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战役之后，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在曾国藩辈的心目中自然是“逆都”，其上游失去屏蔽，直接暴露在湘军的攻势之下。不过，用兵以稳慎著称的曾国藩，并没有急不可耐地进军速攻，而是与“东援”结合，统筹布置，以待时机。

李鸿章“东援”建立淮军所谓“用沪平吴”，尽管也是在曾国藩的统一节制之下，但也可以说有了其相对独立的东线战区。而曾国藩最直接操控的，是攻取太平天国都城的战事部署。这一战事中的主力军，便是曾国荃所部。将心思全集中在破“逆都”立“头功”因而推掉“东援”之差的曾国荃，回湖南新募六千勇员扩充他的部队，在李鸿章的东援部队出征前夕，也回到安庆。此时他所直接统带的兵员人数，达到近两万人（后继续扩充）；其弟曾国葆所部，也有四五千人。

曾国藩进取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战役方案，基本还想袭用“围点打援”的套路，自然是以曾国荃部为“围点”之军的主力。曾国荃对此役抱有格外急切的心情，因而进军非常迅捷。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下旬，所部自安庆启行，从江北岸挺进，三月末即至和州。其弟曾国葆所部，自江南岸进至南陵。彭玉麟的水师，则由中江而下与两岸陆军呼应。这几支部队合成所谓“直捣金陵之师”。此时与之配合的清方总体军事部署，形势概况是这样的：李鸿章所部佐以黄翼升淮扬水师，“是为援剿苏、沪之师”（在东线战场）；大江以北，多隆阿军“为围攻庐州之师”，李续宜“有派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部“为进攻宁国之师”，张运兰等军“为防剿徽州之师”，左宗棠部“为规复全浙之师”。所谓“十道并出”，皆“受成”于曾国藩，其人在安庆“居中控驭，广辖数千里”。此外还有袁甲三及李世忠的“淮上之师”，都兴阿的“防江北之师”，冯子材、魁玉的“守镇江之师”，或不属湘军，或不归曾国藩节制，但他“均奉旨统筹兼顾”。或评说其势，有谓“军书辐辏，英彦风驱，上而朝端倚畀之隆，下而薄海想望之切，洵千载一时矣”！

四月二十日（5月18日），曾国荃部由西梁山渡江转至南岸。它会合清方的水陆各军，相继攻下太平府城、金柱关、东梁山、芜湖等处，继续东下，一路连捷，至五月初，即进驻天京城外的雨花台，彭玉麟水师则泊于天京护城河口。这样，自江南大营覆灭后，清方的军队再次驻扎于太平天国都城之下。

按照曾国藩的本意，是不想让曾国荃如此急骤进军的，而是要取得各路担任“打援”部队的援应配合，防止孤军深入，虚悬敌腹。当曾国荃军业已进驻雨花台的时候，因为当时的通讯条件，曾国藩尚未及时获知，所得到的还是其进扎“距金陵不满四十里”的周村之消息。他急忙给乃弟写信，表示“既以为慰，又以为惧”（实则“惧”大于“慰”）的心绪，说“金陵地势宏敞，迥非他处可比”，“此次弟不候多（隆阿）军至九洑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以为虑”，又对“上游南陵空虚”，曾国葆“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表示了担心，要其“暂屯扎周村一带，以待多军之至”。可见身处前敌的两兄弟，与曾国藩的心思大为不同，前者是急功近利，后者是力图稳慎。当曾国藩得知乃弟已进至金陵城下的时候，除了忧急之外，就是催促多隆阿军赶快前来增援，把多军不啻视为救星。然而，此事却窒碍难行。

多隆阿作为胡林翼笼络并驾驭得手的满籍将官，对曾氏兄弟并不诚心驯顺。而他所部，确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军队，四月间攻下重镇庐州，使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败走寿州后，为练总苗沛霖诱捕，遭清方杀害。本来，攻下庐州后多隆阿军从江北一路进逼天京，与曾国荃部配合，不但是既定部署，而且也是“顺势”易行之事。但在此之际，多隆阿却与官文正进行着西上陕西而脱离湘军战区的合计，由头是陕西不但有回民起事，而且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会合捻军张洛行等部正分路趋赴，需要应对，故由官文出奏建议，朝命多隆阿赴陕督办军务。对此事湘人王闾运有这样的叙述：

当是时，多隆阿之名慑惮群寇……国藩飞书约会兵，多隆阿素以文官不可亲，且己不识汉文，而亦恶儒吏，即报国藩，言军事权宜专一，以微示不与曾国荃同处……官文摇多隆阿终不欲东，而四川德安诸余寇俱入陕西，已先奏雷正绾赴援，遂再奏令多隆阿自往。陕抚及京朝官亦日言，关中帝王都，天下最要。朝命属多隆阿。命下，官文亦自喜当上意，决意遣之，合军江宁之谋，不复听矣。

不过，曾国藩还是不放弃争取。他于五月中旬致函官文，申说此次仅以曾国荃部的万余兵力驻于金陵南隅，洪秀全“见惯不惊，了无惧色”，而“自军兴以来”，惟此次“气势最好”，“请多军会剿金陵，合围西北，当可得手”，让其人陕，则“威名太盛，贼知不敌，恐逼窜南山老林之中”，使他“进追则疲于奔命，既有牛刀割鸡之喻；不穷追则未能蒇事，又成进退两难之象”，陷人尴尬，何况，“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财赋之盛，比秦何止十倍”，若以其军“南渡会剿，纵不能遽克金陵，必可为游击之师，攻克旁近十余州县，明春即可办漕百余万石解京”。总之，是说让多隆阿军“会剿”金陵比入陕西，对军事大势，对济京漕项（隐意是官文可借以更取悦朝廷），对多隆阿本人，都有大益，是为上策。但是官文、多隆阿并不为之所动。六月上旬，曾国藩又致函官文，以请求加奉承的口吻再次争取，说“如秦事果松，或仍请礼帅（指多隆阿，其人字礼堂）东征。阁下智珠在握，想权衡缓急，必能随时斟酌尽善”。写此信时，曾国藩想必不知道多隆阿的具体行踪，随后得知其人尚在皖境而还未行抵湖北，便给官文又急追一函，说“进止似可酌商”，“金陵似有可图”，多军可否“回军东指”？官文、多隆阿意向已决，曾国藩屡函不能奏效，多隆阿终归西上，及至后年春在陕西作战重伤死于军中。

而当下曾国藩部署指挥的会攻天京之役，却因多隆阿军的缺位而大受影响，加之其他各路打援之军也未能全按预定方案理想到位，天京城下湘军一度陷于孤危之境。这从曾国荃于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初给乃兄信中这样一番乞援的话中就可见其情：

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亮（谅）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如能有大军从后打来更好，否则设法添五六千人由大胜关入长濠内，守剿兼施，亦必能分作两三仗打退也。此实确有把握之言，百叩求兄作主，迅赐厚援，以救危局，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之救也。

曾国荃本来是个颇为刚愎自用的人物，是不容易在人面前低头认错的，这次公开向老兄承认前不听训诫、急功冒进的错误，死乞百赖地乞求增援，危急之下他的焦灼无奈情态显而易见。曾国藩当然要在可能的条件下设法尽力增援乃弟，但主要还是靠曾国荃军的力顶苦撑。当时，其军正处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力图破围的强大攻势之下。

其实，当曾国荃军迅速进抵天京城下的时候，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是真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了无惧色”，而是大为惊恐于“其突如其来如是之速”，洪秀全紧急屡催在东线战场的李秀成回援。开始，李秀成与相关将领筹议，认为在曾国荃部湘军一路进军而来势头正锐的情况下迎战不利，决定暂不起兵往救，要待其久拖懈怠之后再寻机回攻。但形势发展根本不容其延宕，在洪秀全的严令之下，他只得作出回兵救援的部署，从八月下旬开始行动。这次回救天京的军事行动规模是颇大的，有所谓“十三王”所率实数大约二十万的兵力。

对双方的这场破围与固守之战，在其结束后的十月间，曾国藩会同官文、李鸿章有一专折上奏，称“金陵各营苦守四十六日，屡获大捷，力解重围”。这显然是一道极力铺陈曾国荃军在艰危境况下，苦战撑持而终获胜的文报，情节具体详细。曾国荃作为前敌统将，自然等于为他表功，并且少不了直接涉及其本人的事迹，故曾国藩拉上官文、李鸿章一同出奏，亦可揣其处心积虑。此折中述及曾国荃在闰八月末战事中的受伤情形，说“濠外开花蹦炮横飞入营，烽燧蔽天，流星匝地。群贼齐声大噪，束草填濠，岌岌欲上”，“曾国荃见事危急”，亲率部将前往策应，“为飞子伤颊，血流交颐，仍裹创上濠，以安军心”。对此整场战事，奏折则这样作结査苏、浙诸贼酋，大举入寇，麇集金陵，意图吞噬我营，合犯上游，计甚狡毒。仰赖圣主威福，将士同心，以病余之孱兵，当非常之凶焰，苦守力战……以寡御众，出死入生，卒能挽回危机，保全大局。可见此战在曾国藩辈心目中的地位。的确，若在曾国荃军初扎于天京城下不数月之际，便被太平军击溃，即不啻又一个“江南大营”的下场，那样，湘军要再缓过劲来重新组织对天京的围攻战役，不知要待何日。而通过此战，天京城下的湘军经历了异常艰危的考验，必然增强了信心。而太平天国方面则等于遭受了一场重挫，这尽管与李秀成在部署、指挥上有些方面的失误有关，但毕竟造成客观战局形势上难以挽回的逆转。

要说，天京城下的湘军挺过此役获得胜利确不容易。不但曾国藩说其“以寡御众”诚不为虚，而且所谓“以病余之屠兵”也事出有因。当时正值瘟疫流行之际，对湘军的兵员和战斗力影响很大。知情者后来忆述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锫于途（等到返回时有一半倒毙在路上）。可见情况之恶劣。连曾国葆，也是这年十一月间在军中死于瘟疫的。

在极其艰危的条件下，曾国荃的盼援心态也是非常微妙的。能来加人其军和直接隶其属下的嫡系当然是他所欢迎的，而别支部队作外围打援他自亦认可，但对有可能直接染指金陵、与之争功者则仍是极力拒绝。譬如曾国藩与李鸿章商妥拟调程学启部自东线前来参战支援，曾国荃于九月十二日写信给乃兄赶紧阻止，说刻下其军“已添有三千七百人自守，尽可支持”，“程学启守青浦，于沪上大有益，请兄飞函止之，勿来金陵，则于少泉（李鸿章）中丞一局无碍也”。表面上似乎为他人和大局着想，实际上完全是为利己而排他。当然，无论如何，曾国荃军是挺了过来，得以稳扎在太平天国的都城之下。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末，曾国藩从安庆启程，开始东下视察。经池州、芜湖、金柱关、大胜关，在二月初六日抵雨花台大营。早在前一天乃弟曾国荃就到大胜关迎接他了。数月不见，兄弟二人畅谈至二更才睡。想想吧，他们会有多少要说的话呀，国事公务，亲情私话，顺逆得失，苦辣酸甜……在赴雨花台大营的路上，曾国藩坐亮轿，乃弟骑马，从所记“途次尚可共语”，更可见两人此次战地之晤的倾心。到营后曾国藩接见官弁，“念各营官去年辛苦异常，无以劳之，思每人给对联一副”，他的文才书技，在此“武地”也派上了用场。当然，围棋依然是其人每天少不了的“功课”。驻此期间，兄弟俩得到姐姐国兰去世的消息，自然要忧伤一番。念及弟弟国葆刚病亡不久，又有姐姐故去，“两月之内，连遭同气之戚”，“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从此仅存其四（按：除国藩和国荃外，还有国潢和女辈国蕙）”，使之“抚今思昔，触绪生悲”。十一日，曾国藩登舟回返，仍沿途停驻视察，国荃陪送五日，两人又多番长谈。曾国藩于二十八日回到安庆衙署，结束了整整一个月的外出巡视。

军务之中，饷事是切要的一项，也是令曾国藩最为操心费力的事情之一。尽管有沪上饷源要地的开辟，但多方筹集仍是放松不得。苛征胺民，自不可免。甚至为此事与原朋僚之间引发激烈争执，生嫌交恶。他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之间事情，即颇典型而耐人寻味。

进士出身的福建侯官人氏沈葆桢，咸丰年间由京官简放江西九江知府（后改广信知府），时正值曾国藩在赣省“客寄虚悬”的艰困之时，沈氏却人其幕府，协助筹饷备械，参谋军机，得幕主看重和举荐，获升九江道。后曾一度回籍的他，复因曾国藩奏荐，得以出任江西巡抚。可见，两人间关系本非同一般，沈葆桢在曾国藩困难时出过襄助之力，而曾国藩对沈葆桢更有提携之恩。

可是，在沈葆桢出任赣抚不久，就与曾国藩为饷事发生激烈争执，并持续数年之久，闹得不亦乐乎。这由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间曾国藩向朝廷所告“御状”中陈述，即可见事情的梗概：

（同治）元年八、九月间，臣军疾疫大作，死亡无算，而忠逆大举援救金陵，危险万状，沈葆桢乃于是时截留漕折银四万，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二年，浔（九江）关洋税一案，臣奏拨三万两，奉旨先准，沈葆桢旋奏留专供江（忠义）、席（宝田）二军之饷，钦奉寄谕以皖营军饷短绌，饬抚臣妥筹兼顾，如数分拨。逮关道蔡锦青分拨万五千两解至臣营，沈葆桢乃大怒，严札申饬蔡锦青，并移咨责问臣处，但有峻厉之词，绝无婉商之语。此次（按：指出奏当下）截留厘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开罪而不肯一与商酌？以为事势紧急、无暇远商耶？则前年漕折、去年洋税、今年厘金三事中，岂无一事可以先商后奏者？殊不可解。

曾国藩在上奏中责备沈葆桢屡次不与自己商酌而硬行截饷，口气如此严厉显为参劾，当时他心中也不免有内疚之意，在出奏的当天日记中记云：“睡时因本日争厘金疏内，有参沈幼丹（葆桢字）之语，不知果合乎天理人心之公否？悒悒若不自得。”从前述他们的关系渊源体察，其间的饷事之争，出于私人宿怨和派系仇隙的因素几可排除，主要当是为自己直接统属的军队和管辖的地盘计之。曾国藩虽为两江总督，江西亦其辖境，但在灭亡太平天国之前，毕竟是以所部嫡系湘军为尤重，何况该军饷事也确实紧张，上述曾国藩奏折中即有“今日饷需奇绌，朝不谋夕”之言，以往他给沈葆桢的函、咨之件中，更有详细具体的“诉苦”情节。而沈葆桢作为江西巡抚，自有御守和全面施治本省之责，需要养兵供饷，也需要理财，不甘割肉予人，他也向朝廷强调本辖境的军队饷需紧迫，有“今各营枕戈杀贼，悬釜待炊薪桂米珠，深虞哗溃”之言。当然，沈葆桢决没有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向曾国藩军济饷的那般“慷慨无私”，因为曾、沈之间毕竟没有曾、胡两人那等同党“铁哥们”的“金石之谊”。从朝廷对他们相争之事的处置看，似乎没有明显的偏袒，而基本是采取了折中调和抹稀泥的办法。譬如对同治三年春间的这次相争，最后谕旨裁定将江西省牙厘、茶税，由本省提分一半，作为该省防饷，其余一半仍归曾国藩军营，俾得各资接济。这本来就是沈葆桢能够接受并在上奏中明确提出来的，他并不是全然拒绝江西向曾国藩军协济军饷，只是不容曾国藩包揽偌多而巳，似不像故意与昔日的恩主为难，何况，曾国藩势大位高，连他江西巡抚的辖区都在其职权覆盖之下呢！不过，由此事也可见当年总督与巡抚间的微妙关系：尽管总督品级、地位上高于巡抚，但即使是在其辖境内的巡抚，也绝不是总督的属吏，而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若有争议之事由朝廷裁断，这样两相制衡，这也是一种利弊兼具的“治术”吧？

争饷为养兵打仗，不论是对曾国藩还是沈葆桢来说都是如此。自然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权责更重，他毕竟是指挥平定“粤匪”、破其“逆都”的大帅啊！自太平天国“十三王破围天京”之役告败后，曾国藩一方在军事上则迎来了巨大转机，得以一步步扫清外围，给最后拿下天京奠基。

太平天国方面破围天京未成，接着又部署了“进北攻南”的军事行动，即进军江北，欲以扯动围城湘军，使留于南岸的太平军“进攻得以顺手”。按清方人员的说法，这是从截获的太平天国文报中得知的。破围战役失败后的当月（十月）底及次月初，李秀成就从部下相继分兵数万，该军自下关渡江，出浦口，进入安徽东南部。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间，李秀成等率第二批“进北”之军渡江，随后太平天国天京当局也拟派兵策应（但无大效用）。曾国藩看破了太平军的战略意图，在决不动金陵围兵的前提下，调集军队有的放矢地加强防守。李秀成军流动远程作战，一直进至皖西六安，艰攻该城不下，遂于六月初撤围东返。至此，其“进北”之军又告失败，且随后在回至九洑洲南渡时又遭重创。而担任留守“攻南”任务的侍王李世贤部亦无甚战绩，天京城外太平军各垒很快为曾国荃军扫平。

东线战场上，因李秀成军回救天京，就更给了敌方反攻的大好机会。李鸿章的淮军与英法洋军、“常胜军”联手，采取攻打和诱降相结合的手段，拿下原为太平军所占的一个个据点，特别是在同治二年十月下旬夺回苏州（太平天国苏福省首府），翌年四月间又夺下常州、丹阳。而浙江战场上，清方也连连告捷，在同年二月夺下杭州。

这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也就失去了外围的援应据点，成为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城。曾国藩这位节制四省的钦差大臣，这个时候当会暗中狞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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