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曾国藩的“弄文”，当然是为了更好地“经武”。羽檄交驰，戎马倥偬，自是这位湘军大帅的惯常生活环境。可谁能想到，在这种环境中，他曾国藩胸中还能常萦“正经”的学事，甚至是操作阶段总结性的“工程”呢？可的确他是如此做了。

戎帐之中，读书仍是曾国藩的常课之一。仅从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至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曾氏相继驻江西建昌和抚州的大约十个月的时间里日记中所记载的情况，即可见一斑。此间他的功课可以分成“温经”和“阅书”两大类。四书五经之类，对于曾国藩来说，在其心目中不知是过了多少遍筛子的了，可他还是要时常温习。此间他温习的起码有《论语》、《孟子》、《大学》、《易》、《书》、《诗》、《春秋左传》等。其“阅书”的内容更颇显广泛。当然，有的书可能是新读，有的则也属重温。涉及的种类，一为史籍，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二是诗文纂集类，如《文选》、《唐宋诗醇》、《古文辞类纂》以及韩愈、杜牧、姚鼐、梅曾亮等人的诗文集，此外还有戴震、李绂、彭昱尧等人的集子；三是经史考释类，像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四是杂著杂辑类，有《世说新语》、《步天歌》、《日知录》、《古今逸史》等。

当然，这些书他不可能都从头至尾地通览，有些只能是选读而已。即使如此，也可见其量不少。从其类别上分析，再结合其前后更长时段的情况，则可一窥曾国藩日常读书的范围和意趣：古圣经典常温不懈，前三史为史乘中的首选，诗古文类始终为他格外看重，考据类著述他也不放弃研读，杂著杂集类亦不鄙弃。可以说，他阅读的视野颇宽，兴趣也十分广泛，甚至不乏出“道学”之格的表现。不只是《世说新语》在此期成为曾氏的玩味之品，其实，早在京师居翰苑期间，他阅读的书籍中即不乏稗官小说之类。譬如说《绿野仙踪》就曾成为他案头、枕边之物，甚至曾显出着迷的迹象，有时竟能看到半夜三更。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一月初六和十四日的日记中，就留下了这方面的佐证。还有知情者“揭发”，曾国藩稍后居职两江总督时的书房里备有《红楼梦》，被戏称“总督衙门里藏有私盐”。晚年时，他还曾向老弟们推荐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如在同治十年五月间的信中，即言及“该书多言狐鬼及因果报应之事”，“长沙如有可买，弟亦可常常阅之”。

今人有注意到这种情事者，作评日：“《红楼梦》说的是小儿女情爱，《阅微草堂笔记》记的是狐仙鬼怪，都与圣人之教相抵牾。曾氏好读此类书，可见他不迂腐，不呆板，不是一个里里外外彻底理学化的迂夫子”。如此看曾国藩倒也对，不是早有人说曾老夫子“假道学”吗？更仔细想来，这方面的几多真假，自然不能只从这类“小节”上据以判定，他这个人恐怕跟他标榜的道学一样复杂。至于说“红楼”与“阅微”两书，前者的确很触道学家之忌，被视为教唆“意淫”的典型；而后者，却未必真是“悖道”之作。诚然，纪老夫子是个“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的人，他的这部笔记里所述鬼狐精怪之类，表面上看亦在“子不语”的范围，并且他个人也曾就此宣告：“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但是，正如知情者所言，一部“阅微”，尽管“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洗洋恣肆，无所不言”，但“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终归亦是承载纲常名教之“道”的。多年着力于由文窥道、以文证道的曾国藩，不会体察不到个中三昧。由此看来，他推荐“阅微”自有深意所在，恐不算是离经叛道，至多是来点“寓教于乐”的把戏而已，与督府“私盐”之藏，恐怕得算两码事儿。

当然，像《阅微草堂笔记》这类书籍，是入不了曾国藩心目中“圣经”之列的。那么，在自古以来浩如烟海的群籍之中，他认定哪些人的撰著是最值得着重习读的呢？这不，在咸丰九年（1859年）新正，曾国藩在建昌大营（他居府衙），利用几天的时间，撰写了治学纲要性质的《圣哲画像记》，作出了答案。他这样做，是在所谓“军旅驰驱”、“丧乱未平”之际，自感“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尤其是学事“益以芜废”，回顾起个人的读书治学生涯，也挂念后辈的为学之路，想一方面对自己治学的体会认识进行一番清理总结，一方面对后辈的学习指点迷津。于是，选择所谓古今“圣哲”三十余人，让时正当弱冠之年、在写字绘画上已有小成的儿子纪泽绘其遗像，自己则配作《圣哲画像记》这篇文字，藏之家塾，以供后辈读书中有所依傍，不致浩瀚书海中茫无所择。

准确地说，曾国藩所选“圣哲”为三十二家三十三人。是按照姚鼐对“学问之事”划分的义理、考据、文章（或言辞章）三者进行分类。但认为像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还有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这样的才俊，不能仅仅将其归于某个方面，他们是综合性、全面性的人物。像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是以德行而兼政事，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朱熹主要是德行，他们八家九人都可归于“义理”一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中间显然纳入了“经济”（“政事”典型属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划入“词章”类。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则归于“考据”类。并且编成四字韵谣：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三十二（三）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由此即可见业已定型的曾国藩的学术观之大概。如果说他这里开出的是一份“常备菜单”的话，那么，此外还有“特选配方”。在作《圣哲画像记》三个多月前的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间，曾国藩给儿子纪泽的信中有这样一番论说：

自五经外，《周礼》、《仪礼》、《尔雅》、《孝经》、《公羊》、《毂梁》六书自古列之于经，所谓十三经也……十三经外最易熟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恨，未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按：姚鼐字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凡十一种，吾以配之五经四书之后。而《周礼》等六经者，或反不知笃好，盖未尝致力于其间，而人之性情各有所近焉尔。

曾国藩于此明确表示，十三经中只对与四书并称的五经感兴趣，其余六经“不知笃好”，四书五经之外再加上开列出的其他十一种，就是他的首选书目。

及至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间，也就是在完成上引信文大约七个月、撰成《圣哲画像记》大约三个月之后，曾国藩在给纪泽的信中，所言自己最喜好书籍的种数又有精简，将四书五经之外者由前言十一种压缩到八种，即去掉了《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并将《通典》调换成《通鉴》。

从这前后两个“特选配方”来看，都比《圣哲画像记》中开列的“常备菜单”更为简约。繁中求简，这是曾国藩读书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他撰写《圣哲画像记》的主旨，也正是为了作此指点，有谓：“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矣”；又如用餐，“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显然其主旨就是要以“慎择”来破惑防愚。这个“慎择”，一方面是质与量上的精选，另一方面则是选取适合自己口味和兴趣者。既不能贪多求全，也要懂得因人而异，不能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他人，否则便是惑、是愚。这应说是曾国藩所倡读书方法的精要所在。

试想，质与量上的求精，显然与其人一贯强调的“专”字诀是相辅相成的。泛骛便谈不上专，而专了自有助于精。他就是在《圣哲画像记》中，有关于读书专精的这样一番论说：“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另一方面，选择适合自己口味、兴趣者，又是与达到曾氏所体察描述的“涵泳”之绝妙境界分不开的：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

曾国藩把“涵泳”一词拆开来解，以春雨润花、清渠溉稻的水量适中使之受益的情境来喻之以“涵”，以鱼跃于渊的活泼快乐、人濯足洗浴的舒适惬意来解之以“泳”，生动传神而又意味深长，没有自己如此的切身体验，是无法这样传达出来的。想来，因为“涵泳”一词是曾氏所嗜好的作品中从不尽相同的意义上多用到的，他体察玩味得人情人境，故能灵活而有创意地用于对一种特别读书意境的传达。

从宏观层面而言，对于进入“涵泳”意境，曾国藩开出的“常备菜单”和“特选配方”，不论从“水”之适量还是兴致、愉悦的产生条件来说，起码曾氏自己觉得是很有帮助的，不啻破惑防愚的一道“神符”。

需要特别一说的是，两份“特选配方”中，都是搁在最后“押轴”位置的“两道菜肴”，一是姚鼐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一是曾国藩自己选编的《十八家诗钞》。

先说《十八家诗钞》。前边不是述及曾国藩在京时就有纂集《曾氏读古文钞》和《曾氏读诗钞》两书的成熟计划吗？后者就落实为这《十八家诗钞》。此为曾国藩在“治诗古文”的过程中，对自己认为的有代表性诗作的选集。定本凡二十八卷，录辑诗作六千五百九十九首，所谓十八家者，为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胱、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牧杜、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可见作者时代是从三国到宋、金，以唐代者为最多。诗的体裁上，包括五言和七言古诗、五言和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可以说曾国藩对诗开列出的“专席菜单”。至于这里边他自己最喜好和着力学习的，是杜甫、韩愈、苏东坡、黄庭坚、李商隐五家。其具体情况，曾氏本人居翰苑期间就有这样一番剖白：“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按：李商隐字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于此，他以后似乎也无大变化。故《十八家诗钞》对以上五家作品的选录，也是特别着重的。

再说《古文辞类纂》。该书是姚鼐所编的古文选集，是体现其人古文学术观的重要文本。从其所选文章的作者及时代，可以窥察他直承本朝刘大櫆、方苞，近法明朝归有光，远绍唐宋八家的文统脉络；从其分门别类编纂的情况，则可看出他对文章乃至“学问”范畴的一个大体的认识。该书对当时和其后古文门派的影响很大，曾国藩对它更是非常重视，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改造和发展，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便是前说《曾氏读古文钞》的落实本，也是体现曾国藩古文学术观的重要文本。将姚、曾两氏编本比较观照，有关情况更能明晰。

曾国藩纂辑《经史百家杂钞》，目的在于“以见古文源流，略师桐城姚氏鼐之意而推广之”。纂辑时间是在他作《圣哲画像记》后一年多的咸丰十年（1860年）二至三月间，当时他正在安徽宿松营次，军情十分紧张。故知情者因此感慨其“虽羽檄交弛，而不废书史”。关于该书与姚氏《古文辞类纂》的异同，曾国藩本人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说明：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日论著，日词赋，曰序跋，日诏令，日奏议，日书牍，日哀祭，日传志，日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日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日叙记，日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日颂赞，日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辞赋之下编；日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由此，两家分类上的异同大致可见。曾氏编本中又把他所分的十一类归纳在三“门”里：论著、词赋、序跋三类归为“著述门”；诏令、奏议、书牍、哀祭四类归为“告语门”；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四类归为“记载门”。其实，较比姚纂，曾氏新编这种分类上的增删调整，并不仅仅涉及体裁形式本身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由收文内容上改进的需要来决定的。

其内容上的特点起码有下述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鉴于所谓“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名义上为“尊经”，但不免是数典忘祖的弊端，曾氏“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体现推本溯源、万流归宗之意；二是鉴于姚纂说是“以为史多不可胜录”而不收史传，但在有些类别中又避免不了从史籍中录文的情况，曾氏编本中名正言顺地“采辑史传稍多”；三是选录了更多“经济”内容的文章。据统计，《经史百家杂钞》共收设七百余篇目，除对经史名典节录之外，还涉及由汉至宋诸多诗文名家的作品。该选本对后世颇有影响，早年毛泽东即很表推重，在致友人信中尝言：“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可见，这个时期曾国藩在军务倥偬之中还兼致力的学事，主要是在诗古文方面，并且显出对考据越来越重视的迹象，特别是对王念孙父子称道备至，认其“经学为本朝之冠”；说“余于国朝大儒，除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他并且极力督教纪泽儿效法王氏治学方法和路径，写信告以凡王氏父子考订之各种著述，凡家中无有者，可开单告知，“当一一购得寄回”；又向儿子列数当然包括王氏在内的本朝诸汉学大家，称其“风会所扇，群彦云兴”，嘱以“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甚至向儿子剖白心迹说，自己“早岁笃志为学”，一直想仿顾炎武、王念孙辈之方法，对所喜好之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儿若能成吾志”，“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可谓言之殷殷，绝非矫饰。知情者说曾国藩一生有几个方面的“三变”，其中“学问”方面是“初为翰林词赋”，继而“究心儒先语录”，再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也就是说有一个从词赋转到宋学再转到汉学的一个变化过程。的确，起码在这个时候，他对汉学的注重是很明显的了。当然，曾国藩对利用考据阐证义理的原则始终没有放弃，对那种过于烦琐细碎的考据也一直颇有微词，言其“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遗其源”云云。作此语，是在其人去世前多半年的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

无论如何，以操理军政为主业的曾国藩，确实仍丢不掉读书治学的情结。这绝不是他故意矫揉造作，装潢门面，而是基于一种根深蒂固志趣的驱使。这从他平日爱书成癖的一些行为方式中也可进一步得到印证。朋友赠送书籍，在他是最喜欢的礼品，往往高兴地在日记中详记下来。身在戎帐之中托亲朋购书亦是经常之事，甚至还专门派员外出批量购书。譬如他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二十五日记中，就有“开书目交庄委员晋省买书”的记载，及至二月初七日又记下买到寄来的“书一篓”，“内有《五代史记注》、《毛诗古韵考》、《屈宋古音义》、卢刻《国策》，纪效《新书》、《唐诗纪事》等书，外附徽墨二匣，皆收存”。也许是被委派购书人员更了解了曾国藩的好书癖吧，到五月间又自行送曾氏《宋诗纪事》、初印王引之（伯申）《经传释词》、朱彬《经传考证》、《杨文定集》各一部。尽管当时曾国藩患严重眼疾，还是禁不住马上就开卷阅读，在该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记下心得。从这时他收存、阅读的书籍品种看，可见是以“汉学”类为主。

曾国藩每到一个地方，若得知有藏书大户，辄心向往之。在建昌大营期间，他听说四五十里之遥的南城东乡上塘圩地方李家，购藏书籍达数万卷，战乱环境中竟没有损失，便带上有关幕客，在地方官的陪同下专程前往观览，惊羡所藏不但量大，“亦多佳本”，又叹“吾邑尚无此巨室耳”！此行竟使他留连忘返，在李家住宿下来。李家则置办酒食款待。第二天一大早，曾国藩就赶忙起来继续看书。为了答谢李家及其同族来迎送者，曾氏还当场书联相赠。这些细节情况，曾国藩都不厌其详地记在日记里，可见其兴致之高。

爱书多亦爱字。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以毛笔为惯常的书写工具，书法对于文化人来说就更是随时随地的常课。早在居京期间，曾国藩与同为湘籍的学人尤擅长书法的何绍基（字子贞）交游，除学问之外，也经常切磋书法，并且见解上颇为投合。曾国藩的一些看法常得到何绍基的称道，说他对书法“真知大源”，这并非尽属溢美之辞，曾氏对此也确能从一种高深意境上去体会。譬如他曾说：

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两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

这样以乾坤礼乐之道来理解和阐释书法，所着眼的不是具体的一法一式，而是上升到哲理的宏观层面，追求达到一种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意境，并且与修身养性融通起来。当然，并不是说曾国藩就不重视习宇的具体方法，恰恰相反，上述宏观意境，最终要落实到习字的具体技法上。

对此，多年间曾国藩一直是研摩不懈的，并且不断有所体悟。譬如，他尝言“凡作字必须得势，使一笔可以走千里”，否则便“局促不能远纵”，这显然是强调作字行笔的一种气势。他又把“势”与“节”辩证地联系起来，如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说，“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

所谓“节”，似指运笔顿挫而致的“关节”，如果是这样，那么此言“势”与“节”的关系，就是“放”与“收”之间的相辅相成。他还特别悟及“体”、“势”相匹和点、画、体、势得当配合的机抒，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初五日日记中有言：“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可见这是从作字的具体笔画与整体结构和机势上来综合把握的。

就书法的总体风格和势态而言，曾国藩很欣赏“沉雄”，就是“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鋩森森，不可逼视”，但又不要生硬直露地求之，而应“寓沉雄与静穆之中”，贵有自然之势。就具体笔法而言，他对诸如“偃笔”、“抽笔”、“藏笔”、“换笔”之类都有很细致的揣摩。与读书一样，习字对于曾国藩来说既是用以陶冶自己心性情操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他的一大由衷爱好。统军、理政期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政务多么繁忙，他总是坚持抽暇练习，多年不辍。有时晚间不能成寐，他揣摩字法竟不乏灵感忽发而达到出神入化境界之时。

至于曾国藩的书学、书法的实际造诣，虽然称不上特别的名流大家，但在中国近世书学、书法史上还是当有一席之地的。或论其书法的风格特点，说他“平生于书博习穷擅，未尝少懈，欲合刚健婀娜以成体。然秉性凝重，笔亦随之，故终以凝健胜”。又有知情者言其变化过程，“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不仅他本人，其家族中像弟国荃、儿纪泽和孙广钧（纪鸿之子），也都算得上书家。这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