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之前，尽管曾国藩、胡林翼辈商酌战略即曾议及“平吴”，但实际军事行动上未能顾及。该役取胜后，所谓“东援”已成必行之势。对此，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心里清楚。在安庆战役结束不日的八月初五，他给江苏江阴籍人士的信中有言：“自承乏两江，久无一旅人吴，众议相訾，内省亦疚，实力之有不逮，非志之敢或遗也。一俟江西、湖北各股稍清，即当力谋东征”。而因为沪上官绅的“乞师”，此番“东援”的筹议和实施，要比曾国藩原想的更要快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初四日，金匮知县华翼纶等一行三人，从上海来到曾国藩的驻地安庆，说下游盼望湘军，“情甚迫切”，“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之多”，“绅民愿助此间饷项”，总之，是“冀上游之兵早赴江东”。该月十六日，有户部主事职衔的钱鼎铭和候补知县厉学潮，亦专程从上海赶到请兵。他们的到来，更是上海官绅认真集议的结果。有研究者勾勒出这样一个梗概：上海当局对湘军的到来，本不表欢迎，但又无善策以解救江南，避乱居于上海的绅士们不能忍耐，适湖北盐法道顾文斌自鄂抵沪，倡乞师安庆之说，得到沪上有关绅士们的赞同，并由其出面游说江苏巡抚薛焕，薛氏终于认可，由当地团练大臣庞钟璐等六人出名，备具公启，代表沪绅的请求，派钱鼎铭持启前往，薛焕又特派厉学潮持其专函偕行。

“公启”是出自在中国近世思想史上颇为出名的人物冯桂芬的手笔，曾国藩说此“书辞深婉切至”，看来是切实打动了他，在钱鼎铭一行来到当天的日记中，他还特意记下了“公启”的内容大略：吴中有可以乘机利用但无援军依恃便不能持久的三种势力，“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有仅剩的未被敌人占领而无援军支撑也不能持久的三处地方，“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并且记下，“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这是用典故比喻钱氏其人哭求的痛切：包胥即申包胥，春秋时代楚国大夫。其国为吴攻破，他到秦国求救，在人家对是否应允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他在秦庭痛哭七日夜，终于使秦国发兵往救。看来，此时这个钱鼎铭不啻要做申包胥第二了，曾国藩能不为之哭动？

东援事情紧迫地提上了筹商日程。曾国藩与身边的人员商讨，李鸿章便是主要的一个。此人不是在曾国藩入驻祁门期间负气离开了吗？不错，但这时已经返回一些时日了。李鸿章离开曾幕后，并没有膺任其他职事，基本处于“赋闲”状态，并且与曾国藩处未断绝通信联系。也有朋友这样劝他：“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既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自己何尝不明白这个“玄机”，只是要找个台阶下而巳。这个台阶自然还是由幕主来铺合适。这不，在安庆之役得见分晓前两个半月的五月中旬，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明确邀他“速来相助”了，从相关话语中，也可以有助于了解两人心中的微妙：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其中所说“淮扬水师”，是曾国藩人驻祁门前夕，即在胡林翼的建议和督促下，开始议办的，在祁门期间实际布置筹办，到移营东流前后成军，该军由黄翼升统带，而李鸿章曾参与其事，因为所用洋炮是从广东运至湖口，在江西的他曾就便为之分配有此瓜葛而已，他并非该军的“编内”将官（即使后来他建起淮军，与淮扬水师亦无特别密切关系）。曾国藩信中的所谓“堂属”之说，是召李的一个由头而已。至于说其人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但也无“必”来之约啊！祁门危险时李鸿章出而“避险”，如果说幕主能表示理解的话，那么，移出祁门处境“稍安”后李鸿章还迟迟不来，曾国藩因以“穆生去楚”、“穆生醴酒”的典故来说话，在用以激将李鸿章的同时，岂不是也反映出他自己的一种揣度？穆生，汉朝鲁人，曾与楚元王刘交在同一老师门下学习，后在该王府内做官。他不喜欢喝辣酒，元王每次置酒设宴，都专为他备醴（甜酒）。元王死后，其子嗣位，开始还沿袭父亲的做法，后来就不再专为穆生设醴了。穆生因此说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于是，称病离开了这个新王。后来曹植的《酒赋》中，因有“穆生以醴而辞楚”句。事实证明，穆生由设醴与否的细节而觉察到的新楚王对他的态度变化，并非无谓猜疑，老楚王的另一个“同学”名叫申生的，没有离开新王，终于因为进谏而被刑。这时，曾国藩是真借以责李鸿章多疑呢（如果这样，首先是他自己疑人），抑或压根儿就是个文雅的玩笑？

无论如何，李鸿章接信后是来了。他于六月六日赶到东流。起码半年多的分别，使得这对昔年师生、今日主幕关系的人儿之间，肯定要有满腹的话要说。所以，当日曾国藩的日记里，就有“李少莶自江西来，与之久谈”的记载。作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所留下的笔记材料中，说李鸿章辞幕后“往江西，闲居一年”，在“官军克复安庆”后，他“驰书往贺”，曾国藩复书相约，李“乃束装赴安庆”。关于李鸿章复人曾幕的时间、地点，恐怕都说得不准确了（当然，曾国藩开府安庆李鸿章也是跟随的）。至于说曾国藩将李鸿章“复延人幕，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这倒是可信的。

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东援事，此路的统帅起初并不是要让他来做，而是属意于乃弟曾国荃。当时国荃已暂时回湘，曾国藩于十月二十四日写家信商议：

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两次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十万济我，用火轮船解至九江，四日可到。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率万人以去。已与请兵之官商订，定渠买洋人夹板船数号，每号可装三千人。现已放二号来汉口，不过放五号来皖，即可将沅弟全部载去。目下专主防守上海一隅，待多（隆阿）破庐州、鲍（超）破宁国后，渠两军会攻金陵，沅弟即可由上海进攻苏、常。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祈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如沅弟不愿远征，即望代我谋一保上海之法，迅速回信……至要至要。

尽管是商量的口气，但可见这时曾国藩处的计划已颇具体了。似乎尚未及等到乃弟的回信，在十一月十四日，给国潢和国荃两弟又发一信，说“前许令沅弟带八千人往救（上海），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实属万不得已之举”，“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谀。吾今冬派人去取二十万金，当可得也”。可见，除了图报“国恩”的冠冕堂皇之说外，曾国藩更看重的还是那里的丰厚财源。然而，曾国荃的兴趣却不在此，他的追求是担当攻取太平天国都城的主力，来场比安庆之役更“漂亮”的最终收功之战。当然，他不会不知道这并不是眼下唾手可得的，只是一旦东援，也许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他回信谢绝了乃兄的一番“美意”。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接到乃弟的回信，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是日接沅弟信，不愿往上海，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其实，曾国荃针对乃兄的沪地富说，也是“高调谢绝”，有记曰：“时朝廷以杭州陷，松、沪岌岌可危，议令公（按：指曾国荃）率师出上海，规苏、常……公答曰：‘松、沪财富甲天下，筹饷易，然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全然一副舍易取难、勇当艰危的姿态了。

东援必行，而自家老弟又不去，那统将就得另行选人了。不过此事未费什么周折，统将人选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李鸿章的头上。因为在酝酿安排曾国荃的时候，就已有让李鸿章辅助的动议，曾明确说要让“少荃、昌岐（黄翼升字）同去”。黄翼升已是淮扬水师将领，而更主要的当是新建陆师，这一使命即非李鸿章莫属了。这当然也是其人巴不得的事情，无论与曾国藩的私人关系如何，作为一个幕僚，在湘系集团中也难有出人头地的地位，他不能不渴望寻机自立山头，独树一帜。眼下出任东援统将，不就是此途的一个绝好台阶吗？

李鸿章在曾国藩、胡林翼辈的心目中，早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主做文案类事情，委实屈才。咸丰九年（1859年）夏间，曾国藩就对李鸿章说：“阁下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当时，李鸿章被安排协助曾国荃带兵助攻江西景德镇，曾国藩怕引动他急于统兵的奢望，便写信如此劝慰。而胡林翼生前则督促曾国藩举荐其人“治淮上之师”，说“少荃如许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按：称曾国藩）之放手放胆耳”。稍后，又致函曾国藩说少荃带勇多年，中道自画。若一劲到底，必有可观。兵事尚早，毋即厌苦也。眼下面临东援之局，李鸿章被“放飞”的良机终于到来了。这也就是他组建淮军之始，即所谓“淮由湘出”的契机。

李鸿章这时组织东援陆勇进行得颇为迅速和顺利，从着手到初步成军只用了两个来月，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间就基本成军集训于安庆，并制定营制。最初的淮军营号，计有亲兵营、济字营、开字营、熊字营（稍后到）、树字营、铭字营、春字营、林字营、垣字营（稍后到）等名目，共六千五百之众，是为淮军建立之始基。其中亲兵营为原属曾国藩的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氏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将，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人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氏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直接拨归淮军；春子营早有，由张遇春统带，他原为李鸿章在皖北办团练时的嫡系部属，后当由李氏引介而归属湘军副将唐义训部；济字营亦早有，由李济元统带，此李本在太平军，咸丰八年（1858年）降于湘将杨载福。剩下的树字营、铭字营、鼎字营、庆字营，分别由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统领，是在原安徽地方团练（或“民团”或“官团”）的基础上改编成军。

可见，李鸿章淮军的最初班底，相当一部分来自曾国藩的湘军（当然其官弁兵勇除湘籍者外，更多为皖籍者，其本根上系由“淮”出），这算是所谓“赠嫁之资”吧。由安徽新招募的部分则多源于原有团练。这样，比完全新招自然会迅捷。更重要的因素是，曾国藩总督两江，皖地亦其辖境，具有地方实权，可无掣肘之患，成军自能迅速。而从淮军这最初班底的情况看，不管是军官还是兵勇，成分上比湘军则要杂沓得多。所谓“选士人，领山农”的组织原则，在淮军这里已基本不复存在。这绝非细枝末节，而是关乎淮军素质条件和人事发展状况的一个基点，也是“湘淮异流”表现的重要方面之一。当然，在勇营性质和组织形式等一些基本面，淮军与湘军还是大致仿同的。

经过在安庆一段时间的集训，接受了曾国藩的检阅，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八日，李鸿章先带陆勇两千人，乘轮舟从安庆出发，初十日即抵达上海。余部陆续开到，到四月初四日，到沪者计有五千五百人（尚有两营未到），暂扎驻在上海城南，由李鸿章亲督操演，进行作战准备。在该月十二日，李鸿章就接知朝廷于三月二十七日发布的谕旨，令其署理江苏巡抚（很快，又让他署理通商大臣，至该年十月间，两职便获实授）。看，从李鸿章成为淮军统帅，到获得疆吏权柄，得以军政结合，是一个多么迅捷的过程，这又是他发展的一个多么关键的节点！有军又有地方事权，就意味着成为一方的实力派主人，免遭“客寄虚悬”的被动、难堪和窘困。试想，曾国藩达到这一地步，经历了数年之久，受过多少磨难，而这在李鸿章身上没再重演。与其说这是他本人的幸运，不如说是基于曾国藩及其湘系集团所创造的保障性条件，是群体盛势的烘托，并且与曾国藩的举荐直接相关。就在让李鸿章准备带兵东援之际，曾国藩奏荐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说“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显然，曾国藩之所以当时就为其谋取巡抚权柄，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实现军政结合，好在吴地立稳脚跟，有所作为。李鸿章对此自然心知肚明，知恩图报，在他获实授苏抚后，写信向曾国藩这样表7K：

奉旨补授苏抚，恩纶奖勖，非分宠荣。自顾何人，愧悚无地。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随事裁成，俾治军临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涂辙，不速颠覆，而一旦叨窃禄位，仰蒙朝廷不次之摧，遂至于是。夙夜循省，惧弗克胜，震惊惶汗，实不知所以为报。伏乞远賜箴砭，免丛愆咎，曷任企幸。

李鸿章如此表示饮水思源，不忘并感戴曾国藩的造就提携之恩，并要对他继续依赖顺从，这中间几分客套、几分真挚，也许难以精细量化。而从派系群体意义上说，李鸿章到沪后很快获取巡抚之职而得以军政结合，有了自己的集团性班底，自应该作为淮系势力从湘系分化出来而正式形成的标志。

在李鸿章获苏抚权柄之前，湘系要员左宗棠已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下旬（1862年1月下旬）被授浙江巡抚（他在翌年正月十七日接到谕旨），连署理的过渡都没有。先前他已受命督办该省军务，及获巡抚，军政结合，成为一方诸侯，同是既为时势造就，又直接得助于曾国藩的不断举荐。同年四月间，曾国藩即奏请将左宗棠由“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别小看这一字之差，得朝廷允准后，左氏便名正言顺地成为曾国藩统理军务上的副手，地位提高不少。随后左氏又获晋升太常寺卿，成为正三品的官员。十一月间，曾国藩先是奏请让左氏就近节制江西广信、饶州和安徽徽州诸军，并由他自行奏报军情，已們然以一方统帅看待。接着，又密请朝廷授他浙江巡抚。他写信这样告知左氏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俞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可知，清廷授左宗棠浙江巡抚，正是依从了曾国藩的建议。此前还有湘系要员李续宜出任湖北巡抚，彭玉麟擢安徽巡抚（辞免未任）；与李鸿章署理苏抚同月，则有曾国藩属下的福建籍人士沈葆桢获擢江西巡抚，这也都与曾国藩辈的举荐密不可分。

可见，在李鸿章东援出任江苏巡抚之时，正值曾国藩集团在湖广、两江以及赣省等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区，迅猛拓展势力之际。而李鸿章淮系集团的分化形成，则是很醒目的一大军政景观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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