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河之役后，军事形势继续发生着较为复杂的变化。咸丰九年（1859年）春间，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江西进人湖南，克桂阳，攻永州，又逼湘南重镇宝庆，意图是取道人川。湖南和由湖北巡抚胡林翼控制的军队，合力防御、对抗，但形势并不乐观。在“西路”战区，清方面临着一方面是湘地的战守，一方面是川防的筹划。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地理形势十分重要。《湘军记》中就当时情形这样评说：

国家建行省十有八，独四川幅员甲天下。其地沃，则产物多；其民众，则选徒易。古称秦为陆海，然郊野之富，犹云近蜀，则蜀之饶溢可知也。寇兴几十载，四川犹未被兵。帅斯土者，据完富之形，凭上游之势；苟用蜀财养蜀土，榷盐、药之赢以为饷，练邛、焚之豪以为兵，伐梁、益之木以造戈船，驯川、滇之马以突行阵，顺流东指，以挞荆、楚，平吴会，恹恹乎游刃而有余矣，岂仅凭川阻峡，设险自守，区区固吾圉之为哉！

总之，是言其地广民众，物产丰富，不但有着兵员、饷需方面的良好条件，而且具有以上制下的重要军事地理优势。不过，接着又指出其“承平日久，官吏狃晏安，不修武备”的弊端。那几年里该省总督先是王庆云，又换黄宗汉，尽管都是汉员，但都不是湘系所属，军政作为上也都欠佳。作为湘系要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在黄宗汉接任后对其就有“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于军务尤不相宜”的恶评。并且，他努力谋求让曾国藩取而代之，而“引线”就是促成朝廷命曾氏“西援”。恐怕是考虑这样的奏请出之于他的口中，容易让朝廷有“同党援引”之疑，于是胡林翼便怂恿湖广总督官文出奏，但大旨全由自己授意。这由其人于五月六日致官文的信可证。

此信以“连日心忧贼之人蜀，日夜不安，旁皇无措”开言，接着分析军事形势，力陈四川必保必争缘由，而所强调的援救四川方略，就是由曾国藩率军前往。说是若由湘省方面主持“追兵人蜀”，“将无统一”，“湖南有邻省远隔鞭长莫及之势，蜀督有主客相形呼应不灵之苦”，自不能妥。而“江西现无多贼”，“石逆又颇避涤帅（指曾国藩）之兵”，应奏请朝廷饬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备，由鄂驰入蜀中”，“由涤帅督师，则石逆必不能逞志”。他不仅是想让曾国藩任西援总帅，更要为其谋取总督之柄，极言“涤帅若得蜀中，兼署总督，军务紧急，必能不请外饷；军务平定，必能每岁协济京饷二百余万”。为了让官文高兴地依议而奏，信中一方面说曾国藩“事上信友，全凭一诚”，中堂你“推赤心相待”，他必“感激非常，并无丝毫意气”；另一方面又说官文“为国宰辅，为柱石臣”，此等大政非中堂不能进言，非中堂不敢进言，极尽抬举夸赞之能事。知情者说，胡林翼利用机会以曾国藩久治军，无疆寄，为未竟其用，而频说官文出奏，“请诏曾国藩援蜀，冀朝命以授总督”。

官文果真依议上奏。五月二十一日，朝廷发布上谕，肯定官文所奏“实为通筹大局起见”，饬曾国藩统兵“前赴四川夔州扼守”，“斟酌情形”，“妥为布置”。但仅此而已，并没有像胡林翼所预筹的让其出任总督。曾国藩于六月初五日接到此谕，迟至十八日才复奏，他在“仰见圣主思患预防，熟计兼权之至意”的套话式谀辞后，陈述了当时他部下的兵力情况除萧启江之五千人援剿湖南外，其张运兰之三千七百人，上年腊月即调攻景（德）镇，屈蟠之平江营千人，本年三月复调防湖口。昨派臣弟曾国荃带五千八百人赴（景德）镇协剿。臣身边并未留一卒一兵，抚州老营惟湘后及升字两营二千余人，均有省局发饷，不归臣处调迁，聊假虚声，以坐镇要郡耳。这是说手下兵力空虚，无可带往。同时又强调在江西战场各处分布的湘军暂时也不能移调，若移军筹防四川，除萧启江一军必须调集同行外且当添调水陆凑齐三万人乃可。总之，曾国藩强调的困难多多，对移蜀之行并不积极。

在他上奏前夕，曾给胡林翼一封复信，其中也表露出意兴索然的情态。他在分析了四川的恶劣情势和困难时局后，这样剖白自己：

侍之才智短浅，精力耗绌，不特自知甚明，往年志在讨贼，尚尔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来示以翩然翱翔相戏，昔之翩然者，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今则英彦莫属，足音阒寂，将何所挟以翩然乎？恐翩然者，载飞栽下矣。

曾氏把胡林翼所谓“翩然翱翔”的激励之辞，看作不是戏弄他也是开玩笑的话，很认真地陈说心志和条件上的全然今非昔比，现在不但不可能“翩然”，恐怕要愈趋向下。他此时的情绪低落，自与没有让他署理川督有关。的确，没有地方事权，而只到该省“督办军务”，仍旧摆脱不了“客寄虚悬”的地位，并且较之在江西更不便于得到湘系基地的支持，打开局面的可能性几希。

不过这个时候胡林翼还寄望曾国藩到川后朝廷“再有后命”，说若是那样，“则有兵有权，何患事之不济！西南安危，系此一举，想中朝必有定见也”。对曾国藩是否当移调人川，不只朋党之间，而在更广范围也是议论纷纷，照胡林翼所言，“以为是者半，以为非者半”，而督办皖南军务的张芾（小浦）“乞留”。胡氏自己则认为：“（朝廷）后命如何，未可知也。如圣意坚定，竟如前旨”，“殆可为国家谋三五十年太平之大政，其德器根基不同流俗，固近年难得之好手也。中枢之大人见不及此，只看圣心之独断何如耳”。他说这话的时候，已到了七月中旬。

而在前一个月，曾国荃等部湘军联同江西方面的清军，经过多次战斗，已攻下景德镇及浮梁县城，对于清方来说所谓“江西全省肃清”。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更没有不听命的理由，他明白较前“局势自有不同”，但说是目前自己“兵单卒弱，仅可自守，不足言战”，“若朝廷必命为蜀中之行，则当调回萧、张两军，稍厚兵力耳”。不过，既有朝命，他也不便坐守不动，不得不行西上，但他只“欲驻宜昌（鄂境），不即人蜀，恐近前而为主人嗔，又无处索饷”。这显然仍是因为朝廷没有给他川督之位，担心客寄之窘。而湖南宝庆的解围，石达开部太平军经由该处入川的可能暂缓，这也给曾国藩回避援蜀增加了客观形势条件上的因由。这时，连胡林翼也改变了先前的看法，他在八月初给人的信中意及，眼下情形，不要说四川，即使湖北、湖南亦“尚无他虞”，“不便以有用之兵”，“置无用之地”，拟与曾国藩及官文协商，“即合力谋皖”。这实际上是在曾国藩被授川督无望，而军事形势又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湘军方面战略上要进行重大调整的运思。该月中旬，曾国藩来到胡林翼行营所在的黄州，两人“纵谈八日夜”，商讨对策。他们认定，“主蜀则可有为，客蜀则必不可有为，且必越趄不前”。胡氏对曾氏“七年作客，险阻艰难备尝之”颇为感慨，为免其再人蜀作客，遂又怂恿官文复奏留曾国藩合力谋皖。胡、曾两人经黄州之会，曾国藩不再入蜀、也不再西进驻扎宜昌的意旨已定。而这时左宗棠似乎还是坚持“完蜀”之见，曾国藩在回信中这样向他解释：

来示为救已残之皖，不如完未破之萄，良有深意。惟整军教民，处处于察吏相关，非地方官行之稍久，难以收效。作客本难，作客于无贼之省尤难。目下敝部无一统将，散钱委地，若果入川，贼至即不能御。官帅即以会剿皖中入奏，且俟谕旨再定进止。

这是曾国藩真实心迹的披露，既然不能得到川督权柄，到那里“作客”之难实在预料之中。可以想见，有数年间在江西“作客”窘困经历的刺激，他何不怕再去孤悬于川地异乡。此时他自然知道胡林翼已策动官文上奏“会剿皖中”之事，所以正盼望允准的谕旨。其实，朝廷的谕旨已经在此前的八月十三日通过军机处寄出，只是曾国藩暂未收到而已。就在他离开黄州前往武昌与官文相见的途次，便接到了这样内容的上谕：

官文奏皖省贼势日张，筹议由楚分路剿办一折。皖省粤匪与捻匪勾结，蔓延日甚……官文以宝庆解围，败贼悉数南窜，川省已有备无患，请饬曾国藩缓赴川省，暂驻湖口。俟湖南大定，分军四路，步步为营，进剿皖省。所筹实于大局有益。曾国藩……此时如已启程赴鄂，着与官文商酌，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无虞，即暂赴湖口，候调回湖南各军，为分路进剿皖省之计。

也许，这早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倒不是他自己能神机妙算，而是不能不信胡林翼招数的效用。在这一事局中，官文完全充当了为胡林翼操纵行事的一个傀儡。而曾国藩的进退行止，则是胡氏非常看重和挂心的事情。在为曾国藩谋求川督之柄的目的难以达到的情况下，一改前议，免其援蜀、防蜀之责的这一步棋，胡林翼是不能错下的，他决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至此，谕旨既下，“图院”的定策告成。

而此时的安徽，是湘系大员心目中“糜烂”之极的省区。《湘军记》的《规复安徽篇》中开篇即有这样的评说：

鸣呼！军兴以来，东南之乱极矣，然未有甚于安徽受祸之烈者也！其南则池州、太平，毗连金陵，逼于贼巢；而徽、宁二郡，错处江西、浙江间，贼往来皆蹂躏之。北则和、滁与金陵隔江而峙，凤阳、庐、泗、颍、亳、寿诸州，介乎徐、豫之交，民俗劲悍，好斗乐祸。李兆受、苗沛霖之伦，乘机号召，结圩寨，窃名城，自为君长，雄据一方。而安庆扼长江腰膂，俯仰吴楚，为兵家所必争。贼既陷州郡，设伪官，责粮赋于民，民之掳杀流亡死丧以百万计，陇亩荒秽，百里不闻鸡犬。其仅存者，筑垣自守，几望官军不至，间馈遗贼，冀苟免于旦夕。甚至仇衅相图，弱肉强食，自相诛夷残灭者，不可胜数也。迨湘军起，曾国藩、胡林翼经营东征，尤急急以谋皖为事。

其中既陈述了该省的地理形势，又特别分析其“贼”情和“民”况，最后落到湘系要员们之所以“尤急急以谋皖为事”上来。确实，安徽是当时太平天国的主要占领区域之一，特别是占领安庆这一扼江的重要据点，由上游屏蔽都城天京，从军事上说，成为阻隔湘军东进的一枚硬钉。上面引文中所谓“民俗劲桿，好斗乐祸”，虽说不无贬义，但也见几分实情。所提及的“李兆受、苗沛霖之伦”，为地方割据势力，时而附清，时而反叛，依违不定。而与太平天国形成配合之势的捻军的源地，亦主要在该省。至于清方安徽的军政势力，也异常复杂。其巡抚，自湘系人物江忠源败亡后，历经满人福济，到曾国藩、胡林翼筹议“图皖”的这时，已为江苏常熟籍人士翁同书（自咸丰八年任该省巡抚），其人非湘系所属。军事将帅更是多头并立，互不协调。

安徽作为太平天国势力强盛的地区，自然成为敌对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该省清方势力被割属三个不同派系的势力区：与湖北接壤的皖西一带，为湘系的重要战场，而靠近浙江的徽（州）宁（国）一带，则自咸丰五年就划归浙江巡抚节度，成为吴系控制区的一部分。自庐州为太平军攻占，皖抚北移，只好在“临淮区”就地株守。清廷遣驻临淮区之军，主要是胜保部和袁甲三部。该区未能像吴区那样掌事权与握兵符者比较协调，而其间争逐激烈，湘系则巧妙利用之，谋取该区的控制权，主要发生于翁同书任巡抚期间，主线为“挟翁、联袁、排胜”。

胜保一贯为湘系势力视作政敌。咸丰八年，诏授其人钦差大臣，专督安徽军。当时他援河南不利，商城又告警，他乘机严檄在湖北胡林翼统下的满将舒保（曾在胜保部下）赴援，想夺归己有。胡林翼当即上疏抗争，说舒保“今以特简二品大员，胜保乃严札驱迫，加以苛辞”，乃“挟权任术”行径，“舒保一军，应审楚豫各路贼势，相机进剿，毋庸强归邻省节制调遣”。结果，清廷命舒保仍留湖北。胡林翼获得第一个会合的胜利。咸丰九年春，胜保借口一个姓马的桐勇逃匿鄂军兵营，再次向湖北施威问难，要派兵围捕。胡林翼针锋相对，偕官文名义，“通饬各营严行拒绝”，“断不许（胜部）一人入营，一刻逗留”。

胡林翼在与胜保直接争斗的同时，更利用与其人抵牾的袁甲三、翁同书来共同对付之。河南项城籍人士袁甲三（袁世凯叔祖父），数年间在皖北地区涉身军务起起伏伏，与福济和胜保皆颇抵牾，先后被两人劾去，再次复出后，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下旬致其书云：“公仍持节淮上，是圣人之至明，而不为谗言所间……公视师以来，两为狂风引去，不能脱离苦海，必与恶客为邻，殆东坡所谓‘箕独有神’者与？旁观愤怒”！同时，又向他通报曾国藩的情况：

涤公（指曾国藩）奉命入萄……官揆帅（指官文）又以并力谋皖上请，天语两许之，虚涵万象，不下十成断语。涤公现在武昌，与揆帅筹进止。

留皖则于兵事有益，入萄则于鄂、皖之饷事有益。惟林翼自揣才力，独力必不能举皖，则深望涤公之合。

这显然是表示认袁氏为“自己人”，拉近他与湘系朋党的关系。为了加强其权势，与政敌抗衡，胡林翼又挟持在他看来“仁而不武”的皖抚翁同书，让他出面“推袁”而达到“排胜”的目的。咸丰九年七月，他曾致书翁氏直言不讳地说劾胜既不能，不如推袁，一推再推，至于三四推，深心妙用，贤明自有权度。此招果然奏效，不久，胜保以处境日窘，借丁忧之故暂行退避，袁甲三代之为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胡林翼对此颇为得意，致书翁同书说午桥握篆，推袁之功效巳可见矣；“临淮代将，旌旆生新，推袁之效，亦大局之幸”。袁甲三之起家确与胡林翼扶持有很大关系，袁氏对胡感戴不忘，故后来胡氏死后，袁氏祭文有“交不半面谊实结于终身”之语。至于对翁同书，胡林翼辈颇不看重，惟挟制利用之，至好敷衍一下表面而已。在安徽，翁氏只好倚重以湘系为后盾的袁甲三。胡林翼称袁、翁两人“心心相印，办事无掣肘之虞，克敌有致果之气”，而最终都还是按胡林翼辈的意旨行事。胡氏对皖省军、政事务时常予以具体指画，并谋划通过淮北票盐人楚，达到攫取皖省利权和陈兵占地的目的，以使“图富”与“强兵”兼而得之。经过激烈角逐，湘系方面大大削弱了胜保在临淮区的势力，也一度控制和利用了翁同书。而当翁氏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湘系对他即如弃敝屣了，乃由曾国藩出面严辞奏参，终被逮治，而由湘系要员代之。当然，那是稍后之事了。

如果说此期胡林翼是“挟翁、联袁、排胜”这场闹剧的导演，那么，曾国藩起码也是重要参与和配合者。而在“图皖”的军务谋划方面，他的作用则更为显著。咸丰九年九月中旬，他上《遵旨会商大略折》，报告与官文晤商情形，陈述了这样的见解：

上年李续宾锐意深入，连克四城。因兵数太少，有战兵，无守兵；有正兵，无援兵，是以中道挫姐。今惩前之失，须合全力图之。多添一兵，得一兵之力；早办一日，救一日之难。中原腹地，莫要于皖。生民苦厄，莫甚于皖。就大局急缓而论，臣自应回军援皖，先其所急。以其速苏民困，仰慰宸廑。

上此奏的前夕，曾国藩已由武昌回驻黄州下游四十里之巴河，简校军实，详考入皖形势，认为进兵须分四路：南则顺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碑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南军驻石碑，可与湘将杨载福黄石矶之师联为一气；北军至六安州，则可与翁同书寿州之师联为一气。自己所部不及万人，仅足自当一路，仅能会剿皖北；若将援湘的萧启江、张运兰两部都调回，计有三支之力，则可专任皖南。以上所说南、北军各两路共即四路军队，按曾国藩的规划，第一路（由宿松、石碑以规安庆）由他自己担任；胡林翼麾下的多隆阿、鲍超任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胡林翼本人任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李续宜（李续宾之兄）任第四路（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他认为其中第二、四路最为吃重，李续宜部自可独任，而多隆阿、鲍超一支七千人兵力较单，尚需充实。

当然，这只是曾国藩此时的筹划，实际兵力调动和部署情况会因时因势变动，不会拘泥。而无论如何，此时“图皖”的运筹，标志着揭开了安庆战役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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