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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票给我！”女列车员向他伸出手，下令说。铁路员工的蓝色制帽下是一张年轻的、不耐烦的脸。如果在软卧，她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说话。这挺有意思。张思远掏出了自己的车票。铁路制服，还有解放军的军服，似乎都应该改进一下了，这两年人们穿得愈来愈好，而制服与军服却依然旧貌。本来，这种制服，尤其是军服，应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红鼻头、敞着怀的大胖子摇摇摆摆地坐到了他的旁边，大胖子的不寻常的分量使卧铺吱地一响。“玩两把百分吧？”大胖子说话是胶东半岛的口音，嘴里喷出辛辣的生葱味儿。如果在软卧……
如果在软卧车厢会比这儿好得多。当然。但这一类的想法只不过微弱地一闪。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阳光。他喜欢这一节车厢。喜欢脸孔绷得紧紧的列车员姑娘，瞧，她又来拖地板了，多辛苦！他喜欢他头上的中铺和上铺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开车就睡着了，年轻人的睡眠是多么香甜呀！他喜欢对面的吸着两毛钱一包的香烟的干部，这位干部死乞白赖地向他让烟，他怎么推也推不出去。为什么把烟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样阴暗呢？这位同志的让烟就丝毫不意味着托他办事之类。还有带孩子的母亲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给陌生的“叔叔”表演节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冬冬爱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但是人和人也是可以相亲相爱的呀。
是的，从一九七五年恢复工作到现在又是四年多了。艰难的，令人惶惑失望、摇摇欲坠的头一年；绝处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烦的，纠缠不休的，明明又是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的这两年。回顾昨日，他不能不为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和迅速而惊叹。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他又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机会与这些坐硬卧车厢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的位置也与别人不同。但是他不能那样重访山村，他不能前呼后拥，气宇轩昂地以高干的姿态出现在冬冬和秋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欺负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冬冬和秋文身边拉开。虽然他知道，坐小汽车绝不是他的或任何人的过错，住“部长楼”，进软席车厢也绝不是应该责备的事情。平均主义从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不能，他不愿，他不敢，他也不应该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任何方式重返山村。
细想起来，就连硬席卧铺也不能使平均主义者安宁。更多的人坐着硬座，从起点站到终点站要运行七十几个小时，有不少的人就这样坐七十几个小时。中国人的耐性、韧性、吃苦耐劳真是举世无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连硬卧都坐不起呢？三十年了，你不觉得脸发烧吗？你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吗？看看每个车站上，挑着箩筐，背着大包袱，扶老携幼，上车下车的百姓们！
那就是老张头，老李头，老王头和老刘头们。他又有两个星期可以做老张头了。恢复工作以后，他常常回忆在山村的老张头的生活。他有时候自问，可能不可能有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自身，即那个被唤做老张头的我仍然生活在那个遥远的、美丽的、多雨又多雪、多树又多草、多鸟又多蜂蝶的山村呢？当他低头踏进吉姆车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是正在鸟鸣中上山拾柴吗？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拉长了啊——啊——啊——的声音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是正在地头和歇息的农民、农妇们说笑话吗？他完全不是装腔拿调地拉长了啊的声音，他在对非常复杂的工作、思想、认识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话语应该清晰、准确，他必须对他说过的每个字和每个标点符号负责，他要一边用心思考一边说，他还要使听他的发言，他的讲话或者被称做张副部长的指示的人有领会、温习、思索、消化的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啊的拉长是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另一个张思远——老张头就从来不把啊拉长。说起话来又快又巧妙，那个老张头比张副部长要年轻一些，健壮一些。当张副部长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的时候，当他衣着整齐、彬彬有礼地为外宾布菜的时候，当五星啤酒和北冰洋汽水、通化红葡萄和贵州茅台、崂山矿泉水和绍兴黄酒被任意选用，任意啜饮的时候，另一个“我”不正在烟气未尽的石板小屋里，在煤油灯的光焰照耀下，在热烘烘的锅灶旁边，在钉得一条腿有点歪斜的小板凳上，端着山区人民喜爱的粗瓷大海碗，就着老腌咸菜，大口大口地喝着暖人心脾的，掺杂着诱人的红小豆、白芸豆、绿豆和豇豆的稠稠的包谷糁子粥吗？老腌咸菜是以“老”而自豪的，拴福大哥说他的那一缸咸菜汤还是民国十八年的底子。从民国十八年腌了那一缸咸菜，每年夏天都要熬一次汤，每年秋天都要加菜、加盐、加水，一直到如今。当张副部长正在为处理一个人事问题（如今人事问题占用了他那么多精力，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在斟酌词句、而在搜索枯肠寻找一个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照顾关系、既要有利工作又要挡住从某个方向攻来的明枪暗箭的方案的时候，那个老张头是不是正在饶有兴趣地倾听拴福大哥叙讲自己的腌菜汤的悠久历史呢？
现在呢，他又把张副部长留在北京了。让张副部长去开那些开不完的会，看那些看不完的文件去吧。经过十年的动乱，张副部长正在按照党心民心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并没有忘记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做法更对人民有利的做法，如果张副部长要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
他接受了对面的同志让给他的有点儿呛人的纸烟。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带过滤嘴的“中华”。这并没有引起惊奇，因为现在即使是学徒工出门在外也要带两包好烟，这叫作甩牌子。硬卧下铺的空间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会有人怀疑。他接受了口里发出葱味的胖子的玩扑克的邀请。对家、横甩、抠底、满分升级。只是在戴上了叛徒、三反分子的帽子以后他才学会了打百分，下象棋。他也像每个无事可做的旅客一样，努力领会和钻研列车运行时刻表，好像这一次旅行以后他就要调到铁路运输部门担任调度员似的。他拦住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给他们吃糖，和他们逗着玩。他本来计划在火车上读点儿书，但拿起书来常常被打搅。也好。老张头与众人平等，与众人一样并无更多的责任因而也并无急迫感。拴福大哥讲过一个理论：人总是要死的，急急忙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急急忙忙地去死，不慌不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慢慢腾腾地去死。真是高论。老张头虽然轻松而又自由，率直而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失去的代价未免太大。
还有许多细小的，无足挂齿却又相当讨厌的代价要付。老张头必须事事排队：进站、上车要排队；去餐车吃饭要排队；上厕所和去洗脸池洗脸刷牙都要排队。作为老张头应该完全适应和完全习惯的排队，却引起了张副部长的抗议。他还必须忍受不礼貌的对待和恶劣的条件。有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看样子不过五六岁，常常横冲直撞地在车厢里穿过来走过去。老张头拦住了他，给他一块糖，无非是想逗他玩一玩，男孩子却小霸王一样地打掉他的糖，而且出口不逊，“×你妈！”这一句粗话引得所有听到的旅客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赞赏，好像是听到了侯宝林在相声中甩出来的一个“包袱”。张思远，多半也是张副部长霎时间血往上冲，脸大概都红了，黑帮听到詈骂只能低头认罪，但是副部长却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你怎么骂人？”他责问了一句，稍微有点严肃。五六岁的小胖子威风地扬起了头：“就骂！就骂！待会儿告诉我爸爸，不给你开饭……”原来，小胖子的爸爸是餐车上的炊事员。旅客们又哄然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分析：“好小子，这么点儿个儿就懂得了‘权’的厉害！”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下了火车要坐两天长途汽车，汽车司机对待旅客就像对待一群猪猡。中途停车时他看也不看大家，蛮横而又含混地发一个令：尿尿！吃饭！休息！下车！快上！那种腔调简直令人发指。这且罢了。第一天停车休息，他住进的是一间四十二个人同住的大房间，烟气汗气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功率的荧光灯管，终夜不关。半夜里旅店工作人员前来查铺，看有没有没开票就住下的，又查了个鸡飞狗跳。他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他简直后悔这次出行，后悔自己太不现实，本应该听秘书的话。如果当地省委派小车来接，这两天的路程只要多半天就够了。他毕竟已经老了，已经不是那两年的老张头……
但是第二天他精神还好。上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打了一个胜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一个没有失去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的人。但是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微笑后面仍然有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他隐隐地预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几天的生活，对于张副部长来说，不过是客串罢了……他皱起了眉。
但是有一件事他实在忍不住了。当第二天中午他排着长队等候买票在交通食堂就餐的时候，有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登山服、大约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偏偏在他快要排到窗口的时候横着走了过来，用胳膊肘把他往后一捣，插到了他的前面。问题不在于不排队、加塞儿，问题在于这个大个子在食堂卖票的窗口站了一会儿，偏偏等到张思远过来时加了进来，这明明是看到张思远老弱可欺，这是专门针对张思远的欺负、侮辱。“同志，你为什么不排队？”张思远的声音颤抖了。根本不予理睬。“后面排队去！”张思远大喝一声，而且动手去拉那个大汉。大汉纹丝不动，回过头来，轻蔑地看了张思远一眼，“少他娘的废话！”他威胁地举起了拳头，“谁说我没排队？我就是排在你前头的！”“大家说，他排队了没有？”张思远问，并无畏惧，他相信蛮不讲理的无赖定会受到公众的舆论制裁。然而，多么惊人，多么气人，多么恼人啊！没有一个人言声，有的人还故意掉转了头。“我看，是你没有排队！”大汉一拨拉，差点儿没把张思远推倒在地，他把张思远推出队外，而且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式。你难道能和这样的人动手打架吗？张思远在这个时候多么希望自己的秘书、警卫员、司机在身旁啊！他想象着当自己的身份公布出来，当警卫员掏出手枪，当秘书打电话叫来了公安人员之后这个无赖将怎样的恐惧、面如土色、赔罪求饶，说不定会跪到地上。而周围的群众又怎样地拍手称快……现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在“黑帮”时期我碰到这样的事，我会这样生气吗？张思远问自己，这个自问像一阵清凉的风，吹过了他的身体。
行路难。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当老百姓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像当“高干”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个故事不应该是庄生梦见自己成了蝴蝶或者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生，它应该是一条耕牛梦见自己成了拖拉机或者一台拖拉机梦见自己成了耕牛。在生活里飘飘然和翩翩然的飞翔实在少见。六岁多为了躲土匪，爸爸曾经带着他奔逃，晚间睡在大车店的牲口棚里。他到六十岁也还记得那静夜里马吃夜草的沙沙声，静夜的寒气袭人，这是童年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呢，他们常常睡在青纱帐里，夏夜可以听到玉米地里叭叭的声音，乡亲说，那是玉米在拔节，那是一种不可压制的生命的力量、生长的力量，来自泥土、雨水和天空的力量。甚至在长途行军中他走着路也能打盹，前面喊了立正，后面的人把头撞在前面的人的背上。
发牢骚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发牢骚不需要培训，而且时髦。七十年代末期的某些中国人，似乎觉得不发牢骚就不得天黑。他这一路就有许多牢骚俯拾即是。可惜他不是个作家，否则光是交通食堂和交通旅馆的肮脏就够他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文章，再加上两个人物一点儿情节、一点儿感叹和两句尖锐刺激的话，就能做成一篇勇敢地揭露阴暗面的小说。说不定他还能“红”
起来，能够参加作家协会，成为一个指手画脚、骂骂咧咧、高人一等、比谁都正确的英雄。写文章咒骂一个交通食堂总比办好一个交通食堂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然而这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把我们的岁月、我们的生命湮没在牢骚和怨言里么？一个没有恪尽己责的、一个丧失了公民的责任感的人的牢骚，究竟值几分钱呢？他在部里给干部讲话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么一个建议：我建议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四小时发牢骚四小时工作，前四个小时大家一起发牢骚，跺着脚骂娘也可以，发完牢骚以后一句牢骚话也不许说，都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四小时工作制也许对于某些涣散的单位比八小时工作制效率还高。当然，这是激愤之语。
所以，他渐渐地不再有牢骚。他想的是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不管有多少粗野和贫穷，火车在前进，汽车在前进，车轮的旋转使他和别的乘客们时时到达新的地点，车轮的旋转是通向他们的目的地的。正是在旅途中，时间的推移意味着空间的推移，时间的行进成为有形的，成为催赶人的一股可以触摸的力量。
枣雨到了，到了，真的到了！到达目的地的快乐便是对于旅途的艰辛的最好的报偿，正像成功便是对于一切艰苦奋斗的报偿。再转过一个山头，再绕过两块圆圆的、非人间所能有的巨大的磨盘似的石头，就是山村的汽车站。老乡们说，这两块石头是当年二郎神担着它追赶太阳的时候，中途撂到这里的。谁也不知道这两块石头已经在这里存留了多少年和将要继续存留多少年。反正张思远离去的这四年多石头并没有丝毫变化，它仍然那样沉着、持重而又永远不老地迎接着远道而来的张思远，它的欢迎的姿势与那几年张思远去邻村办事、买东西，或者看病归来的时候毫无二致，就像张思远压根儿没有离开过，没有当上什么书记或者副部长一样。停车的时候冬冬和冬冬头上的高压线他是同时看到的。冬冬好像又高了，肩膀也宽了，他早已经调到县里担任小学教员。他们在信上说好了，冬冬来这里迎接父亲。“有电了么？”张思远问，这是他下车后问的第一句话。有电了，并且正在用电灯代替煤油灯，用电磨代替石碾子，用电动弹花机、脱粒机、榨油机、舂米机和粉碎机武装粮棉加工……这是冬冬的回答。父子两人向前走了几步就来到了老杏树下，老杏树依然是流出了那么多树胶，像是多感的老年人的泪水，叫人心疼。树胶的颜色、多少、部位和形状完全和四年前一样，昨天老张头还在这棵杏树底下抽旱烟。父亲递给儿子一根过滤嘴“中华”，儿子接过去的时候嘴角微微地一撇。杏树旁边是一个泉眼，为了保持清洁，泉的源头盖着两块青石板。弄脏了清水泉就不是好姑娘，这是波兰玛佐夫舍民间歌舞团演唱的一首歌里的歌词。海云最爱唱这首歌的。初冬的太阳照得他们暖烘烘的，这是一个避风的地方。看，泉眼边的杂草，黄叶中竟又长出了新绿的芽儿。初冬的太阳，没有风，不也和初春的太阳相似吗？那新萌发的小小的草芽儿，可知道它的面前并不是明媚的春天吗？他推开石板掬起清泉喝了两口，还是一样的清冽甘甜。抬起头，他看到了这次重访第一个遇到的山里人。是一个裁缝，一个他在山村期间最少打交道的人。圆圆的老式的花镜，好像与两块巨石一样历史悠久。然而裁缝一眼认出了他，他也一眼认出了裁缝。这不是张书记吗？您怎么又来到了这个小山沟？来来来我给您提着包。好好好我们大家都好，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您这回来是视察还是蹲点？这可是对我们山区人民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官腔官调，应付长官，多么令人悲哀！
幸好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的山里人。拴福大哥就不是这样，“张！”老远就大喊了一声，他的习惯是只称呼姓，这个习惯倒有点像外国人。大嫂见了他竟咧开嘴哭了。真想不到你还能到这里来！真想不到大嫂活着还能再一次见到你！真想不到这两年日子一下好了许多！我们养了三头猪和五头羊，还有十五只鸡。本来是二十五只，本来有两只公鸡，天天你啄我我啄你，啄得冠子上全是血，只好把战败的那个宰掉了，谁让你没本事？又有九只母鸡串了瘟。这九只是后买的，那十四只是先买的。秋文医生给那十四只扎过针，用蘸水钢笔把鸡瘟疫苗注射到鸡翅膀上。秋文医生连鸡病、猪病也治，其实公社有兽医站。粮价也提了。核桃、杏仁、枣和蜂蜜的收购价都提了不少。电灯也亮了，广播喇叭也响了。只是粮站工作人员老是压低粮食的等级，农民钱拿多了就好像他们的屁股里被塞进了草。有电但常停电，煤油灯还不能丢，却又减少了煤油的供应。我们年终分了四百多块钱，买了一套二十四个花瓷碗。你现在高升？平安？到了北京？见过中央的那些领导人吧？可干部怎么不下来了呢？过去每年冬天都要来人，虽说有几次也乱整一气，但是我们还是想这些干部们，让他们来嘛，给山里人说说，世界上又出了什么能人，出了什么新鲜事？
十五只鸡马上变成了十三只。年近七十的瘦小的老太婆抓鸡的时候其灵活程度不亚于一个排球运动员。她跳起来把已经起飞的鸡抓到屋里，于是鸡毛上天而鸡肉上了案板。过油的时候鸡丁哧啦哧啦地响，于是白面馍馍入笼和出笼，于是夏秋晾下的干蒜苗、干豇豆、干茄子和腌猪肉也出场。没等到饭熟，乡亲已经来了许多。当场有五家对张思远提出了在这同一天举行洗尘饮宴的邀请，而且不容许不答应。张思远一一点头，不过前后错开，安排了一下时间。张思远再一次后悔没有随身带上秘书和工作台历。这项安排日程的繁重工作只好临时分配给了冬冬。
多么好啊多么好！就像他从来没离开过山村。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情，一样的人心！一样的推推哪家的门都可以进，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一家的炕头都可以睡！甚至连那几条老狗也没有忘记他，摇着尾巴向他跑来，伸起前爪扑他的腿，从湿湿的狗鼻子里发出撒娇的声音。他实在抱歉，倒是想到了给乡亲们带来一点糖果、圆珠笔、画片，却忘了给这些友好的狗带几块骨头。于是他只好抛出了酸梅糖，用这种东西来款待它们可实在不够意思。有一只黄狗不认识他，凶恶地吠叫，它大概是在他离去这段时间出生和成长起来的。狗的主人把黄狗狠狠批评了一顿，“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连自己人，连咱们的老张头也咬？你想找死？”骂得黄狗垂头丧气，诚惶诚恐，灰溜溜地退到一旁，深刻反省自己为什么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其实它的出发点却是忠于职守和立功受奖。
虽然也有不少的乡亲问起他的官职，并咋舌惊叹，还一致认为他的升官是一件好事、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上级”看待。他说话既不拉长声，也没有那么多词儿，既不摇头摆尾，也不倒背着手踱来踱去，既不用事前斟词酌句，也不用事后为哪句话不当而追悔。无官一身轻！无官暖人心啊！没有平等，就没有友谊，正像没有土地就没有庄稼，没有核桃树就没有核桃果。还有山里的红枣呢，每一颗枣都像张思远的童年一样久远、古老、鲜甜。张思远小的时候，在他还不是张思远，当然更不会是张教员、张指导员或是张书记，在他只是石头，或者像母亲称呼的那样——小石头的时候，他们家也有一株枣树。打枣，这就是童年的节日，童年的欢乐的不可逾越的高峰！劈里啪啦，竹竿在上面打，稀里哗啦，枣子往地上掉。许多相好的和不那么相好的小朋友都来了，一边吃、一边捡、一边装、一边找、一边喊。有的枣滚到了渠沟里、草丛里、瓦片底下，凡是企图隐藏自己的枣子也正是最甜、最饱满又绝对没有虫子的枣儿，这样狡猾的枣子的每一颗的发现都会引起自己和同伴的欢呼。连土都是甜的，连风都是香的，这童年的喧闹和喧闹的童年！这满脸是土，满脸是汗，满脸是鼻涕和眼泪，满脸是带口水的枣皮和欢笑的童年！也许，对于平等、质朴、友情以及像枣雨一样地洒落地上的社会财富的向往，对于共同的公正而富足的生活的向往，就埋藏在这些喧闹的小小拾枣者的心里？也许，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事业和学说的力量正来自这些喧闹的小小的拾枣者的心底？
现在，须发花白的张思远，身居高位的张副部长，又回到这童年般的喧闹中来了。重新造访的第一天，走到哪里都被山村的男女老幼所包围，被七嘴八舌的问候、说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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