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局形势巳非常明朗：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天京孤城为其所据守的最后一个主要据点，城陷即告国亡。这种危急形势已非一日，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曾提出“让城别走”，即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建议，但遭洪秀全拒绝。这位老天王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城中兵力单薄吗？他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城中粮食匮乏吗？他下令阖城俱食“甜露”。“甜露”，怪好听的名字，何许物也？野草团而巳。这种宗教迷狂的呓语当然不能挽救他的太平天国，也救不了他老天王自己。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四月初，这位曾叱咤风云、翻倒乾坤的英雄，便末路“归天”，他十五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福瑱）继位。听听城外那一声紧似一声的炮吼，还容得这位幼天王的臀温把御座暖热吗？

围城湘军正加紧进攻。自本年正月间湘军攻破钟山顶上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天堡城”之后，实现了对天京城的全面合围。五月底。又攻下太平军设在离外城根不远的坚垒“地堡城”，围军紧缩直逼城下。湘军一面在山岭设置多门重炮昼夜轰击城墙，一面又在城下堆积起与城墙齐平的柴垛，摆出借此逾城的架势。在此掩饰下，加紧开挖通至城下的地道，用以从地下轰炸城墙。

最后的时刻到了。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军在开挖成功的地道里装好炸药与火线，攻城部队作好一旦轰塌城墙便向里冲杀的准备。中午时分，曾国荃一声令下，点燃了导火索。霎时，一声巨响，城墙被轰塌二十余丈，烟焰冲天而起，所临最近的准备入城的头队数百人纷纷葬身烟焰之中，后面的队伍高声呐喊着踏尸而过，发疯般地向城内冲去。在粮饷断绝下坚守城池而饥疲不堪的太平军将士们，尽管不无顽强抵抗，但显然已无力回天，仅几个小时之后所有的城门都被攻破。这座太平天国都城，在经历了十一载的辉煌之后，此时此刻又返归大清王朝了。太平天国写完了它十四年多的历史，至此画下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这座易主的城池顿时成了血的深渊、火的海洋。湘军这时的屠城，已不是为了争取战斗胜利的需要，而是胜利后的蓄意肆虐，是发泄仇恨的报复，是恶魔杀人的游戏，是为方便于这千载难逢的抢掠！

屠夫们当然不会对任何一个太平军战士手软。不过，这时城中的太平军已经不多，大约只有万把人，其中多半还是老弱病残者，青壮年不过三四千人，还有一些突围出去。另有一些人充当了抢掠者搜寻财物的向导或役夫。被屠杀的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特别是老幼之人。让我们看看亲眼目睹屠城惨况的湘军人员的记述吧：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截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作此言者是做过曾国藩和曾国垄兄弟机要幕僚的赵烈文。连他这类人物都觉得“可为发指”，屠戮之惨，可想而知。多少天后，城中还是“尸骸塞路，臭不可闻”。至于城中的大火，连绵不息竟至旬日，烟焰升腾在天空聚成黑绛交织的云团，遮天蔽日。这时湘军放火，不单单是与杀人并举的一种肆虐手段，也是为掩盖其恣意抢掠罪行的灭迹伎俩。

他们抢财抢物。从王府殿堂到一般民居，上至棚顶梁檩，下及地窖洞窟，如篦梳过发，搜寻无遗。凡可取者，恣意尽取，竞相夸比，以为能事。他们抢人宣淫。赵烈文说“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主要便是被湘军糟踏掳掠的结果。暴徒们竟然可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行乐，有的湘军军官竟因奸淫无度而致病毙命。大批妇女不光被就地糟踏，还被作为掠获物，与其他财物一同运往湖南。据说，湘军攻陷天京后多日之间，长江上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的是包括妇女在内的“战利品”。

这就是湘军，这就是曾氏兄弟的嫡系部队，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忠义之师”！又何止这一场战事，哪一战，哪一役，不伴随血雨腥风！而暴屠天京，应该说是湘军特别是曾部湘军战史上的一次总结性的“杰作”。对于这场骇人听闻的浩劫，曾国荃就是现场坐镇的指挥官。而乃兄曾国藩作为最高统帅，他起码也对湘军的奸淫掳掠是采取了默许和蓄意掩饰的态度。他自己尽可不屑于亲躬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他有着更高远的追求意境。可多年间出生入死的官弁士卒们为了什么呢？在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一天借此“犒劳”一下他们，满足一下他们的私欲，也不失为以小利来笼络他们的手段吧？当曾国藩心中的小算盘打到这里，肯定会三分得意七分嘲讽地暗笑了。

曾国藩的同党挚友、同样由词臣文官转作“职业杀手”的胡林翼，有一次给曾国荃写信，戏言“我辈走错路了”，说“若昔年闭户著书”如何如何，让收信者“阅此当一喷饭”，语境是那么轻松潇洒，大有走带兵打仗之路舍我其谁的意态，这也等于向同党群体抒发胸臆。而当年的曾国藩，则是有怨无悔地坚持干了下来，他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早早看到这一天吗？而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如何？乃弟率军攻破天京城池之时，曾国藩还在安庆两江总督的临时衙署里。是在六月十八日的三更三点，他接到曾国荃的报告，得知天京在两天前被攻破的消息，禁不住“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这是他本人日记中所记，可见其当时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后世有人评及曾国藩“治军以后”的情形，言其“意志坚强，态度沉着，虽屡经败衄，仍能本其‘屡败屡战’之精神，贯彻始终”。不管是否真能说得上如此，反正眼下这场战役的胜利，对曾国藩统兵与太平军作战以来的历程，是一个归结。这也必定是他为之激动的第一感触。

向清廷报捷，由曾国荃处急不可耐地作了。十六日当天连夜由赵烈文等人拟稿，曾国荃改定，不过，这并不能替代随后由曾国藩主稿的更为详细和正式的奏报。为拟此奏，曾国藩颇费斟酌。除根据曾国荃的咨报，详细铺陈作战情节之外，关于战果，是这样奏陈的：“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除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显然，为了炫耀其战功，是把所谓“毙贼”人数成倍地夸大了。不过，这中间也流露出其不掩残酷的习与性成。同时，曾国藩还陈述了整个战役中湘军方面付出的惨重代价，并极力烘托此次“粤匪之变”的“古今罕见”：

窃念金陵一军围攻二载有奇，前后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赖皇上福威，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曾国荃咨报前来。臣等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此次金陵破城，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

从中，我们岂不也能看到太平天国军民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坚韧顽强？曾国藩主稿的这一奏折中，对洪秀全、幼天王以及忠王李秀成等人的情况，是这样奏报的据城内各贼供称，逆首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瘗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瑱重袭伪号。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俟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査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二十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洪秀全实系四月间病死，而被曾国藩辈说成“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其用意不言自明。所说李秀成、洪仁达的被捕情节与事实或亦有出入，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是真的落入敌手，更要紧的事情在于曾国藩辈对李秀成“供词”及乃辈人身的处置，这待稍后再说。其所述最为暧昧的是关于幼天王之事，言其在宫殿“举火自焚”，同时又将消息来源归于“据城内各贼供称”之列，此伪做得颇有“艺术性”，因为城破之后有太平天国方面的人马突围出去，幼天王在其中的可能当是他们估计到的，但若是这样将是他们的一大失误，“战功”会大打折扣，故千方百计地掩饰，但又预留退步。但即使如此，此事还是也不免成为了曾国藩辈遭“揭发”和攻讦的口实（详后）。

要说，按照通常的情况，曾国藩关于军情战事的奏报，还算是比较靠谱的，较少有意欺饰。他曾经向朝廷特别说明也是承诺：一是“不轻奏谣传之言”，不仅凭探报人奏，以免以不实之词而“渚朝廷之耳目”；二是“不轻奏未定之事”，以免以“未定之状”而“增朝廷之忧虑”；三是“不轻奏预计之说”，这不但是“虑大言之难践”，也是恐“纷乱朝廷之规划”。这倒不是以假话来“忽悠”朝廷，而应该说基本是出于他以“忠信”和“谨慎”自诫的真诚。而眼下此折，毕竟是他“军兴”以来十多年最终胜利结局的一次特别奏报，不光关乎他本人，更关乎“效命疆场”出生入死的部下，故也不免有尽量张扬“战功”和弥缝缺失之处。此折是由他和官文会衔，将杨岳斌（原名载福）、彭玉麟、李鸿章、曾国荃的衔名附后“集体”出奏的，这也能体现主稿者的一番深意。

此折发出的二十三日，当天夜间曾国藩就登轮宿住，他是要亲赴金陵视察，可见日程安排之紧。次日未明船便启行，本来打算一日间即赶到，但没有能够，途中停宿，曾国藩感到急切难耐，有谓“念沅弟功在社稷，而劳苦太久，急思一见，乃不能如愿，为之怅然”。次日，兄弟相见后的万般感慨自不待言，不由得“叙谈甚久”。随后曾国藩又忙不迭地接见军官，抚慰部下。他见乃弟面颜憔悴，诸将身体枯瘠，神色非人，想见其“盛夏苦攻，昼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所谓“惊痛而抚慰之”。几天里，他到各营垒视察，遍看所开地道，观览战争遗迹，曾国荃和参战的各主要将领，作为向导和陪同，前呼后拥，指指点点，讲述战斗历程。几年之后，曾国藩为“金陵陆师昭忠祠”书写碑记，关于此之役的情况，就是以引录这次实地视察听取介绍的形式写成，最后系以曾国藩所作诗章，其中有云：

六朝旧京，逆竖所都。濯征十载，莫竟天诛。嗟我湘人，锐师东讨；非秘非奇，忠义是宝。下誓同胞，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务实难。祚我百顺，厄我千艰。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沴厉乘之，积骴若山。伟哉多士，夷险一节；万死靡地，心坚屈铁。鉴彼巧偷，守兹贞拙；缕血所藏，后土长热。卒收名城，获丑擒王……

而眼下，在这硝烟余味尚存的战场实地，曾国藩体察认定，“此次地道破城，一在炮火极多，猛攻极久，使城贼立脚不住；二在附城极近，掘洞极速，仅五日而成功，出于贼所不意；三在沅弟精诚所格，五万人并力用命。是以知人力可夺造化之权，凡事不得尽诿诸气数”。平时对天命造化不失从信几分的他，这时强调“人力”，也就是其湘军之力，其兄弟之力，当然也就是自我“功业”的张扬。而在其阵营中，也有为之涂抹“神异”色彩者。譬如有说：六月十五日夜二鼓，“有人狂突至”曾国荃面前，说是“有红须人、白须人令我来销差，言委办之事已做到”云云，众人“以为奸细，曳之出，犹嚷此二语不止”。炸药点火后，“官军方欲驰人，倏钟山上有云如山，压官军阵上，拥护而进，一时若有神助”。而在火药爆炸前半刻，“不云而雷者三”。破城后，天王府“有烟焰起，忽见金光一道”，“直窜入半空而没”，一会儿，“城南复有白光如之”。作此记者特别强调，“此皆众耳众目所共睹闻，爰志其异”。这当然不是有意要以神异来冲抵“人力”作用，无非是再为之添加“顺应天意”的神圣而已。对这种“言之凿凿”的神异之说，曾氏听了不管是疑是信，反正不会反感吧？

曾国藩在金陵除了视察、犒军之外，还有许多要事要做。他心目中的“逆首”洪秀全虽然死已有日，但对这样的人物“死须见尸”也是不能含糊的。他二十八日的日记中有载：“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验毕，大风雨约半时许。旋有一伪宫女，呼之质询。据称道州人，十七岁掳人城中，今三十矣，充当伪女侍之婢，黄姓。洪秀全于四月廿日死，实时宪书之廿七日也（按：时间上与前奏中的‘五月’之说不同）。黄氏女亲埋洪秀全于殿内，故知之最详。”死者毕竟永逝，戮尸、辱尸便成了敌人发泄其切齿仇恨的唯一手段，而对还活着的李秀成等人，曾国藩兄弟又会如何处置？

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领袖中的杰出人物，曾为挽救他们的“天国”不但英勇率军奋战，也曾提出过一些正确可行的建议，但不为“老天王”采纳。可他依旧忠心耿耿，不管是对“老天王”，还是对继位的“幼天王”，都是如此，不愧被封冠于“王”前的那个“忠”字。在天京陷落当天，他保护幼天王突围了出去，并将自己的好马让给他骑，结果因为换乘之“马不能行”，与幼主离散，先为民众掩护下来，后落人敌手。天京城破后当月的二十日这天，曾国荃将俘获的李秀成提到面前审问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赵烈文认为李乃朝廷重视的要犯，若草草要了其性命不好交代，便赶忙到曾国荃近前耳语止之，不想盛怒之下的曾国荃于座上跃起，厉声言：“此土贼耳，安足留，岂欲献俘耶？”说着就喝令兵勇“割其臂股”，致“皆流血”，而李秀成竟镇定自若，丝毫不动。随后，又带来洪秀全的次兄洪仁达，也照样用刑，他也是闭口不语。赵烈文见劝不住曾国荃，遂退了下去。一会儿，稍稍冷静下来的曾国荃似有所悟，发令先将他李、洪两人收禁，召来赵烈文询问该如何处置。赵烈文说此系巨酋，既是生擒，理当请上裁决。曾国荃遂命先具文咨请乃兄曾国藩。

而曾国藩到金陵巡阅期间，自然要把李秀成事作为一大要端处理。他亲自审讯，并令其自写供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态度起码在表面上不像曾国荃那样暴虐，能比较“儒雅”地行施诱骗，这可能成为赢得李秀成好感，写下数万字的“自述”，并有乞活幻想的原因之一。其《自述》中有如此之语我见老中堂（指曾国藩）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未及。当然，他也有对曾国荃“恩给饭足食”，“情厚难酬”之类的奉承话。表示“是以我心自愿，将国中一切供呈”。

李秀成的“供呈”也就是通常所谓“自述”，经过了曾国藩的“修改”，这可不是为使它文通字顺的形式上的“润色”，而是内容上的某些改窜，或使之与自己前所上奏中的说法吻合，或避免因对自己的谀辞过分而致清廷疑忌。经曾国藩改定后文本让人另行抄写呈报朝廷，并曾公开刊行，而原本则自行秘藏。民国年间，有人在曾国藩后人家中借得选拍了部分页幅的照片公诸于世。后来原本由曾国藩的重孙曾约农携至台湾，1962年由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

《李秀成自述》于今成为珍贵史料，而当年那可是重要证物。据知情人赵烈文说，曾国藩对李秀成亦“甚怜惜”，之于他的“乞恩之意”，答以“听旨”，甚至连日为此事而“踟蹰”。实际上，曾国藩并没有真的等朝命下达，并且，他可能估计到朝命必要求解京，顾虑那样的话会夜长梦多，不消说途中的监押安全问题，即使押抵京师，谁知道李秀成又会讲些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故与乃弟商定将其尽快就地正法。七月初六日这天，打发人告明“国法难逭，不能开脱”，李秀成听罢还作了“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的表示。临刑他作有绝命词十句，尽管在赵烈文辈看来“无韵而俚鄙可笑”，但毕竟能反映其人是一副慨然无惧的意态。曾国藩对他还算“照顾”，“令免凌迟”（尽管奏报说“凌迟处死”），而“棺殓其躯”。而此前两天，先已处死了洪仁达。行刑后数日，曾国藩接到上谕，命将李秀成、洪仁达解京。而此前他即已出奏就地正法之事，接谕后复又奏报说明。反正生米业巳做成熟饭，脑袋割掉了再也接不起来。有意思的是，清廷接报后，还又专门补发了一道明谕，改令对“李秀成、洪仁达两犯”，“毋庸派员解京”，“即于江宁省城将该二犯凌迟处死”。是认可曾国藩兄弟先斩后奏的既定事实？还是以掩朝野视听？

曾国藩此次巡阅金陵期间，还专到太平天国各王府查看，选定陈玉成的英王府为其迁南京后的衙署驻所。想必是此府破坏稍轻，修缮省工，而像天王府，被湘军将领为掩其掘宝掠财之迹，已放火焚烧得一塌糊涂。

七月二十日，曾国藩离开刚刚回到他们手中月余、还是疮痍满目的金陵，结束了为时二十六天的这次不寻常的战后巡阅。回程已没有来时的那般急切，停停走走，一路巡游，二十八日回到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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