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丧”是指咸丰皇帝“驾崩”。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这可是阖朝臣子的天大之事。这位皇帝“晏驾”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寅刻。地点是在热河避暑山庄行宫。

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曾国藩是在二十多天后的八月初十日才得知消息（当时还没有正式接到哀诏，并且他将所谓“龙驭上宾”的时间记为十六日，不确），立时惊呼：“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当天夜里，他不能成寐，思虑良多：“新主年仅六岁，敌国外患，纷至迭乘，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长发始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闻此捷报，忧悒终古，为臣子者尤甚感痛！”其多日间所谓“独居惨栗，愁焉如捣”。

曾国藩本来打算回东流“设次行礼”，第二天上午国荃弟将他送至舟次，碰巧有人建议说大丧典礼，应该在安庆省城举行。曾国藩听从了这一建议，安排人在城中设立帐殿，以便百官行礼。同时，也让人打扫公馆，以便他近日移居。因为东流毕竟只是暂住地营地，安庆是传统上安徽的省府所在，既已收复，他作为辖及安徽的两江总督，以此为驻地，自然会“正式”和“郑重”许多。十八日夜，他接奉“哀诏”，遂定于二十一日“成服哭临”。及至这天，曾国藩移寓为之收拾好的公馆，即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府邸，此番主人易代，自会在新主人的心中引发诸多感慨。随后几天里，他和属下官员按制行祭，细节就不必说了。需要一提的是，从他获知“圣主驾崩”的噩耗及至行祭期间，他的围棋“功课”几乎一天也没有停过，可见其迷棋成癖。不过此时绝非成心“娱乐”，而是一种身心调节。顺便说，他在祁门最为危困、心绪最为忧郁之际，竟有一日下八九十来局之多围棋的时候，譬如其三月初十日的日记中有载：“（围棋）是日共九局之多，盖天气甚长，心绪郁闷，故为此戏。”三月十四日给国荃、国葆的信中有云看书久荒，下棋则毫无间断，甚至一日八九局之多。由此看来，当下“国丧”期间，曾国藩并不戒棋，亦在情理之中。

而此时，从热河到北京，朝廷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之争，一场震惊中外的巨大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远在数千里之外曾国藩自然不会及时获知内情，但起码的政治敏感也许会使他嗅出点儿异常的味道。八月初十日的日记里，他就记下，由朝中递回的“夹板”，“面上系用蓝印”。其中有数件，一件便是咸丰帝关于任命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谕令：“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现巳立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钦此。”而在发还的曾国藩奏折上，即有“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览奏，均悉”的墨笔批示，证明这班“赞襄政务王大臣”正在行使权力。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内心的种种猜测和思量。当然，对朝局他目前还无法施加影响，出于谨慎也不会说三道四地妄加猜测和议论，既抱着做皇朝“荩臣”的效忠之心，也是为避免祸从口出，这可以说是他秉持的一贯原则和策略。不妨举证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初十日，曾国藩写信给国荃弟口气异常严厉地予以训诫之事。该信中有云：

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余而不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命弟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

曾国荃的原信未能査见，但从曾国藩信中的这番言词，可以推知，曾国荃是道听途说地妄议朝事，不但涉及对奕沂、僧格林沁的臧否，而且涉及皇帝施政用人的不当。曾国藩恐其妄言惹祸，故严加训斥，像这样言词、语气的信函在其兄弟间的通信中实不多见。当时正值“北援筹议”之际，再联系未引及的该信下文，更可知起码在大面上是着力教弟以“忠”，万勿妄疑妄议朝廷。及此皇帝易代、朝局暧昧之际，曾国藩即使心中翻江倒海，表面上也在“平静”地观察、等待。

在此期间，湘系党人中间也发生了一宗哀事，即胡林翼病逝，这令曾国藩更是痛彻心肺。

胡林翼患肺病已有时日，从症状看，很可能就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当年也属“不治之症”）或肺癌之类。胡林翼抱有为君国“平乱”宁愿献身的心志，坚持带病治军理政，不稍歇肩，病情好好坏坏，迁延不愈。出于同党之谊以及湘系军政的大局所关，曾国藩对胡林翼的病况一直是关心备至的。

移营东流之初，曾国藩听到胡林翼病情好转的消息。譬如，彭玉麟的信中说咏公大病垂危，后事均预备，竟积血呕尽大起矣，诚天相吉人也。其他知情朋僚，想必也报来胡林翼病情由危重忽又好转的情况。曾国藩非常高兴，说“润帅病已大愈，此近日第一可喜之事”。可淳等病哪能真愈，不久胡林翼复又大量吐血。曾国藩闻知自然心里着急，可还是给胡氏写信安慰他，说“眠食无损，血多不甚足患”，并举例说曾见骆秉章等人吐血极多，“凡血之无痰者非危道也”。想来，他所说的骆秉章等人的那种吐血，可能是胃部出血，即“血之无痰者”，胡林翼当时似乎也偶有这种征象，但过了一段，不但吐血加重，恐怕也非不与痰混的那种类型了。曾国藩为此又忧急万分，写信细说所见骆氏等人吐血的时间和当时他们的年龄（皆在六十以后），并告“公四月之吐与二月之血似是两途”，建议其“断药旬日，静验病根，却更医之”。不日，他又致书左宗棠说：“润公夏至前后病势不轻，（五月）十五夜吐血极多，十六、七日委顿之至。所幸不烦躁，不出汗，不气满，每食一碗，眠尚成寐，宜无他耳。”勉强的自我宽慰掩不住内心的深忧。随后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贼多不足患，惟润帅病重与大水实深隐忧。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则言日来可虑有三端：一润帅病；二大水；三彗星。未知天意竟复何如耳。

把胡林翼的重病与天灾和不可抗拒的天象（彗星出现）并列起来，并且跟“天意”联系起来，视为比“贼多”都堪忧患的事情，足见其看重程度了。胡林翼病重之下能心绪平和而“神采尚好”，当是其在可能身体条件下的坚强自制的表现，实际病情则是每况愈下，无可救药了。不过同党们还是相互宽慰，也不断想办法，期望奇迹的出现。李续宜说其虽病但“神清而志不懈”；彭玉麟则说“去污（当指吐血）乃能生新，大局似无可碍”；曾国藩觉得“总求早一日止血，乃早一日放心”。当曾氏在久未接到胡氏亲笔之信的焦急之时，忽于七月上旬所接信中见有其“亲笔数行”，便立即回信，告以“曷胜欣慰”之情，并详论医疗之方服冰如（医者）方，而血稍止吐，日来自必接服奏效。此间诸友多以三七、熟地、二冬等药为非宜。特以医理精微难明，且远隔千里，未知近日脉象如何，亦未敢昌言之也。今得来示印证，似无疑义。要之，吐血多者，皆非险症，则闻之稳，见之贯（惯）矣。既宽慰之又认真论医，满怀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就在曾国藩殷切期待胡林翼身体出现转机的时候，他于九月初三曰接到湖北方面的来信，得知胡氏于八月二十六日亥刻去世。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但闻此噩耗曾国藩还是如遭五雷轰顶。他在给朋僚的心中，对胡氏之死表示“痛心之至”，“伤痛不能自已”，甚至以“大星遽霣”来喻指，赞誉他“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局量之宏”，“待人之厚”，“治事之敏”，“用兵之精”等等，“无美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实为当世第一流人”。此等赞誉，当无半点虚情假意，而是发自肺腑。

曾国藩与胡林翼之间的深切同党之谊，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京师为官时，他们作为同省籍之人尽管即有交往，但尚难说密切，及至胡林翼自为官之地贵州率勇至楚地参加镇压太平军，阴差阳错地成为曾国藩麾下部将，便备得推重，他很快升为湖北巡抚，自离不开在湘军的本钱，所以湘系党徒王定安说胡林翼之经营湖北，主持东征大计，由曾国藩启之也。胡林翼对此感恩戴德，发迹后仍念念不忘，说自己的“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知本图报。当曾氏客寄孤悬江西之时，把握湖北全权的胡林翼对曾氏的帮助和支持不遗余力。他一直把协济曾军作为自己的义务，“馈餫源源不绝”。咸丰九年（1859年）初，有的湖北官员建议将每月协济曾军的饷银由三万两减至二万两，胡林翼坚决不允，指令说此万不可行之事！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湘、鄂之饷，无论如何亏欠，此三万者，必不可丝毫欠缺。他不但保证湖北的协济，并且还利用自己巡抚的名望、地位、经常出面向四川、陕西、山西等省为曾军催促协饷。胡林翼对曾国藩不获事权的窘迫处境备感激愤，屡屡发出这样的感叹此老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即报，“频年作客，仰食于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所以他老是不忘为曾国藩积极谋取疆吏权柄，为其获取地位上的主动创造条件。

及至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胡林翼又极力督劝其包揽把持，这也意味着他主动促使湘系首席地位由自己向曾氏回转。这一举措不仅仅是私人关系上的谦让，更重要的是为湘系大局计：一则，曾氏在湘系中资格更老，向为湘系的灵魂所在，既得握疆吏权柄，对湘系的维系、号召和支配当会超过他胡林翼；二则，吴地比楚地更为广阔、富庶，特别是有太平天国都城所在，最后收取镇压太平天国之功即在此区；三则，其时胡林翼身已染疾，精力大有不支之势，鄂省形势亦不如前。为了促使这种位移，增强曾国藩的权势，胡氏供其所需，应其所求，无所顾惜。曾国藩为益其兵，要胡氏拨付其麾下精锐鲍超部六千人及礼营两千人，获慨然应允。尽管曾、胡两人之间在政务、军事上也会有不同意见，甚至发生争论，但绝不闹私人意气，而可开诚布公，求同存异。曾国藩曾十分感慨地说：“润帅聪明，本可人霸术一路”，但他“一味讲求平实朴质”，“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笔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其人死后，曾国藩感叹“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再后更位重势隆的曾国藩，追忆起来尚不免感触万端，说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念不忘”。

眼下挚友甫亡，向朝廷奏陈其“忠勤勋绩”，曾国藩自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历时数日，亲自撰就专折，开篇就以胡林翼“忠勤尽瘁，勋绩最多”定下基调。接下来追述了其人“由翰林起家，洊历外任”，主要是其署理及实授湖北巡抚之后的军政历程，以武汉之役、九江之役、三河败后整军、援解湖南宝庆之围、部署围攻安庆之役等事为铺陈的着重点，明里主要是事体叙述，隐意则是证明他公忠无私，坚韧顽强，决策得宜，指挥正确，起了决定性作用。就“安庆之克”事体特别陈说臣前奏推胡林翼为首功，此非微臣私议，盖在事文武所共知，亦大行皇帝所洞鉴也。折中特别将胡林翼在“调护”将士、理财济饷方面的突出作用分别以专门的层次述之。关于前者有云：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近世将材，推湖北为最多（按：意指出自胡林翼麾下者）。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室家，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求援，竭蹶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自七年以来，每遇捷报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恒推官文与臣处主稿。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己不与焉。其心兢就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忧后此之难继者也。

对其理财济饷方面，揭示与整饬吏治有机结合，收得良效。有谓：“军兴以来，各省皆以饷绌为虑，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荡尽，乙卯、丙辰（按：指咸丰五、六年）之际，穷窘极矣”，而“胡林翼综核之才，冠绝一时，每于理财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他“创议减漕，严裁冗费”，曾为先帝朱批奖谕，谓其“不顾情面，祛百年之积弊，甚属可嘉”，而此事成效确实显著，“统计湖北减漕一项，每年为民间省钱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帑项增银四十二万两，又节省提存银三十一万余两。利国利民，但不利于中饷之蠢”。他对各厘卡之员，“日有训，月有课，批答书函，娓娓千言。以为取民赡军，使商贾皆知同仇而敌忾，是即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员皆知洁已而奉公，是即所以兴廉”。由此偌多举措，使“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茂”，这是他“精心默运”的结果，“非操切之术所得与也”。

折中最后特别强调，他与胡林翼“共事日久，相知颇深”，前曾“奏推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近年遇事咨询，尤服其进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没其忠勋”，故谨将其“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据实渎陈”。

清廷对曾国藩此折是完全认可的，发布明谕褒扬胡林翼“戮力疆场，勋劳懋著”，“恢复（湖北）本境，援剿邻氛，整军经武，以死勤事”。除了前予追赠总督并人祀贤良祠的赐奖外，又准将其事迹“宣付史馆，以光简册”。

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同党之谊，深挚得可谓无以复加矣！他们倾心竭力，相互支持，在湘系势力的维系和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可谓在其群体中形成并立的“双峰”。而胡林翼的死去双峰失却其一，当然是他们群体的一大损失。不过，曾国藩这时的地位和权势巳经显赫，作为首席领袖在湘系集团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条件业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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