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资禀和努力，但与曾国藩的直接督导和影响也着实分不开。特别是对弟辈、儿辈，曾国藩一直把书法作为所督导他们课业的重要内容，多年间未曾少懈。就是在相继作《圣哲画像记》和选编《经史百家杂钞》的这个时候，他对儿子纪泽习字方面的督导也抓得很紧，信中常不厌其详地教示。譬如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初的一信中即有这样一番讲论：

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两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数月，必与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缺间架功夫，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功夫，有志莫遂。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可见，曾国藩是将自身多年间的经验教训，有的放矢地提供给儿子作为借鉴的。他是对儿子的书法寄托着厚望，以为实现自己有志而未能达到的一种夙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曾国藩对儿子纪泽讲过自己一生有“三耻”，其中之一便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在书事、学事方面，曾国藩总是怀着缺憾感的，察不足而求进境，知有耻而欲雪之，这恐怕也是他能够做到“羽檄交驰不废学”的一种动力吧？而纪泽对乃父即使在统军之时也不废弃学事，则是铭感于心，钦仰备至的，故后来他在祭乃父文中，尚不忘有“戎政倥偬，劬学不舍，出入百家，熔为一冶”之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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