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纸盒。糊一个大的能挣三分六厘钱，糊一个小的能挣两分四厘钱。韩冬生成年上早班。天不亮出去，中午一点半回到家里，吃过午饭，略事休息，他便帮秦淑惠糊那纸盒。　　他们能从下午一直糊到吃晚饭，吃完晚饭一边看电视一边继续糊。韩冬生糊到九点来钟先睡。秦淑惠最来劲的时候能糊到十一点去。　　最多一天能糊出二百多个来。　　一月到头，把纸盒交上去，除了扣除百分之十的管理费，以及扣除糨糊钱和耗损费外，最多一月能挣到八十块钱。　　那位平时骑自行车上班，偶尔才坐公共汽车的中年干部，可是一点这类的第二财源也没有。他和他那也当机关干部的妻子都没有开辟第二职业的魄力。客观条件也不具备。都说机关干部分房子占便宜。也不尽然。不过总的来说，确比公共汽车司机或售票员或然率高一点。那位干部前些时确实分到了一个两居室的单元。但说来韩冬生他们可能不信，那干部家里家具非常寒酸。他们也想添置点家用电器，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看了多年，暂不作更新之想，算有一件了吧，最急需的洗衣机他们就还没有买。要买个双缸的，他们就还得再攒一阵钱才能办到。　　韩冬生家里除了一台十四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外，已经迎进了一台广东中山县出产的威力牌双缸洗衣机。秦淑惠特为它扯了两米花色艳丽的平绒布，不用时盖在上面，标志着它在他们家中目前所享有的荣耀地位。　　韩冬生真不该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他在西单遇上点麻烦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对待工作，对待乘客，实在并不占理。　　但乘客们也该知道他的家庭悲欢。　　买那台双缸洗衣机对他们家来说是一桩大事。钱是用两双手辛辛苦苦糊纸盒子糊出来的。可是从百货商店运到家里，刚使两回就出了毛病。　　气得不行。立即再去借平板三轮，运回百货商店，要求调换。　　人家让他们先搁那儿，得研究研究，看究竟是机器本身有毛病，还是他们使用不当。韩冬生急了，跟人家吵。吵也没用。就像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同他吵架一样。没用。权力，尽管是小小的权力，在人家手里。　　洗衣机放在那儿了。韩冬生第二天早上开车心绪不宁。经常猛刹车。乘客们被弄得东倒西歪。没有哪个乘客知道，这除了惯性作用以外，还有司机本人的心理作用，而这竟又同一台搁在百货商店仓库里的待查洗衣机有关。　　不细述了。韩冬生和秦淑惠四出四进，到百货商店换了三次，最后才得到现在稳定地覆盖着碎花平绒布的这一台。这一台真可爱，开动起来一点毛病也没有。　　可是他们生活中的小悲欢仍在细波回澜般地展开着。　　有一天韩冬生回到家，只见秦淑惠坐在床边上抹眼泪。　　这是怎么了？　　原来是有人给他们“下了蛆”。说他们是双职工，没权利领纸盒子到家里来糊。于是人家不再发给他们那样的纸盒糊了。　　韩冬生对出租汽车司机们眼红。没想到也有人对他们两口子眼红。　　韩冬生生气得不行。怎么着？八十块钱的外快挣得容易吗？有时候为了赶上交活的时限，得帮秦淑惠一直糊到半夜，第二天开车都迷迷糊糊的，万一出了事儿，自己吊销执照，坐班房，老婆孩子不得喝西北风去？　　韩冬生愤愤地想：把我们挣的那八十块钱，拿出来跟你们劈分吗？有那么个理儿吗？　　其实韩冬生这时候也该想一想，人家出租汽车的司机就那么轻松吗？不错，是挣得多，可开车的时间，不也比开公共汽车长吗？有时候一天有十六个、十八个小时都在跑车，最少也得跑十二个小时，容易吗？难道就该把他们多挣的钱，拿出来跟开公共汽车的劈分吗？这就合理了吗？　　眼睛都朝比自己挣得多的人看，越看越眼红。　　红眼病。这是目前中国人最常见、最多发、最普遍的心理症状。　　失去了糊纸盒的财路，韩冬生秦淑惠便另辟蹊径。秦淑惠不知怎么的认识了邮局的人，于是他们从今年开始趸报纸卖。　　趸来的报纸，《北京晚报》卖一张能挣四厘，《大千世界》和《球迷》合起来平均一张能挣五厘。他们每回趸三百份《北京晚报》、二百份《大千世界》和《球迷》。他们坚韧地几厘几厘地积累他们的财富。　　韩冬生如今每天下午去卖报纸。一天能挣两块多钱。当秦淑惠每天点着挣来的钱——净是钢镚儿和皱皱巴巴的分票儿——她总是知足常乐地说：“把一天的饭钱挣出来了！”　　中国是个以烹饪技术著称于世的国家。　　但中国一般民众的三餐饮食仍旧相当俭朴。　　北京一般小市民宁愿牙缝里省一点，攒出钱来置“大件儿”。　　眼下北京市民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准，主要不再是吃得怎么样，也不是穿得如何讲究，甚至也远不是有没有组合家具或壁灯吊灯，现在主要是看拥有家用电器及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　　有所谓“八大件”的说法。按其重要性，彩电稳定地排在第一位，其余的在各人心目中次序略有差异，它们是：电冰箱、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照相机、摩托车和录像机。　　为了向“八大件”进军，韩冬生一家在吃上非常节俭。他每天早上不吃东西就去上班，跑车跑到八点多的时候，他在终点站附近的回民小吃店买四根油条，就着热茶水啃。天天如是。中午全家等他回来一块儿吃。他家中午饭全院知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炸酱面。秦淑惠每三天炸一次酱，油搁得比较慷慨，但里面只有鸡蛋和虾米皮，并没有羊肉末。自从羊肉涨到一块九毛钱一斤以后，他们一月只买一次，每次只买一斤来吃。晚上一般吃米饭、炒菜。菜是哪样便宜了吃那样。这一阵子柿子椒便宜了，一角六分钱一斤，秦淑惠就天天买两斤来炒着吃。　　那位要买票反倒遭到拒绝的干部当然不知道。使他所乘那辆公共汽车搁浅的司机，便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　　夏小丽拒绝卖给他票，使他非常难堪，也使他非常气愤。　　他愤然说：“你怎么不卖？我坐了国家的车，我就该买票，不能让国家吃亏！”他固执地抻着胳膊，把一毛钱递到夏小丽面前。　　夏小丽竟越发粗暴地把他那拿钱的手推开，仰着脸，两眼眯成两条缝儿，下巴颏抖动着，嘴里像吐葡萄皮儿似的一连串地说：“得了吧得了吧得了吧……”　　她不仅拒绝售票，还拒绝接受那位干部的正确道理，使周围的乘客难以再保持沉默。　　一位花白头发的女乘客忍不住对她说：“你这样可不对……”　　夏小丽没等他说完便又尖声地截断她说：“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不对又怎么着？！”　　那眼睛瞪成一对鼓鼓的豆荚。　　另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也实在看不过去，激动得有点结巴地批评她说：“你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你……怎么能这么工作？”　　“就这态度！我还不想干呢！”　　夏小丽的回答斩钉截铁。　　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车更崴泥了。可怜满车乘客心！　　夏小丽原是远郊区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她父母都是那边工厂的普通工人。她上的那所学校是所谓“非重点”学校。全校高中毕业生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她高中毕业时适逢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招聘售票员。她是自愿来应聘的。　　谁知经济改革的迅速进展，使所谓个体户活跃起来。破产或并无大赚的个体户人们很少顾及，到处传说着个体户暴发的消息。也不都是夸张。夏小丽的一个同班同学，如今是母校那一带的“糖葫芦王”，他通过从家庭车间里生产出的糖葫芦，垄断了那一片地区的糖葫芦批发业。存折上究竟有多大数目，不得而知；“八大件”置全了，可是有目共睹。夏小丽就被请到他家看过录像。对比之下，夏小丽越来越后悔当初为什么非来当这售票员。早知道的话不如在家耗一耗，耗到能领个体营业执照时，也领它一个大干一番。夏小丽觉得自己也不是个玩不转的人。　　夏小丽在穿戴上原不怎么讲究。可如今刺激她的时髦事物实在太多。刚觉着“华姿系列化妆品”新鲜，电视上又推出了“威娜宝系列化妆品”的广告。刚置备了眉笔，百货商场化妆品柜台里又出现了睫毛夹子。最近北京街头陆续出现了港式的发廊，里头尽是打广州请来的有手艺的美容师，什么“小巴黎”“秋子”“新浪潮”“迷你”……光理发廊的名字就让人心里头怦怦乱跳。看过几次时装展览，她懂得了什么是“国际流行色”，什么是“X型”“H型”“A型”服装。光东长安街高台阶上的丽都百货商店里，就有那么多五光十色的真假首饰。刚买上一双细高跟皮鞋，人家就告诉说如今最新潮的女鞋倒是平跟的。　　乘客们真该理解和谅解夏小丽的心思。　　她虽不是如花似玉，到底正当青春。爱美是可贵的素质。万不可对之轻蔑。　　问题是她越来越不乐意当售票员。公司发了工作服，蓝色，黄纽扣上的图案是方向盘，她嫌难看。料子很次。车队队长说值四十八块钱。她拿到信托商行估过价，人家只给开九块钱。她不按规定穿那工作服售票。她总按自己的心愿打扮自己，坐到那售票台上去。　　她嫉妒那些比她打扮得好的女乘客，尤其外地来的女乘客。　　有一回外地一位女乘客问她：“同志，到颐和园在哪儿换车？”　　她斜眼睨着那位女乘客。女乘客的西装套服材料高级，剪裁得也好，耳垂上的耳夹闪闪发光，不知是纯金还是包金……嗬，瞧那派份儿，敢情头一回来北京，口音透着“怯”，颐和园都没见识过。夏小丽撇撇嘴，傲慢地说：“这车不去颐和园！哪儿换你下去问去！”　　对方很伤心。人家头一回来北京。车子刚开过天安门。人家打车上望见天安门广场心里热乎乎的。人家觉得这是首都。首都应当处处、人人都比外地强。人家兴冲冲地要去游颐和园。人家家里的人还等着她回去讲述首都的风光。人家不过问一声怎么转车，首都的这位售票员就给人家一对卫生球眼珠，一句透心凉的冷话！　　人家不能不提意见：“同志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怎么说话啦？”夏小丽振振有词地说，“这叫北京话！你懂吗？告诉你这车不去颐和园，你啰唆什么？”　　对方激动了：“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这态度！”夏小丽把头一转，“受不了这态度你坐小出租去呀！有能耐你坐专车去！”　　人家气得要哭。游颐和园的兴致全给冲没了。　　时常有乘客想：为什么汽车公司不对夏小丽这样的司、售员采取严厉措施，比如说，他们屡教不改，便加以开除？　　有的乘客给公司打电话、写信，正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提出这类建议并不奇怪。头两年电影、电视剧里不净是这类的改革故事吗？新上任的改革家，铁腕人物，第一招就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人物实行“炒鱿鱼”。你不好好干？你改不改？你还捣乱？好，请你卷铺盖卷，滚蛋！　　夏小丽那样的司、售员却不但不怕这一招，甚而巴不得你给他们来这一招。　　在公共电、汽车的一万名司机里，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打了正式请调报告。有的人甚至要求离职。有的管你批准不批准，他就不上班，自己另辟财路去了。　　售票员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夏小丽就曾经闹过退职。不批准，她就把气往乘客身上撒，她经常懒得卖票。目前公司的规定是票款达不到指标不影响奖金，超过指标才能有额外奖励，数目也有限。夏小丽跑的那条线坐车的净是有月票的，买零票的不多，反正也超不了指标，所以她懒得卖票。　　夏小丽不但不怕除名，她还自己除过自己的名。　　头几个月，她忽然失踪了。老不来上班，车队干部去她家找她。她父母只是说：“我们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呀！”“许是到沈阳她姑那儿去了吧！”其实她就在北京。那个“糖葫芦王”帮忙，给她联系到一个外贸单位，当了接待室的接待员，负责给外商端茶递水。虽说是临时工，挣的不比售票员多，但实物油水非售票员可比，而且夏小丽觉得既体面又轻省。　　车队终于找到了她，给那个单位说清楚，她是擅离职守的，于是人家辞掉了她。　　夏小丽在这之后有一天来到了调度室。她穿着当接待员时候人家发给她的工作服，那是多么鲜亮的一身套服啊！她还戴着港式的蔚蓝色项链，耳垂上缀着雪花形的耳饰，脚上穿的是一双罕见的淡蓝色的人造革新款式高跟鞋。　　简直是“衣锦还乡”的气派！　　连韩冬生走进调度室，同她久别重逢，脑中也丝毫没有她犯了什么错误的意识。他只是乐呵呵地望着她说：“嗬，鸟枪换炮啦！”　　夏小丽被一群女售票员围着。有的用手捻她套服的料子，有的在问她那头发是哪家发廊里做的，是九块钱还是十二块钱的工钱，有的皱着鼻子凑拢她闻着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夏小丽得意洋洋地用一条脚掌握着平衡，因为她脱下了一只鞋，正让另一个姑娘试穿，那试穿者脸儿涨得红红的，心里翻腾着微妙而汹涌的思绪。　　“嘿！”她招呼韩冬生说，“吃陈皮梅！”　　她买来一包陈皮梅，摊在了调度桌上，让大家随便抓着吃。　　韩冬生吃了一颗。　　“人家外商都时兴吃这个，没人吃那奶糖！”她宣谕着自己获得的人生经验。　　调度员也吃着陈皮梅。她一边嚼着一边问夏小丽：“嘿，我说你打算哪天来上班啊？”　　夏小丽恩赐似的说：“那就明天吧！”　　处分？除名？从总公司到车队的头头们心里都明白，与其用处分和开除来吓唬这类司机和售票员，莫若随时随地提醒他们，他们将永远被该公司雇用。因为该公司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司机、售票员因待遇问题打了请调报告，出勤率一直保不住。公司对付这些人的办法只能防止他们自行脱离，一旦有人自行脱离，他们就要像找回夏小丽那样找回他们来。他们不被除名就办不下个体户执照，也不能被别的单位正式录用，因而到头来还得认命，该开车开车，该售票售票。　　都会的血液。　　流通不畅。　　胆固醇过高？血栓？还是毛细管溢血？　　中国啊中国，北京啊北京。你在艰难中发展！　　人太多。人挤人。可又没有立体化的公共交通结构，来疏散世界上最稠密的人流。　　国外许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起码有三个层面。一是地下的地铁，二是高架铁路上的电气火车，第三才是地面上的公共电、汽车。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是地铁。　　例如法国巴黎，它那蛛网般的地铁超过一百九十公里，沿途有三百七十多个车站，平均每天运载旅客四百万人次，在公共交通总运载量中远居首位。　　而北京目前只有两条尚不能沟通的地铁线路，统共只有三十九点五公里长，两边合起来统共也才二十九个车站。北京全年公共交通载客达三十多亿人次，地铁只有一亿多人次，仅占总运载量的百分之三点二。　　北京并无高架铁路，载客的负荷，自然主要压在了地面上的公共电、汽车上。目前北京的公共电、汽车已设一百五十八条路线，有四千零九辆车在这些线上跑，运载总长度是一千八百六十六公里，每天客运量大约是八百五十六万人次。巴黎在1980年，其公共汽车（尚不包括有轨电车）已设二百一十九条路线，有三千九百九十二辆车在这些线上跑，运载总长度是两千三百三十九点九公里，而每天客运量仅约二百零八万人次。北京公共电、汽车的定员标准是每平方米最多装载九人，实际上高峰时已达每平方米装载十三人，而巴黎公共汽车的定员标准是每平方米最多装载六人，但由于他们的满载率不足百分之七十，所以实际上常常是每平方米仅有三到四人。怪不得北京的公共汽车常常是挤成黑压压的一团，而巴黎的公共汽车上很少有人站着。　　但巴黎再好，是人家的！　　临渊羡鱼，莫若退而结网。　　结网的人不少。　　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的干部们，他们何尝不愿意发展壮大首都的公共交通事业，何尝不愿意提高整个系统的服务质量呢？　　总公司还有个城市公共交通研究所，几十个收入甚至比韩冬生还少的科研人员，目前仍挤在一幢屋顶漏雨的旧楼中，兢兢业业地搞着科研，整理着情报资料。　　北京市市政府的市政管理委员会，说实在的也在作出最大的努力，来缓解公共交通中出现的纠结成团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晚上确实常为这方面的头痛事半宿半宿地失眠。骂他们官僚主义是容易的，你换到他们那个位置上去试试，你能保证你一上台，北京市公共交通就立即面貌一新吗？难。　　具体的困难就不去说它了。难就难在究竟怎么确定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性质。　　公共交通系统，究竟应当确定为自负盈亏或基本自给的企业单位呢，还是应当确定为政府充分补贴的社会公益事业？　　目前是举棋不定，暂称为“服务性的生产部门”。　　但这就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　　既然是服务性，就不能把赢利放在首位。甚至就得甘心认赔。目前北京市的公共汽车是开一条新路线赔一笔，有的线路甚至是跑一趟亏一趟。以服务性为宗旨，票价绝不能涨。可是汽油涨价了，能源税财政局照收。国家现在给售出的每张月票补贴一点九元。全年补助大约三千两百万元。这只能勉强堵上亏下的窟窿。实际上只是一种成本的简单再还原。总公司的干部们在这种情况下调薪无望。司、售员们当然不可能再提高收入。整个系统的福利待遇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上。　　但既然你又规定它为生产部门，那么为了赢得更多的利润，整个公司的人心必然向捞取钞票上倾斜。眼珠子里钞票多了，乘客就挤得没有地方装了。有的城市的公共汽车系统已发生了混乱。既然我们是生产部门，自负盈亏，那么，好，我把大量的公共汽车都拨去搞旅游，只剩下很少的车跑一般运行路线；在一般运行路线上为了多捞钱，或私抬票价，或收了钱不给撕票，或少停站以提高运行频率，或挤满了再开以提高满载率，或因觉得收入不如开旅游车的而闹情绪、怠工……北京的公共电、汽车说实在的还相当不错，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混乱。不过开车、售票既然不能满足自己的得钱欲望，那么，在班后开辟第二职业的风气愈演愈烈。今年8月21日清晨，四十四路一位女司机上班不到三个小时，按说应当正是精神最好的时候，却在马尾沟一带将车子猛地撞向在另一路汽车站牌下等车的人群，使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女工程师当场惨死，另一名已考取大学正待去报到的青年右眼脱落，另两名无辜者受伤。这位女司机是位很善良的人，平时开车一贯认真。她怎会酿成此惨祸？她是开着车犯上困了！一大早开车就犯困！为什么？其原因不言自明。　　公共交通究竟该算什么样的性质？　　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观念上都是非常明确的：城市公共电、汽车理所当然是社会公益部门；不仅不要求它赚钱，甚至也不让它自负盈亏。它们采取稳定的补贴政策。例如法国的城市公共交通，票款收入只占其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其余百分之六十四，都由国家、当地政府和受益单位承担。这百分之百的收入除成本还原外，不仅有余款可以发展公共交通，并且能够使公共电、汽车的司机保持相当不错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例如巴黎的公共汽车司机，月薪平均六千法郎，大体上相当于两千元人民币左右，一般并不低于当地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　　社会主义国家里，如匈牙利，原来对公共交通也没有很明确的决策观念，亏损严重，司机的积极性也不高。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在对饮食、娱乐等服务性行业进一步搞活，要求其自负盈亏的同时，却下决心将公共交通从自负盈亏的范畴中解放出来，确立了其社会公益部门的恒定性质。到80年代初，已投巨资将首都布达佩斯的公共交通全部更新，车票仍保持低价，国家补贴却大幅度提高，目前票款收入约占百分之二十五，而补贴却占百分之七十五，因而司机的工资福利待遇，在社会上已居于有吸引力的水平。　　当公共交通系统同邮政海关等系统成为超出竞争之上的享受稳定补贴的部门时，服务于其中的工作人员自然会有一种职业上的自豪感和经济上的满足感，因而其服务质量，自然也就容易提高。　　那我们也赶快补贴呀！多多补贴呀！　　的确应当补贴，并且应当越来越多地补贴。　　不光公共交通事业应当补贴。基础教育、幼儿园、小学、中学，就不该多多补贴吗？看见寒暑假里中小学临时改成旅馆，一些教员忙前忙后地招待着旅客，只为增加点外快以滋补困窘的生活，我们难道不鼻酸吗？公共文化事业呢，不该多多补贴吗？看见我们的图书馆把阅览室变成了收费播放港台低劣武打录像的场所，看见我们的博物馆和名胜地过一道门收一次费、租借不该租借的地盘给人家拍电影拍电视摆摊子设商亭，弄得文物受损、风景被污，我们难道不气愤吗？该补贴的方面和部门实在太多，而且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国外补贴有方的例子：他们的中小学校舍设备如何高级，他们的博物馆如何向学生免费开放，他们的风景区不仅禁止摆摊售货，甚至不准汽车驶入……　　但是补贴需要大笔的钱。　　钱从何来？　　事实证明，以前那种框死的经济方针，效率低，收益慢，国家富不起来，因而只好一口大锅熬稀粥，大家平摊着喝。　　实践证明，只有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才能解放生产力，使国家富起来。　　而一搞活，就必然带来不平衡。　　一些部门，一些人，因搞活而富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