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之变”带给了曾国藩莫大的惊惧与哀痛，自然也更加深了他对太平天国方面的仇恨。在紧张地应对各路军事，竭力“剿贼”报仇的同时，此期曾国藩还努力整饬军队，特别是进行“纪律”教育。此期他写下了题为《爱民歌》的施教篇什，可谓一篇很典型的文献。其开篇便言明宗旨：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看，俨然是把他的部队打扮成了爱民、救民的“菩萨军”。而把太平军说成了祸害百姓的贼匪。这是“定性”。下边是分条的纪律要求：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濠，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诈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歌中还特别着意将所谓“官兵”和“贼匪”的“行为”严格区分，强调不能混同：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其最后是这样作结的：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据说，当时这《爱民歌》兼作为曾国藩所部兵勇的识字课本，每天只教一二句，使学的人先识字，后晓义，最后全认识并记诵下来，警诫自己，照此力行。可见曾国藩的深切用心，绝非仅为装潢门面。自练湘军之初，曾国藩鉴于“官兵”纪律的废弛和败坏，即坚意矫之。他在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致调任山东巡抚张亮基的一封信中说，“只以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集兵勇就此反复说教，“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曾国藩所谓“痛恨”的“谣言”，其实并不是虚假之话。清军的扰民害民是惯常的事情，已经成为一种痼疾。相比之下，太平军确实是注意群众纪律的。起义之初洪秀全颁布《五大纪律诏》，其中一条就是“秋毫莫犯”。在实际上也真能比较亲民，而受到民众欢迎。有当时流传下来的如此歌谣：“洪杨到，百姓笑，白发公公放鞭炮，三岁孩童扶马鞍，乡里大哥吹号角。”另有一将“长毛”与“清兵”进行“好”、“坏”对比的歌谣：“长毛‘坏’，长毛‘坏’，百姓不空半文债，三餐茶饭吃得饱，晚上睡觉有被盖。清兵‘好’，清兵‘好’，弄得百姓吃不饱，卖掉棉衣交捐税，晚上睡觉滚稻草。”这岂不正是反映了曾国藩所说的“兵勇不如贼匪”的情况？尽管他不好明确认可其真确，但显然知晓其来由并不尽虚，所以为此感“耻”而欲雪。

这并非是他故作姿态。浸润于儒家文化中的所谓“民本思想”，是从乃辈臣工到其君主都会沦肌浃髓的，起码也能当作“金字招牌”来使用。清朝廷的所谓“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训条里，不也有“爱民”的义项吗？曾国藩的“爱民”言论，也是一贯性的。在他居职京官期间所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就不失为一个典型文本。此疏开篇，就宣明所陈为“仰副圣主爱民至怀”。接下来置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义安，能抚民也。”这是从历史来印证“民”为“国”本的定则。随后具体论列导致现实民间疾苦的大端：一日“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日“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日“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至于其人为根源，他不是归结于朝廷，而是归结于“外间守令”的“玩视民瘼”，吁请“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应该说，他揭示的民间疾苦的种种表现并不为虚，而在根源的推究上不免隔靴搔痒。不过，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这是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爱民”思想的反映。及至若辈投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同样是以“爱民”来高调标榜。这从《讨粤匪檄》的文告中，就能体现得很“透辟”。他在家书中也惯有这类表白，说自己带兵打仗，“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再看其丁父忧乡居期间，给乃弟国荃的诸多信函中，嘱其需特别着意的事情，虽说将战守军务放在第一位，但“爱民”一项还是念念不忘，仅置其次的。及至后来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派李鸿章为“东援”统帅进驻上海，表示对其具体军务“不遥制也”，但特别训诫：“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然而，其所爱之“民”，又铁定地是有特指范围的，即只能为其心目中的“良民”、“顺民”、“规矩之民”，而不是“莠民”、“逆民”、“作乱之民”。对后者，不但不会爱，而且要毫不留情地惩治乃至剿杀。其严酷，从前述办“团练”时的有关情况即可见一斑，从《讨粤匪檄》的文告中，也同样体现得十分“透辟”。即使作《爱民歌》施教的这个时候，对“乱民”的仇恨之深和除治之酷，也不会有稍减。若辈的这种“恨”与“爱”、“仁”与“酷”之间，存在矛盾和悖论吗？从稍后曾国藩给同为带兵打仗的国荃、国葆两弟的信中的一番话，就完全可以得到破解。这是就他们所部“出队以护百姓收获”以及曾为民“散耕牛籽种”的事情为话题，引申说来的：“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谓寒心，惟时刻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看似矛盾与悖论的事情，也就很自然地统一和弥合为一体了。对于今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阶级分析法”诚不失为解惑破疑的金钥匙。

曾国藩对特定对象进行宣传、教化的“文本策略”，也是颇有关注价值的。当年的“蚩蚩之民”，以及主体上是募集于“山农”的湘军兵勇，都罕有识文断字者。对他们进行宣传教化，曾国藩擅长的“古文辞”就难派上用场，从实效着想，自然需要不识字者一听就懂、初识字者看得下来的篇什。像《爱民歌》自然就是非常典型的，不但通俗易懂，而且采用歌谣形式，易诵易记，也容易激发人的兴趣。其实，在这方面《爱民歌》并非绝无仅有的特例，相关形式和内容的宣传品在曾国藩手下炮制出多件，除了前边曾引及的《保平安歌》之外，还有咸丰五年（1855年）在江西南康水营作的《水师得胜歌》，咸丰六年（1856年）在南昌作的《陆军得胜歌》，则是典型的激励军士的篇什，择录其一些词句示例。《水师得胜歌》中有云：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粘半点泥……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新手放炮总不准，看来也是打得蠢。

远远放炮不进当，看来本事也平常。

若是好汉打得进，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第八水师莫上岸，止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

《陆军得胜歌》中有云：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

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

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太平洋。

后有退步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

第二打仗要细思，出队要分三大支。

中间一支且扎住，左右两支先出去……

第三行路要分班，各营队伍莫乱参。

四六队伍走前后，锅帐担子走中间……

遇着树林探村庄，遇着河水探桥梁。

遇着岔路探埋伏，左边右边都要防……

第四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

不许吸烟并赌博，不许高声大喧哗。

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

第五军器要整齐，各人制件好东西……

第六兵勇要演操，清清静静莫号嘈。

早习大刀并锚子，晚习扒墙并跳濠……

者个六条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秘宝。

兵勇甘苦我尽知，生怕你们吃亏了。

仔细唱我《得胜歌》，保你福多寿又多。

除了对自己军队宣教利用的这种歌谣之外，后来还有专门对敌宣传、为蛊惑和瓦解太平军而作的《解散歌》。其中有云：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解散歌。

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

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

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

接下来的谣词大意，是列举被“掳”之人在太平军遭受的种种苦难，如“挑担”、“搬柴”、“上战场”，无衣、无鞋留长发，被打烂皮肉，与家人断绝联系，弄得妻离子散，又逃跑不得，“种种苦情说不完，说起阎王也心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则是曾国藩作出的种种“宽大”承诺：

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协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既然承诺了这么多“不杀”，那你们还不该放心吗？快快“解散”吧！真这样，岂不是应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佛家语了：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散，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如果说，前边说到的军纪方面的“爱民”教育，不管其实效如何，不管湘军纪律的实际情况怎样，曾国藩为了争取民众的需要，并且也是出于儒家“民本”思想，还不免有较多一点真情实意的话，那么，《解散歌》的内容上，则恐怕就不仅是“策略”居上，甚至不乏说谎欺骗的成分了。一方面，是对太平军中“苦难”的肆意造作和渲染；另一方面，就是对己方“仁慈”的随意夸饰。事实上，湘军对杀降通常做得是颇为过分的。曾国藩忧居期间，接到胡林翼、李续宾关于克复九江的递报，他在给国荃弟信中激奋地说：“屠戮净尽，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其实，不止九江战役，湘军的各大战役中，攻下城池之后，每每对俘虏的太平军，包括投降者，采取“屠戮净尽”，以免后患的残酷手段。这在以后曾国藩亲自部署和指挥的一些战役的结局情况，可得进一步印证。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时候《解散歌》还是发挥了作用，曾国藩党人说它“流布陷贼之境，于难民之久困贼中者曲达其苦衷。士民读之，莫不感泣，因此而自拔来归者颇多”。稍后，曾国藩曾将此歌与《陆军得胜歌》从文字（自然也连及意境）上比较，说“《陆军得胜歌》冗长而欠精当，异日当另为之；《解散歌》则得意之笔，而不获一字之褒。即此一端，亦足见人心之不平，而天心未必厌乱矣。可胜感叹”！可见，曾国藩对这类宣传品从形式到内容及他人评价，都是颇为在意的，抱有很高的期望值。

曾国藩的俚俗宣教所使用的，不仅仅限于歌谣体文本，也有散文体通俗宣传品的炮制。譬如他有为晓谕新募勇员所作的文告，即颇典型。这是他咸丰四年（甲寅）写下的。除了前边第三章中曾引及的，“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云云一段话，即系出自此篇之外，接下来还有这样的语句：

于今要你们学习拳棍，是操练你们的筋力；要你们学习枪法，是操练你们的手脚；要你们跑坡跳坑，是操练你们的步履；要你们学习刀、矛、钯、叉，是操练你们的技艺；要你们看旗帜、听号令，是操练你们的耳目；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后大家退后，是操练你们的行伍，要你们齐心。你们若是操练得筋力强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艺纯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齐心，胆便大了。一遇贼匪，放炮的放炮，放枪的放枪，刀、矛、钯、叉一齐上前，见一个杀一个，见十个杀十个，那（哪）怕他千军万马，不难一战成功。你们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上不负皇上深仁厚泽，下可谓本部堂一片苦心。

看，这与今天的白话文有何区别？它不但文体上白得到家，内容也“实在”得可以。千万莫小瞧作者的这一手，这可谓其“经世致用”的一个不简单招数。作为进士出身、晚清桐城文派掌门人物的曾国藩，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宣教上的需要，在那个官书文告以文言为正统的年代，能够放下架子，来有的放矢地做系列性的、成规模的俚俗宣教，这离不开维护清王朝政治的“自觉”，也是文化上的“开豁”。仅就文体方面而言，在晚清白话文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它应该算得上有先导意义的一个初阶。及至清末，官方对民间的文字宣教，出现一个俚俗体的小高潮，且不说那有否与曾国藩这时的做法直接关联，起码可以说曾国藩这时已创造出了可资借鉴的样板。而与当时敌对一方的太平天国方面相比，也有着某种类似性。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文化水平”乃至更具体的“文字水平”，自然没法与曾国藩辈相比，它的官方文献总体上就必然相对俚俗。而在该方已算得上“文杰”之辈的干王洪仁玕，不就明确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的文风吗？政治上、军事上的对手，却同样面临着通过切实有效地宣教来争取民众、凝聚军心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于此也就有着“异工同曲”之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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