之内竟没有回一趟家，虽然他家离他的办公地点不过三公里。那天，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他接到了海云的电话，说是孩子发高烧，很危险。“我正忙啊！”他说，电话挂上了，他似乎听见了海云的哭泣，他的心动了一下，他有点儿责备自己。“散了会我要回去一下。”他对自己说。其实他如果真的想回去他早就回去了，但是，大家都在忙，连科长和干事也是每天开夜车，一连多少天不回家，不但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就连新年和春节也在忙工作。革命无常规！常规非革命！多加一分钟的班，世界革命就能提前一分钟取得胜利，纽约的贫民窟就会早一分钟照上太阳，而朝鲜代表在保卫和平大会上讲的那些苦难就会早一分钟消失。那一天开完会是深夜一点四十分。他有意识地提前结束了会议。一个和外国间谍有牵连的反革命集团被侦破了，很快撒下了天罗地网，两个小时后开始行动。抓个空子他回了家，进门的时候他还在看手腕上的表。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