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借师助剿”这类事情上，清廷也把曾国藩作为征询意见的要员，自然与曾国藩此时的位高权重、声势煊赫直接相关。曾氏获任两江总督（先署理后实授）、钦差大臣之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又被授统辖四省（两江辖境的江苏、安徽、江西另加浙江）军务，并且该四省“巡抚、提镇（提督、总兵）以下各官，悉归节制”的权力。同治元年（1862年）新正，又获加协办大学士的衔名（再后到同治六年五月升大学士），荣为“相国”，官至一品。盛名之下，实力也达到了曾国藩自己所谓“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旌旗”，“长江三千里无一艘不拽鄙人之旗号”的鼎盛局面。其人的政柄、军权空前加强，与之相辅相成，幕府班子也愈发规模扩大，系统严整，职能复杂，特点突出。曾国藩有“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之吟，岂不流露出对自己幕宾人马的几分得意？“主强”与“幕盛”，也正是一种必然吧？

幕府制度尽管源远流长，代有所异，但自晚清湘系势力崛起，曾国藩幕府情况较前发生的改变，尤其是重大而醒目的。其幕僚队伍规模宏大，成分复杂，幕僚来源和出路多脱常轨，影响多面，直接导致幕府在“制度”层面的显著变化。前面述及的左宗棠在胳秉章幕府的情况，就“主”“宾”关系而言，也许只具有“特例”意义，在曾国藩辈这里，被幕僚架空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骆秉章，除了其“主”“宾”个人主观条件的原因之外，岂不也正是基于湘系群体势力的强势因素？左宗棠出胳幕之后，也算有短暂的一段在曾国藩幕府的时间，情况则是另外一番天地。

就曾国藩幕府的存在过程而言，有研究者把它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形成期，从其人咸丰二年末出办团练到咸丰七年春弃军奔丧；发展期，从他咸丰八年复出领军到咸丰十一年秋攻陷安庆；鼎盛期，从他于咸丰十一年八月进驻安庆至同治七年捻军最后被镇压下去；再后为直至其人去世为衰落期。应该说，这比较符合曾国藩幕府兴衰实况的一个大致轨迹，而这一轨迹，与曾国藩的地位条件及军政状况密切相关。曾国藩自移驻清朝多年间的安徽省城安庆，有了相对正规的“开府”条件，加以权位的不断上升，军务、政务大有拓展，幕府随之发展到鼎盛，自在情理之中。

曾国藩幕府的总体规模是颇为可观的，当不下四五百人。如此众多的幕僚大致可归纳分为四类：一是幕主身边的文案类，二是军政机构雇员类，三是文化机构雇员和“闲士”类，四是洋务、科技雇员类。

曾国藩自作为一军统帅，身边就少不了有一帮类似今日“秘书”的人员，帮助处理各类文牍，兼有“参谋”、“顾问”的职能。随着幕主地位的提高，职事的增多，军政事务自愈趋繁密，所需要的贴身文案人员也会越多，当构成人数可观的一个群体。像前边述及（当然不都是从幕主与幕僚关系的角度）的郭嵩焘、李元度、章寿麟、李鸿章、左宗棠、欧阳兆熊等人，即都有做曾国藩“贴身秘书”的经历，并且多不失为这类人物中的典型。还有《湘军记》的作者湖北籍人士王定安，也有过这种身份。《湘军志》的作者湘籍名士王闾运，则可谓“擦边”。因为其人颇有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派头，他曾到曾国藩处为之赞画，曾国藩也愿容留帐下，只是考虑其人的性情、脾气，不好正式纳幕安排专职而已。事实也是，后来此人果真与曾国藩弄出一些隔节，及至曾国藩身后他撰著的《湘军志》，被偌多湘系要员认为有意贬损曾家兄弟和湘军，更闹出沸沸扬扬的一场风波。

还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的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也都有在曾国藩身边做文案的经历。黎庶昌（贵州遵义人）是《曾文正公年谱》（本书中引用的岳麓书社本作《曾国藩年谱》）的署名作者。薛福成（江苏无锡人）则是《庸盒笔记》等不少内容涉及曾国藩及湘系集团之著述的作者，至于他出使外国和成为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情况，更是为世人所熟悉。湖北人氏张裕钊，虽说人仕非其素志，事实上他也基本是以学事为终身主业，但在曾国藩幕下还是能发挥其长，也得到锻炼。安徽桐城人氏吴汝纶，其人生基业更是离不开在曾国藩幕中的磨砺和幕主的直接举荐。他后来在直隶做过多年地方官，又弃官从教继张裕剣任莲池书院山长，继往开来地发挥了显著作用。其人与张裕钊都是晚清桐城文派的主将，而其时该文派的大帅则是曾国藩，这与他们间有过的幕中“主”“宾”关系密不可分。而曾国藩对他俩也颇为推重，寄望甚殷，尝有“吾门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之言。

在曾国藩的贴身文案类幕僚中，既成就了一批文化名人，更成长起一批高官大员，像后来得以出任封疆大吏者，先后有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同治二年出任广东巡抚）、刘蓉（同治二年稍晚于郭嵩焘出任陕西巡抚）等。曾国藩所选的身边文案人员，多是些既有文才又有宦才且在他心目中志节髙尚的人，此类人才实不易觅，曾国藩却能够放开眼光，并不只囿于湘籍，而是通过多种关系和渠道，广为联络和招纳，得以聚集起一批能襄助于他且大有造就前途的人才。除了这里举到的人物，检索曾国藩日记，其中记及的能与他随时见面晤谈、有着亲密关系的幕僚，当多属此类。

除了身边的文案班子曾国藩统军理政，还设立有诸多机构，除正规政权系统的机构外，仅与军务密切联系或非常规的政务机构，就名目繁多。如职能上“类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的营务处，筹饷机构劝捐局、饷盐局、厘金局、盐务局等，供饷的粮台，核査账目办理报销的报销局，较大战事之后办理相关地方“善后”事宜的善后局，审办案事、镇压“罪犯”的审案局或发审局，等等。其中也都安置有不少的幕客。

仅就筹饷、供饷机构而言，其复杂性和重要性即颇值得注意。军饷是军队存在并发挥其战斗力的物质保障，而当时湘军非属国家经制军，饷项在很大程度上靠在地方自筹，在地方当局财政窘迫而又存在派系矛盾，民间则穷困难以胺削得足的情况下，筹饷、供饷成为曾国藩湘军的一大棘手之事，更须千方百计，多头敛集。如“劝”办捐输捐纳，对食盐运销严稽苛征，广设卡所更大范围地征收厘金等等，皆成为其不稍放松的途径，而相应的机构就应运而生。粮台作为军饷敛集和分发的机构，可谓“枢纽”。湘军编练成军出征之时，曾国藩上奏中就言及所备之粮台携带大量米、煤、盐、油，还有“军中应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可知，从湘军诞生之日起，粮台就与之紧相伴随。或说当时的粮台设立八所，即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皆委员司之”，是个“条综众务”的机构。随着以后相关机构的设置和分工趋于精细，粮台未必皆如此不变，有的机构所或从中分离出来相对独立。并且随着实际需要，又有行营粮台、转运粮台、后路粮台之分置。行营粮台又称支应粮台，主要负责前线各军的直接供应，一般随湘军大营行动；转运粮台又称转运局，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居间转运；后路粮台主要是准备钱物，以应行营粮台之需。这各类、各处的粮台中，自然要招纳众多人员，并且需要精明能干之人。所以，粮台机构也是重要的人才造就之所。像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就曾有多年在曾国藩湘军粮台的经历，他后来亦得跻身督抚，成为封疆大吏。再如江苏仪征人氏厉云官，较早就操办湘军后路粮台事务，深得曾国藩、胡林翼欣赏，被多次保荐，做到湖北布政使的高位。顺便说，虽是在胡林翼粮台但也为曾部湘军的饷事作出颇大贡献的陕西朝邑人氏阎敬铭，后来官至巡抚，又任户部尚书，成为清朝的理财名手，并得充军机大臣。

至于审案局或曰发审局这样的机构，发端于曾国藩办“团练”之时，他借此机构大开杀戒，因落得“曾剃头”、“曾屠户”之名，此事前已述及。湘军出征之后这类机构仍或随营设立，审理军中或与其军有关的地方案件，那种不审而诛的乱杀现象比当初或有稍敛，但终归非正规司法机构，一个怪胎而已。

采编所是由《贼情汇纂》的主纂者张德坚主持，并是专门为该书编纂设立的一个机构。张氏原是湖北衙门巡捕，曾在湖广总督吴文镕手下充当谍报人员搜集太平天国情报，编成《贼情集要》，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攻占武昌后托人将此稿转交曾国藩阅看，受到重视，遂将张氏罗致人幕，“位诸宾从之列，时参帷幄之谋”。主要即令其依据文牍资料和继续获得的情报，负责重编成《贼情汇纂》。张德坚氏在该书之序中说将欲破贼，必先知贼。故视听所及，旋即记之，不过一好知贼情之人已耳。乃遭逢大帅（按：指曾国藩），以知贼为急务，檄充此役，鼓之舞之，心益专一，如射志彀，务求破敌，冀报知遇于万一也，“是书之成，梓行天下，使我无不知贼情之将士，贼恃强，我用智，随处以寡破众，以巧胜拙，其为有益，又岂一隅百里所能限耶”？这样看来，采编所虽是“编书”，但与后边要述及的文化机构中的编书局性质不同，他主要是搞情报搜集和整理，为现实军事服务，故没有把它放在“文化”类机构中叙述。

还有采访忠义局是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效法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于咸丰十年夏在祁门行营开始设立的，其职能按曾国藩向朝廷奏陈中的说法，是对“凡属两江境内剿贼阵亡之官绅，并矢志不屈之士民妇女等，派员在局，博加采访，详核事实，并出示遍行晓谕，或由司道具详，或由府厅州县汇报，或由该家属径禀，臣随时具奏，请建总祠总坊，其死事尤烈者，另建专祠专坊”，“以慰忠魂而维风化”。以该局设立后年余之时段的情况为例，根据所采访和汇总的情况，由曾国藩奏报的即有五案（该局成立当年七月初奏报第一案，十二月间奏报第二、三案，翌年十一月间奏报第四、五案）之多。其中第二、四案系综合汇奏，涉及所谓“官绅殉节者”78名（第二案17名，第四案61名），“士民殉难者”485名（第二案183名，第四案302名），“妇女殉难者”201名（第二案59名，第四案142名）。第一、三、五案可以说是对所谓“一门忠节”的特案特奏，分别为安徽原籍舒城寄居宁国的程枚一家、江苏常州的赵起一门、安徽歙县的柯华辅及族人之妻多人之案。这五案之外，以后还持续多有，并且规模上或明显扩大。譬如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间所奏第十三案，仅在安徽望江、舒城两县访得者，即有“殉节官绅十四员名，殉难绅民一千四百九十三员名，殉难妇女三百二十七口”。经核查，至曾国藩去世前一年即同治十年的十二月，两江忠义局共有四十五案奏报（当有极少部分为曾氏离任两江总督期间者）。人案奏报的自然都不是一般的死难者，而是在太平军面前表现非常的所谓“忠节”者。设采访忠义局对这类人物和家族事情的采访汇集，其“政治”意味远远要掩过“文化”色彩，故也将之归于军政之类。

容纳幕客的文化机构最典型的如编书局。此机构是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在安庆设立的，及至镇压下太平天国后移至金陵（南京）。有研究者揭示编书局的任职条件是熟悉经史，兼通小学，擅长校勘工作。故编书局人才济济，尤多宿学名儒，就其学派而言，多为治汉学者。在曾国藩辈心目中的传统“圣道”遭受太平天国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为通过“崇正”而来“辟邪”，该局校勘印行传统经史书籍，自是其工作要项。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局在文化抢救和编刊西学书籍方面也有成绩。譬如，明末清初的湖南著名学人王夫子的《王船山遗书》，其后人刊刻部分，在太平军进攻湘潭时毁于战火，曾国藩属下的编书局重刻该书，较前毁版本增加一百七十余卷，共达到三百二十多卷。西学著作该局则重校刊行有《几何原本》全书。该书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明末由西方来华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与华人徐光启合译刊行前六卷，所遗后九卷，到晚清咸丰年间，才由浙江海宁人氏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字壬叔）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前在上海合译刊行，后书版毁于战火。这时在编书局供职的李善兰氏，主持完成重校重刊工作，使《几何原本》复以完璧传世。该书之序李善兰请曾国藩来写，这位总督大人对数学本不在行，便让于此有所长的儿子纪泽拟稿，并对其成稿颇感满意，称赞其“文气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李善兰此次重新校印此书，与听取同事的建议有关，像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氏张文虎，就是积极促成者。曾国藩就曾评说此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而从近年整理出版的其人日记看，他的确与李善兰交往密切。

可以想象，在战事连连、戎马倥偬之际，曾国藩就开始设立编书局这样的文化机构，安置专职性幕僚，岂不足见他骨子里对学事的挚爱和看重？其实，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养有大批的“闲士”类人物，他们当然要帮助做些事情，但一般非军政实务性的工作，而是散杂“文事”而已，使之能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读书治学。这般人物的主要“职能”便是深造学养，砥砺名节，张扬义理，激荡儒风。曾国藩幕府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儒风炽盛，成为其一大醒目特点，譬如说其幕中有所谓“三圣七贤之目”。至于主属、僚友间的关系，曾国藩明确概括出了“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修行名立”的原则，亦有浓烈的儒门味道。在这方面，与李鸿章独立淮系门庭后所置幕府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李门所看重和延揽的人才，绝大多数是经理实务的专家。统军时期，幕府人员除身边文案外，当以经理粮饷、军械者为主体。卸帅为政以后，其文秘班子自然要加强，但办理相关实务的幕僚仍是绝对主体。而无论何时，经理洋务者在其幕中皆占特殊重要地位。李鸿章曾明确表示他“向看不起‘老幕’”，故其幕中很少有曾幕的那种文彦道学之士，也无那种儒风弥漫的氛围。

当然，曾国藩亦属“洋务先驱”之辈，洋务、科技雇员类人物也是他幕僚的一个重要类别。就相关机构而言，以曾国藩开府安庆后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为其洋务军事工业的发端，后又有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与李鸿章联同操办），还有“翻译馆”之类的机构附属其下。此外又有留学办事机构。这类机构中的人员亦多为幕僚之属，且不乏“洋务精英”类人物。关于曾国藩办洋务的事情，在后边将置专节论述，当然会涉及其“洋务、科技雇员类”幕僚，这里不再细说。

总之，曾国藩幕府的是大规模、多门类并且其中颇有特色人物的。据说，李鸿章在其幕时“有《将近酒》古风一什，叙述佐幕人物之盛”：

南半老人应寿昌，说经舍粲莲花香。

往往谈兵惊四座，却行伤足怨迷阳。

吾宗文雅兼武略，浙东争颂小诸葛。

任佛仍持苏晋斋，凌云未解相如渴。

诗家许浑殊翩翩，苦吟欲度饭颗前。

更有王郎歌政剑，泻地涌出百斛泉。

满堂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

牡丹时节金带围，定有五色云中见。

短主簿，髯参军，纵横笔阵风运斤。

为公折简访倪迂，添写江楼雅集图。

其中所涉及的一些人和事，“吾宗”句是说李元度（次青）者，此人前边已有介绍；“许浑”句是说许振祎（字仙屏）者，此人为江西奉新人，在曾幕主要从事草拟书启、奏咨类工作，属幕主的贴身文案类人员，及至甲午战争前后官至东河河道总督、广东巡抚。“王郎”句是说王闾运者，此人上亦提及。还涉及其他人物，有的未必很出名，因在曾幕也颇有特色，故能被李鸿章所关注，采其素材入诗。由此也更可见，曾幕中的特色人才俯拾皆是。当然，就李鸿章此作的艺术水平而言，正如《花随人圣盦摭忆》的作者黄濬所言诗不甚佳，因为此道非李氏所长。

曾国藩幕府乃人才荟萃之所，其吸引力非常之强，甚至一门兄弟多人入幕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李瀚章、李鸿章两人外，还有其弟李鹤章、李昭庆，其一家兄弟四人先后入居曾幕，可谓“盛事”。还有郭嵩焘、郭崑焘兄弟，也不失为典型。曾幕的人才来源和入幕渠道繁多，而其人员身份更是复杂多样。特别是与过去幕宾一般没有官员身份、呈现“专职化”（如所谓“绍兴师爷”即颇典型）的情况大为不同。曾幕中从一开始就有官员加入。如湘乡知县朱孙诒，在曾国藩出办“团练”前，他就在任职地操办团练，随后成为湘军官弁，曾国藩率湘军出征时被派为陆路营务处委员，自属曾氏幕僚，后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而离开，在官衔逐步提升的情况下改到骆秉章幕下做事。曾国藩幕府存在的偌长时间里，一方面是既有正式官衔人员加入，另一方面是原无官衔的人被保荐获得正式官衔，而获得官职者有的出幕赴任，也有的则继续留幕。并且涉及的官衔种类宽泛，能达到高级者众多。前巳述及有在其幕府履历终得出任督抚者多人，至于有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之类职衔，或出任实职，或仍留幕中，这样的人物更是多有。总之，“官幕混通”可以说在曾国藩幕府中成为一种常态。这样，其幕府既成为造就“官员”的一个摇篮，又成容纳和历练“官员”的重要场所。当然，也是更多方面“人才”的用武场和储备仓。

如果说，这种情况在晚清并非曾国藩幕府的特例，那么，也是由其发轫和导引，随后才在湘、淮系大员的幕府成为“惯例”，并影响到非湘淮系大员幕府范围的。可以说，曾国藩幕府不失为影响晚清幕府逐步“转型”变化的嚆矢。并且，就幕府的规模、人员的多样性，以及造就人才规格之高、之多的综合情况看，实罕有能与之相比者。

§§第七章拼得血火没天京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