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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纳幕李鸿章

作者:董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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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曾国藩完成《圣哲画像记》的前夕,他的幕府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尽管此人当时还没有特别显贵的身份,但不数年就借这“幕客”身份起家,成为与“湘系”并列的“淮系”势力的掌门人。这不但对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乃至捻军的军务,而且对晚清的政治格局,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用说,此时新到的这个非常“幕客”,就是李鸿章了。

咸丰八年的腊月,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大营,迎接了这位客人。要说,他们之间并不陌生,早就有过交往,建立下了特殊的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小曾国藩12岁。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科进士,这样,李鸿章之于曾国藩,自然更是“名正言顺”的晚辈。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的进士,此前也有过会试不第的经历,为“蟾宫折桂”的理想,他在京学习、准备应试的时日里,就师从曾国藩。而且中进士并成翰林之后,仍然认此师门,其间的师生关系就这样建立并保持下来。及至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期间的咸丰三年(1853年)春,居职翰苑的李鸿章也接到了回安徽办团练的任务。不过,他远没有像曾国藩般“大臣”的身份,而是给与曾国藩级别仿同的安徽籍大员吕贤基作帮手。究其事由,笔记材料中记有这样的大致情节:有一天李鸿章逛书市,遇见同乡某君,得知安徽省城被太平军攻陷的消息,他便上门策动时任工部左侍郎的吕贤基上奏建策救难,被委托代为拟稿。李鸿章赶忙完成,吕贤基也就呈递上去。这天午后,着急等消息的李鸿章去吕家探询,“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进人堂室,吕贤基从屋内倏地跳将出来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是说由于李鸿章怂恿上奏,结果被朝廷把回籍办团练的差事派到自己头上,这岂不等于被你李鸿章祸害了,那你也别想脱干系,我奏调你与我一同去。李鸿章被派回籍当吕贤基办团练的帮手,就是这样“引火烧身”的。

吕贤基受命时其一家人的惧祸悲哀情绪,似乎真成了祸兆,吕氏于当年十一月间果真送命,而李鸿章还有其父李文安,虽说继续坚持操办团练防御“贼匪”,但终究无大成效,李鸿章还落了个“翰林变作绿林”的讥名。他不能不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凭借与曾国藩的旧有关系,又通过其兄李瀚章的牵线搭桥,得以投赴曾国藩的幕下。李瀚章比李鸿章大两岁,也曾拜曾国藩为师,还在湖南署理过几个县份的知县,随后较早地进入曾国藩幕府并被欣赏和看重,日后他在仕途上不断升迁,终成封疆大吏,实与在曾幕的奠基分不开。而乃弟李鸿章这时进人曾国藩幕,也与他的引荐不会没有关联。先前结下师生之谊的曾国藩与李鸿章,事后未再见面已有多年,李瀚章在曾幕自然可以连通其间的一些消息,而促其直接谋面则是因为李家遭太平军“焚劫”,其家眷由李瀚章接来江西南昌暂住,李鸿章也就便而来与曾国藩晤谈。在其尚未抵达之前,曾国藩就在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初给友人的信中道及此事,可见不是随机遇合,而是事先谋定。

曾国藩之于李鸿章的“傲性”自有了解,似乎是为了先考验他一番,甚至有意“摧折”他一下,虽说在接待和晤谈上决不失礼,但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对其人渴求之极、迫不及待的样子,在李鸿章来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尚未明确表示聘用他。李鸿章有些着急起来,就让当时在曾幕的同科进士、友人陈鼐(作梅)探寻消息。陈鼐说:“少荃(李鸿章字)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曾国藩回答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朦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陈鼐说:“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曾国藩这才答应下来,接纳李鸿章入幕。

不过,对其人的考验并未就此罢休,下述继续考验和训诫的事情即颇典型而且有趣:曾国藩有早起的习惯,并且在黎明时分必召集幕僚一同用餐。想来,这也是为约束幕僚们培养早起的习惯,又可借机议论一些事情。但爱睡懒觉的李鸿章以此为苦,这天,借口“头痛”推辞不来。曾国藩知其真由,便三番五次地派人去催促其前来,说人到不齐就不开饭。李鸿章看实在挨不过去了,只好“披衣踉跄而往”,来加入一同用餐。饭间,曾国藩没有就此说一句话,等吃完了,将筷子一放,“正色”对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随后便没再说什么话,李鸿章“为之悚然”。记述此事者评论说,这是曾国藩素来深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李鸿章自己虽然不会这样说,但后来他也与人述及当年被曾国藩要求一道吃早饭的事情,并且承认从中受益:“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艟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可以印证,曾国藩在借早起用餐之事训之以“诚”,尽管是出于“笔记”材料中的记述,但当为真实可信的。李鸿章还向人忆述过,当时曾国藩与幕僚一班人一同用餐并惯于借机论事的情节:

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这又生动地反映出曾国藩性格和做派的一个侧面,即很讲究严肃持重,纵有诙谐幽默也决不为之所溺。其实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甚至有时会开得过火,在做京官期间“检身”的课程中,他不就曾把“谑浪无节”检讨出来以示力戒吗?然而,脾性并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它具有“顽固”的“恒常性”,曾国藩的诙谐不要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在政事上也时不时地表露出来。单说由政事引发写“谐诗”的事情,就颇为人注意,被当做佳话记述下来,例如有这样一则:

曾文正喜诙谐,其《日记》中亲记一事云:“有建德李把总文书一通,面用移封。余戏于封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

又其督两江日,嫌公牍上所用官街太长。亦自题一绝于上云:

官儿尽大有何荣,字数太多看不清。

减去数行重刻过,留教他日作铭旌。

亦见《日记》。

此述确有所据,査系分别出自曾国藩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61年2月1日)和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初一日的日记,只是引文略有出人,如后一则中题诗的末两句,原文为“删去几条重刻过,留将他日写铭旌”,显然大旨上亦略同。两事都是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写后一则日记时更是已兼协办大学士,官至一品之崇,衔名愈多。打油诗说删减衔名是为了将来他死后作铭旌(灵柩前书写官衔的长条旗幡)方便,在流露出其人当时得意心绪的同时,岂不也诙谐到家了吗?至于前一则所涉之事,是个名叫李元的低级武弁,想必没有什么文化,对当时官场上的公牍程式不懂,不知道用“移封”是表示平行关系的文书移送,决不可用于给长上大员的文书。若是遇上爱拿臭架子、装腔作势的官员,岂不觉得对方轻视、侮辱了自己,要火气十足地大骂人家“蠢材”、“放肆”吗?可曾国藩没有,而是挥笔批下了这样的“十七字令”,所谓“敌体”,意为彼此地位相等,无上下尊卑之分。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就有对此批辞“见者无不绝倒”的记载,可见是文文雅雅地逗了个大乐子。

曾国藩的诙谐、幽默,是一种“潜隐”而非张扬型的,他平时待人处事,则一副深沉庄严的样子和“言必信,行必果”的规矩派头。这一切,都不外乎他“内省”功夫的体现。而这方面大欠火候的李鸿章,不但以气态轻慢为曾国藩所诟病,而且因“少诚寡信”为曾国藩所训诫,也就不足为奇了。李鸿章在意态上表现得过于外露而又“粗俗”。他暴躁而不求自羁,对人动辄恶言秽语,遇事易激,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就是在曾幕时,一次与湘将彭玉麟遇会,说话中彭氏讥评“忽涉皖籍人士”,李鸿章针锋相对地回击,以致两人对打起来,“相扭扑地”。一直到晚年,李鸿章此性仍未稍改。例如,因为一个来访的同年在谈话中自夸其著作,李鸿章讥笑人家“中进士不得翰林可羞”,对方以“翰林宰相不得文差(指做考官掌文衡)亦可羞”反唇相讥,这似乎一下子触到了李鸿章的痛处,他当即大怒,“以手杖击之”。他平时说话也惯带不雅的口头禅,据说,“对下属若喜之,则必曰:‘贼娘好好的搞’(合肥土白)”,这比近人蒋介石的“娘希匹”粗俗得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属员受他之骂者,“无不喜形于色”,自以为是走红了。由此看来,尽管李鸿章尝自我标榜修身养性方面颇“服膺”曾国藩,得其造就,但境界上终究大相径庭。有知情者以李鸿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而湘人“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来分析这方面差异的根源,尽管不无一定道理,但个人主观因素毕竟也是需要重视的。

当然,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不能没有节制,但即使捎带出来的“不羁”味道,曾国藩也是不能听任的,故屡有考验和训诫。正式进人曾国藩幕府之后,李鸿章被安排“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成为机要文案。他对工作处理得妥适有序,显出“业务”上确是把好手,从而赢得曾国藩这样的称道:“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李鸿章“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自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上述不管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的话,应该说都不为客套虚言,是由衷而发,两人相互支持,互利互惠,当然,这时主要是李鸿章对曾国藩的依恃。曾国藩纳幕李鸿章,总算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头,两人关系也基本和谐,不过,以后仍然波折多有,这将在下文中适当的地方再行述说。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李鸿章进入曾幕不久,还曾被指派募集马队的“武差”。

就在李鸿章到来之际,清廷根据三河之败后的军事形势,于咸丰八年腊月间谕令曾国藩“通筹大局”。次年正月,曾国藩上奏分析形势,陈述规划,认为“就近处数省而论,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安徽贼党,其氛甚恶,其患方长”,若“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分金陵之贼势,即可纾浙江之隐忧;剿皖北则可分庐州之贼势,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方今湖北全省肃清,然与皖境处处紧接,防不胜防者,莫如湖北;据上游之势,能制皖贼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鉴此,他与胡林翼等楚地大员筹商,认定应在江北、南岸分别添足马步三万和两万人。对于马队,建议除于北方奏调之外,在安徽的颖州、亳州一带,“有善骑之勇”可募,应从该地募集、添练新马队两千余骑,择地操习,以能与旧队“相辅而行”。尽管此奏中尚未言明拟委任李鸿章招募马队,但事实上曾国藩是这样安排的,不过考虑到一下子招募两千人不太现实,遂计划先招五百,再逐渐扩充。即使如此,李鸿章对承担这一任务也是抱相当谨慎态度的,没有轻易承诺,先行到南昌与乃兄李瀚章商量,乃兄鉴于困难也曾为之代辞,而曾国藩则坚持让其一试。他致函李氏兄弟两人,说“此次招勇五百,但试淮南勇之果能操习马队否耳,不特少荃不敢自信”,即自己“亦茫无把握”,并以“当年办水师,亦系冒昧试之”的前事来鼓励李氏兄弟,要他们“不必遽以任事之难为虑”。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好试办其事,但形势紧张,环境紊乱,此事没有结果。这算是李鸿章一次失败的尝试,曾国藩有言在先,当然没有就此怪罪于他。

昔日的师徒、今日的主从这两人之间,在特定舞台上的“好戏”,继续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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