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部门，一些人，只是逐步受益。　　还有一些部门，一些人，如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如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他们相对于出租汽车司机和个体户确实处于“吃亏”的状态。　　因为穷，所以要搞活。搞活，却又拉开了贫富差距。填平贫富差距，就得回头去吃大锅饭。不想再过又穷又单调的日子，还得搞活，因而就得有相对穷一些的部门和人员。这真是个“怪圈”。　　哈姆雷特沉吟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无数的中国人沉吟着：“搞活，还是框死？这是一个问题。”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辆公共汽车上来。　　竟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　　有些乘客下去了。但后面的车不见踪影，于是有的在站台上抱怨，有的复又上到这车上来。　　韩冬生仍在罢工。夏小丽扯着嗓子轰乘客们下车：“坏了坏了坏了，这车坏了不开了，下去下去下去！”　　几位乘客开始同他们讲理。　　“这车明明没坏。为什么不开？”　　“你们像话吗？你们哪有想不开就不开的权利？”　　“快点开车！注意影响！”　　争吵中双方的话语都升了级。　　“不坏也不开了，就不开了！”　　“什么样子？你们怎么敢这样？非得给你们反映反映！”　　“就这样！你反映去吧！你打电话告去！三十三局七○三六转三六六，你下去打去呀！”　　“你们没权利这么对待乘客！”　　“你给《北京晚报》《古城纵横》写信去！你登报去！”　　…………　　最后双方的话语都有点出圈。　　双方的心理状态都有点——实在是都有点“反动”。　　都对现实不满。　　乘客里有的想：“什么世道！越来越乱！”　　韩冬生和夏小丽他们想：“什么日子，受够了！”　　敢于公然从最小的冲突中喊出最惊心动魄的话语，这也是目前中国民众的特点之一。　　因而相互不能原谅。相互都把对方作为证明世道不好、自己吃亏的发泄靶。　　甚至不惜从动口到动手，乃至酿成流血事件。　　其实这世道究竟亏待了那一方呢？　　即如韩冬生，难道他退回十年的境况比今天好吗？即如夏小丽，难道她所享受到的口红、睫毛夹、耳饰、项链……以至于进发廊、听流行曲、吃双味高杯冰激凌、看美国电影《星球大战》等快乐，不正是这个世道给予她的吗？　　家用电器进入了几乎每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增添新的品类和更换高上一档的家用电器已成为生活中能够争取实现的事情。一边抱怨着什么都涨价了，一边购买着过去不曾享用过的食品、衣着和日用品。　　更要紧的是头上不再笼罩“阶段斗争”的阴云。干部们不用再上“五七干校”。知识分子不再是理所当然的“臭老九”。家里的弟弟妹妹、儿子闺女不会再被强制性地轰去“上山下乡”。“出身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被冤枉过戴上过种种“帽子”的，至少不会再被公开地歧视和遭受明目张胆的打击。　　可是都不满意！　　一种新的心理冲突：在搞活和开放所拉开的差距中，贫和富之间，小富和大富之间，富得容易和富得吃力间……　　怎么协调？　　宣传不计个人利益、不在乎报酬和福利、甘于清贫和淡泊的高尚情操吧！那自然是应当赞颂的！但倘若宣传得过了分，则又必然引起对经济改革的怀疑。因为激发出把个人利益与工作任务挂钩的热情，恰是改革所赖以推行的心理动力。于是又有一个逆向的“怪圈”。　　经济改革的成败，相当大程度系于心理改革的成败。　　真理的核心是一种准确的分寸。实践的精髓在于掌握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难！　　那辆公共汽车最后终究还是朝前开去了。　　谁使然？　　正当最混乱的时候，一位老先生从后面走拢车前。他又瘦又高，留一把稀疏的白胡须，穿一身西服，长长的脖颈上喉结非常突出。　　他用手势止住了几位正跟夏小丽舌战的乘客，蔼然地对夏小丽说：“姑娘，你消消气吧！”　　他又走近驾驶台，更加蔼然地对韩冬生说：“小同志，我不代表大家，我就代表自己。我看，你还是开车吧！”　　他的话就那么简单。　　可是，韩冬生却愣住了。他看到了老先生那双眼睛。那眼神儿。　　韩冬生从那眼神儿里看见了什么？　　事后他也说不清。人的思绪有时候是不可能说清的。　　但韩冬生能一接触到那眼神儿便产生出那么一些思绪，却并非偶然。　　韩冬生每星期日休息。车队长动员他星期日加班，他一次没去。加班给加班费，但规定不能超过三块钱，所以对他缺乏吸引力。他星期日唯一的乐趣，便是一大早带上他的京京，骑车去中山公园。他骑他的自行车，京京骑一辆带一对辅助轮的小自行车。京京真了不起，不到四岁，可他能沿着马路牙子，由爸爸护着，骑那自行车，一直骑到中山公园去！买那样一辆小自行车花了五十六块钱，韩冬生和秦淑惠舍得！　　他舍得。为了京京。公园里的电动汽车，玩十分钟收一块钱，只要京京乐意，玩几场他都舍得掏钱。他还带京京去西单游乐场，那里的“碰碰车”玩十分钟就要两块钱。两块钱就两块钱，京京，你还玩不玩？　　京京穿得比哪个富裕人家的孩子也不差。橘子刚上市，一块五一斤，他就立时买上两个大的，回家递到京京手中，然后每一瓣都由京京独享。他们全家一月吃一斤羊肉，这是笼统而言，其实他们每月总要买几回酱牛肉，每回称一块，要最精最好的，那也是由京京独享。京京的玩具也不少。看电视广告上宣传说有一种维生素E饼干儿童吃了健脑，他就让淑惠去买，结果转了半个城圈才买回来。饼干还没吃完，听车队里有人说维生素E过剩会造成呆痴，他回家又毫不吝惜地把剩下的饼干统统扔进了垃圾箱！　　那维系着他和京京的东西，便是他接受老先生目光的契因。　　那东西也不仅维系着他和京京，和秦淑惠，那东西也维系着他和岳父，乃至于更多的人。　　岳父唤他，他走了过去。　　“这后头、这后头……”　　他知道是岳父实在忍耐不住了。但凡熬得住是不召唤他的。他便给他揉背。岳父发出也不知是痛苦还是痛快的呼噜声。　　院里的人全都夸赞韩冬生小两口。谁都知道，淑惠并非那偏瘫怪僻的老头的亲生女儿！淑惠是落生五十六天以后抱过来养大的。淑惠在搞对象的时候就告诉了韩冬生。韩冬生知道全部事实。淑惠的亲生母亲依然健在，他们还有来往，韩冬生跟着淑惠叫他“大妈”。大妈原是这老头的嫂子，淑惠亲生父亲见弟媳妇总不生育，这才把她过继给了弟弟。如今淑惠的养母和生父都已故去。这么个关系，而小韩两口子还能伺候着那偏瘫的老头，没见着虐待和嫌弃。　　但韩冬生小两口的心湖中也有过浮冰。院里的人全不知道，老头本人更不知道。小两口偷偷去过“法律顾问处”，请教了那里的律师：老头既非亲生之父，又自己有一笔收入，他们能不能同他脱离关系，由他自己另过，用他的钱请个人伺候他？或者是否政府将他安排到一个什么“敬老院”去？人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们，曲曲折折地讲了半天，说来说去，还是以维持现状为宜。　　小两口从“法律顾问处”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脸上都有点发烧。回家的路上，他们没怎么商量就破费买了五根一元五一斤的进口大香蕉，到家只分给京京两根，倒送了三大根到老爷子面前。　　……在韩冬生住房对面，他还盖了一间厨房和一间只两平方米的小屋，那原是他盖来临时存放待糊和糊妥的套服盒的。自从有人给他们“下蛆”，失去了这项第二职业后，他便从场里弄来一只废弃的汽油桶，安装到那小屋的顶上，上面盖上一块大玻璃，从院里的自来水管那儿引出一条管子接到了油桶上，又从油桶底部往屋里接了一根带喷头和阀门的管子，于是，那间小屋便成了个地地道道的淋浴室，在炎热的夏季，利用阳光晒热那桶里的水，淋浴时水温恰到好处。从六月底到九月初，全院的人都不再去澡堂洗澡，全享用这韩冬生自创的“晒水器”淋浴……　　所以韩冬生一接触那劝他继续开车的老先生的目光，便不由得软化下来。　　夏小丽也有她另外的一面。每次回到远郊家中，她便要跑出二里路去看同学陈雪梅。雪梅的丈夫因为打架斗殴伤了人，被判了二年，如今自己带着个瘦猫似的小闺女凑合着过。夏小丽去了就给她拾掇屋子，帮她带孩子。雪梅哭，她就劝。雪梅说出离婚的想法，她跺脚责备，她搂着雪梅的肩膀，说许多知心的话。上回她给雪梅带去两口袋陈皮梅。她从小珠子串成的钱夹子里取出一个小伙子的相片来，说是只给雪梅一个人看。那是她当接待员时认识的一个小轿车司机。雪梅劝她早拿主意，她忽然向雪梅要烟抽。这回是雪梅搂住了她的肩膀，轮到她流眼泪，雪梅就用手绢给她擦，说许多岔了声儿的话……　　所以夏小丽一接触那老先生的眼神儿，也就不再大喊大叫。　　那眼神儿里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那是一种时下人与人之间十分缺乏的东西，一种十分、十分宝贵的东西。　　老先生经历的事情多了。他总能替别人设想。总能往好处想别人。比如那两个跳下车去跟韩冬生找碴儿的青年，不仅韩冬生夏小丽恨死他们，其他乘客、民警和治安联防的人几乎也都视他们为臭流氓。要不他俩怎么一见民警和联防人员过来就赶紧溜了？　　老先生却宽容地想：他们一定是确有急事，确实非得刚才在工会大楼那站下才不误事。　　也许真是那样。那两个穿牛仔服、着滑雪衫、戴铜戒指、烫鬈鬈发的青年，也许真有急着要办的事。也许他们跟人家约会，他们不希望误点，他们要在工会大楼那站下车去找人家，他们上车后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他们没听见司机和售票员“一站西单！”的喊声，他们准备下车车却未停，一拉就把他们拉到了西单，于是他们气愤，懊丧，他们不找司机质问质问就不能取得心理平衡他们并非什么流氓。也许他们教养差、语言粗、动作野，确实有点讨厌。但他们也有他们应享的生活，存在的道理。他们显然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的生活也挺不容易，但能够这么去想的人实在太少。　　那老先生却能。　　老先生对司机更怀有深入的理解，因而能产生出最宽宏的谅解。　　“他们开车的也不容易。”他对站在一旁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前些日子，热天，我上王府井买了一大包东西，也是车挤，把我挤到最前边，大草编包沉，我把它搁在发动机盖子上。也是到这西单，车一停，包一歪，把包里东西甩到了驾驶台那边，开车的也是个小伙子，瞪我一眼，还是把东西捡回给我。到了木樨地，我才发觉驾驶台边还有一个我刚买的摆桌上的温度计。捡起来，我以为摔碎了，一看，嚯，四十五度！”　　这番话老先生说得动情，韩冬生却没有听到，夏小丽也没有听到，但他们能感觉和接受老先生的目光。　　那是7月份，热得最邪乎的时候。老先生坐公共汽车回家，没人给他让座，他真累。他抓住司机座后头的那块隔板的立柱，尽量不让自己歪倒。他想起了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后期，那隔板上喷写着“服务公约”，其中有一条是“不夹不摔”。“不夹不摔”！这是什么标准？好比你去一家饭馆，墙上赫然贴着：“不给顾客往碗里放毒”……他望见了车上靠近售票员的双人座上方，喷写着“老幼病残孕专座”的字样，尽管那专座上现在坐着个假装闭眼打瞌睡的胖汉子，售票员拿他没有办法，但刚上车的一位抱小孩的妇女，把那小孩搁到了售票员的售票台上，售票员却并不觉得妨碍了自己，这景象是时下车上常见的，倒也多少弥补了胖汉子所构成的一个临时性缺憾……于是老先生不怨天，不尤人，站在那儿，于是他站到木樨地，看到了那个温度计……　　他觉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坐了这么多年公共汽车，他直到这天才知道夏天里司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　　由此及彼，由一点推及全面，他的眼神儿里的那种东西，更增加了浓度和力度。　　难怪他那眼神儿和韩冬生的目光一交接，便有那样的效应。当然，韩冬生并不能立刻达到完全的心理平衡。他决定开车了。但他还要维系一下面子。他朝着车厢里的乘客们宣布：“这车是有毛病！打不起火了！要开也成，可你们得下去人，帮着在后头推！”　　乘客们纷纷议论。谁也不信，谁也不想下车去推。有人啧啧抱怨，有人打算再次抗争。　　可是老先生带头往车底下去。他说：“下去推推吧！活动活动身体好啊！”　　开头几个，后来十几个，都下去了，大家开始推车。夏小丽从车窗里欠出身子来对老先生说：“您别推，让他们推！”　　韩冬生发动了汽车，下头的人陆续上来，老先生也被人搀上来了，有人给他让座，他就坐下了。　　这辆公共汽车终于朝下一站开去。　　公共汽车啊，公共汽车。　　在我们的公共汽车里，你免不了还会遇上韩冬生那样的司机，夏小丽那样的售票员。你经常得在一个平方米上，同十二个同胞“筑成血肉长城”。　　是该好好地琢磨一下了。“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应当只是一种崇高的比喻。如果不打比方，我们该怎么办？　　1985年国庆节写10月19日改毕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