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祁门历经了非同寻常的艰难险阻，也有过“北援筹议”这样的事情，出此“绝地”之后，他于四月初一日抵东流驻地。他的这一移动，既脱离了祁门地理条件上的被动，也得以就近更方便地指挥安庆战役。

安庆，不管是对于太平天国和清方来说，都是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就说：“安庆者，金陵之门户也。”自从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天京），安庆遂成为从上游屏蔽其都城的一大关键性锁钥，故着力在此据守，迫使清方将其安徽省城他移多年。这时湘军正在部署进行的安庆战役，就是为了拿下这一战略要地，从上游打通逼攻天京的门户，此为实施其以上制下战略方针的重要步骤。所谓“贼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乃曾国藩与胡林翼等人经“熟商”制定的作战方针。曾国藩进驻东流的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日，他在奏片中言及于此，并陈述了当时的具体军务布置：“以多隆阿、鲍超两军会剿集贤关（按：在安庆北面偏西）之贼，李续宜亦派十营回皖协剿。必须攻破狗逆（按：清方对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诬称为‘四眼狗’），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

此时太平天国在安庆的守将为叶芸来等人，守军两万余。陈玉成部并非守军而是援军。他所部本来是与李秀成配合“合取湖北”（也为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的一路大军，在曾国藩移驻东流的前夕，曾出湖北英山，破蕲水、黄州，又分兵攻麻城、黄安、孝感、黄陂等地。“时湖北各军集皖疆，省城空虚，仅存标兵两千，鄂中大震，官民逃避一空，宦橐商赀，多被游兵攘掠”。知其详情的彭玉麟曾写信向曾国藩这样报告：

贼破黄州时，武昌人民一空，不堪笔述。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散尽。阎丹初（按：即阎敬铭，总办后路粮台兼办营务）呼唤不灵，愤极自尽，几断气，为朋友所救下，两时始醒，可悲可叹。咏公（按：指胡林翼）夫人执不肯出署，言必须兵临城下，再定行止。诸当事力劝两日，始行听劝，携幼子下河，是可敬也。

不知胡林翼对心腹自杀（未遂）夫人亦终出逃省城有何感慨，反正出境在安徽太湖就近指挥“图皖”战事的他，面对湖北的危机形势，曾引咎自责“笨人下棋，死不顾家”。陈玉成军向上游又攻克云梦，陷德安、随州。但其所占湖北之地并不能维持，在安庆危急的情况下，遂率精锐直接回援，成为曾国藩所谓“必须攻破”的力敌。

太平天国方面本来是有乘虚攻占武汉的大好机会。但一方面，陈玉成听信外国人的讹诈：当时，英国海军中将何伯察看约开商埠行至武汉，闻知太平军攻占黄州，急忙派员会见陈玉成，以维护其国商业利益为借口，反对太平军进取武汉；再一方面，也没有能得李秀成部的及时配合（该部较晚进入湖北，前锋曾近逼武昌，但亦很快退兵），故而原“合取湖北”的方略未得很好实施。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国的战略失误。试想，如果它按照原订方案力争武汉、湖北，起码胡林翼得从安徽战场撤回他所部兵马，总不会放弃老巢而不顾。当陈玉成逼近武汉之时，他就急调李续宜自青草塥回援，舒保马队继之，又令彭玉麟水师驰至。其后李秀成突人湖北，胡林翼先则调成大吉部由安庆前线回援，继而自行率部由太湖沿江西返，即可证明胡氏坚决保鄂的意图。一旦在安徽战场担任打援主力的胡部湘军撤离，曾国荃所部的围城之军独立支持亦难，那样安庆之围便有不打自解的可能，而要先到湖北战场见个分晓。这样的格局，无论对于太平军还是湘军，从战略的角度说都是正确的。假如说到时曾国藩仍然固执己见，不撤安庆之围（且不说是否行得通），那他的安庆围兵就不免将陷人被上下、内外夹击的被动境地。

因为当时的情况，决不像曾国藩所估计的，太平军“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按照太平天国方面所拟定的二次西征进军方针，除了陈玉成、李秀成两路主力之外，还有分别由杨辅清、李世贤、刘官芳率领的三路配合之师（旨在牵制皖南和江西的湘军），如此五路大军，每部“多者十余万，少者亦八九万”，总兵力不下几十万人，数倍于湘军。试想，当时湘军主力皆集中在安徽战场，如果不撤围西顾，太平军夺占并保守湖北和武汉不是很有可能的吗？在这种情势之下，若湘军滞留安庆，上承湖北的泰山压顶之势，下临天京的锋镝刺背之险，中有安庆守军的振势突袭之虞，那可真是“内外主客，形势全失”了。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方面的战略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湘军在“安庆之役”中的战略主动。

无论如何，曾国藩兄弟不撤安庆围兵的主意是坚决的。曾国藩在祁门最危急的时候，有人劝曾国荃撤安庆围往救，国荃曰：“贼正欲牵我军耳，奈何为所误？”他坚决不撤，曾国藩也切诫他勿撤。不过，曾国藩对胡林翼出湖北辖境坐镇安徽太湖，也觉得他不免有顾此失彼的冒险。他写信这样说：

公（按：指胡林翼）赴上游，似不宜身临行间。应请即驻省城，以保省垣及筹饷二事自任。目下鄂中所患者，不仅在外寇，而在省城，条理颇纷，用人稍杂。公回省，则武汉固于金汤，而饷项亦必有起色。

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分析当时除安庆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着重点外，江西、湖北乃至安徽要顾及的重点：

肢体虽大，针灸不过数穴；疆土虽广，力争不过数处。目下江（西）所争者省会也，九江也，湖口也，广信也，赣州也。鄂所争者省会也，二汉（按：指汉口、汉阳）也，荆（州）、襄（阳）也，黄州也。江、鄂及东南所共争者，怀（宁）、桐（城）也。自此以外，不必处处兼顾。忠逆（按：诬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如果由义宁窜入鄂境，如崇（阳）、通（城）、兴（国）、（大）冶等处。似不必一一顾全，且可度外置之。

曾国藩这种把握重点，以利集中兵力、防止散乱的战略思想原则，显然是可取的。不过，他的眼光还是最集中地死盯在安庆战事上。在他的心目中，“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这时曾国荃部湘军进围安庆已约一年，其间尽管事变多有，但它坚持不摇不动。就此役部署的方针而言，湘军是典型地是采取“围点打援”。“围点（安庆）”之军便主要是曾国荃部，参战的清方其他各军，主要任务则是外围“打援”，即对付前来援应的各路太平军，使之无法破解安庆之围并有效地援助城内太平军。“打援”的战事或亦艰危异常，但最终收取头功的自然还是“围点”部队。当然，“围点”与“打援”不会是绝对分割的，譬如曾国荃部湘军，在就近打援的战事中也不失为中坚。

太平天国的陈玉成军从湖北撤出后于三月间进至集贤关，与安庆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艇沟通两岸联系。干王洪仁圩、章王林绍璋则自天京率兵前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也率部自芜湖西援。三月下旬，洪仁讦、林绍璋等会和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两万余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围。此外，还有叶芸来先已联络的淮北捻军二十余万人渡淮前来。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曾国藩抵东流就近指挥安庆战役，双方决战性的一系列激烈战事展开了。

在曾国藩抵达东流前夕，就有胡林翼指挥的多隆阿等部分别在新安渡、挂车河对来援太平军黄文金部的截击获胜，使之未能与陈玉成部“合势”。这期间屯驻在集贤关内外的陈玉成部，与城内守军配合夹攻围城的曾国荃部湘军，除“经曾国藩暗调”的鲍超部合成大吉之军由集贤关西北进攻外，多隆阿军在截击黄文金部太平军成功后，遂由集贤关东北方向进攻。陈玉成在知道外援已绝而处被敌军夹击之势的情况下，于四月初十日自率马步五六千人，连夜转移，又遭多隆阿派兵截击。尽管遭受损失，陈玉成还是谋图与林绍璋、洪仁讦、黄文金以及捻军将领孙葵心等部联合，发起反攻。而其布置未定，多隆阿先发制人，遣将应对，经过激烈战斗，太平军方面复又失利。胡林翼等向清廷总结性地奏报此阶段的战事情形说：

查此次逆首伪英王陈玉成，由怀（宁）而桐（城），复纠下游（林绍）璋、（洪仁）矸、黄（文金）、孙（葵心）等众，并捻逆大股上犯，希解皖围。我军屡次移营迎击追杀，五获大胜。踏平贼垒八座，前后焚破散营及贼馆百余处。夺获伪印自安福以下至指挥止二百余颗，其余总制、监军、通传等伪印不计其数。五次共杀贼不下两万余人。实足以寒贼胆而伸天讨。

这中间的讳败夸胜必不可免，对太平军的仇恨情绪更是溢于言表，不过，对于了解双方的战况形势来说，其可参考价值还是有的。总体看来，在曾国藩移营东流前后，以湘军为主力的清军在江北的外围打援战场上，占据了明显优势，为最后夺取安庆，创造了重要条件。

五月中旬，胡林翼离开太湖返回省城，六月三日抵达。这固然与接收此前教训要亲临保守省垣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所患已久的病症更形加重，没有了在外指挥的身体支撑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对安庆战役的统筹和指挥的重要性，自然就更加凸显出来。五月下旬，由苏北来援的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彩，率部从菱湖北面向湘军发动进攻，为曾国藩的季弟曾国葆（贞干）所部击败。五月底六月初，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南北两岸的十八座太平军营垒发起攻击，迅速得胜。曾国藩说，对此各垒“一律荡平”，“人垒歼毙之贼与投诚骈诛之贼，实数八千，颇为痛快”！对“投诚”的太平军也一并杀掉，还情不自禁地言称“颇为痛快”，曾国藩对太平军的仇恨之深以及湘军杀降之惯，于此又得一典型例证。

贴近安庆的菱湖南北两岸太平军十八垒被破后，安庆就成为被湘军禁锢的一座孤城，形势非常危急，但太平天国方面并未放弃最后的救援。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于七月中旬陆续进抵集贤关内，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阵于西门一带，遥相呼应。此后，陈、杨所部太平军向曾国荃部湘军后濠不断轮番发起进攻。所谓“后濠”，是曾国荃对安庆的围困工事中主要用来防御所谓“援贼”的外层壕沟，另有较贴近城池的“前濠”主要是用来围困城中太平军。为此等工事曾国荃部不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实践证明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来援太平军与曾国荃军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湘军方面有知情者记述，来援太平军为越濠突进，“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添濠，顷刻即满”曾国荃军则“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但太平军“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死无算而进不已”。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激战之中，一个湘军兵勇投掷火药包，因导火索未燃及的部分太长，被太平军回掷过来，并引发了湘军守濠内的火药，“守者皆溃，奔退十余丈”，太平军乘机突越壕沟，已有七八个人过来。在场的曾国荃“见事急”，亲自出马砍倒数名太平军，“溃卒见统领自战，皆复返，枪炮复续”，终于逼退了太平军。这样苦战一昼夜间，曾国荃军竟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

尽管救援的太平军竭力奋战，但终究没法突破湘军对安庆的围困圈。城中断绝接济，维持困难，军心涣散，围城湘军乘机发动最后的总攻。八月一曰（9月5日）凌晨，曾国荃军用炸药轰塌北门城墙，突入城内，城中太平军将士疲敝得战斗力已经很差，城池迅即失陷。曾国荃放纵其军大肆烧杀淫掠。“男子髫龀以上皆死”，以致“阴惨之气”，“凝结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向迩”。被杀者当是不分军民，也不分是抗还是降者，估算此役“共死三万余人”。城中“妇女万余俱为兵（湘军）掠出”，而其所略财物更是“不可胜计”，“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因为长时间被湘军围困城中断粮，以至于曾出现买卖和煮食人肉的惨相人肉价至五十文一两，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两，在城中太平军居所内，也可见“釜中皆煮人手足，有碗盛嚼余人指”。清方作此记述者感叹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是之酷者矣，“嗟乎！无边浩劫，谁实酿成，闻之非痛非悲，但觉胸中嘈杂难忍而已”。

安庆屠城和洗劫，说得上湘军战史上残酷肆虐的又一次典型记录，它可能是空前的，但没有绝后，千日后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作为，将更是登峰造极。眼下的安庆之捷，已足以让湘系要员们庆幸他们的阶段性胜利了。曾国藩在闻知其嫡系部队的安庆捷音后，向多人致函，表达他所谓“克复安庆”，“如庆更生”，“上游大局，似有转机”之类欣喜和乐观情绪。还特别有谓“城贼诛戮净尽，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他不但不觉得有丝毫悲情和痛心，而且感到是“差快人心”之事，足见对“造反”者的仇恨之深。在战役进行当中，乃弟曾国荃、曾国葆辈似乎有过因杀人过多而略有“悔”意的流露，曾国藩则这样写信训诫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虽使周（公）、孔（子）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可见，这时的曾国藩，不啻以心安理得的职业杀手自居了。

曾国藩辈自然要尽快向朝廷“报捷”，不过曾国藩本人在此事上非但未有抢功之嫌，而且极尽推让之能事。他在八月二日只以附片形式简短奏报了“克复安庆省城”的消息，并谓：“安庆省城，咸丰三年被贼陷据。九载以来，根深蒂固。自去冬合围至今……我军苦守猛战，卒得克此坚城，围杀净尽。军兴十载，惟五年之冯官屯（按：指最后镇压下北伐太平军之役），八年之九江，此次安庆之贼，实无一人漏网，足以伸天讨而快人心。”又特别说明，“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于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故详细情形，“另有官文、胡林翼、李续宜（按：因胡林翼病假署理湖北巡抚）会衔具奏”。

当然，曾国藩一定会去实地领略胜利的滋味。据他在日记中记载，当月的初七日抵达安庆城外营地，与国荃、国葆两弟相见长谈，又接见军官，在城西北察看后濠、前濠工事，感叹“壕沟之深，地段之广，援贼之焊，知成功良不易易也”！第二天，他们兄弟“连舆人城”，见迎接他们的队伍排列整齐，说是感到“备极尊荣”，“自问何修得此，用为愧悚”。不知这中间有几分真意，几分矫情？

无论如何，朝廷对安庆战役的“功臣”们自然是要奖赏和褒扬的。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加布政使衔，并赏穿黄马褂；曾国葆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而病危中的胡林翼，被赏加太子太保衔（先此他已有太子少保衔）。不过，对如此一场攸关镇压太平天国全局的重大战役的胜利，清廷的反应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奋”，因为它正遭逢“国丧”的“哀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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