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会的血液　　气恼。凡是公共汽车的乘客都难免气恼。　　死等，死不来车。终于来车，轰隆隆从站前一掠而过。动不动竖起“区间”“快车”的小牌子。好容易跑拢车门，偏“咣当”猛然关上。总算挤了上去，售票员从后面推你搡你，就仿佛对付一袋土豆。来劲儿时，查票近于刁难，没劲头时，你要买票他还懒得卖给你……　　终点站上，停着好多辆车。为什么一辆也不发？　　淤成一团的乘客个个心急火燎。　　站上有间小屋，是车队的调度室。一位乘客闯进去，质问道：“怎么还不发车？”　　没有人理他。　　调度员拉长着脸，在一张表格上填写着什么。几个也不知是司机还是售票员的年轻人坐在长椅上，管自互相聊天。　　那乘客提高嗓门，再问一次。　　几个声音同时响起：“你等着去呗！”“现在没车！”　　终于有一辆车开拢站前。人们争先恐后地往上挤。　　忽听售票员宣布：“西单不停！去西单的甭上！”　　西单是大站，为什么不停？　　乱哄哄。有人想退下去，再等一趟西单停的，但游移之中，车已启动。　　车驶出站后，乘客们开始纷纷呼吁：“西单干吗不停？”“我们都去西单！”“快车也得快得有道理，西单不停算怎么回事？”　　前面那位烫发描眉的售票员撇着嘴说：“甭跟我嚷，你们跟司机说去！”　　真有几个人去跟司机说。或恳求的口吻，或激动的语气。　　原来快车省停有一定的随机性。调度员的安排并非圣旨。　　司机嚷了一声：“一站西单啦！”　　售票员便也呼应了一声：“头站西单！”　　车有十七米长，分前后两截，塞得满满的，有人没听见，有人没听清，有人没听。　　调度员对乘客闯入调度室大声质问早已习惯。　　她懒得回答。甚至懒得抬眼望一下质问者的模样。　　小小的调度室，是乘客们所不了解的另一世界。　　调度室的一面墙上，是木制的大幅人事调配表。车队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木牌，名字写在木牌上。木牌按出勤安排，挂到大表上。总有若干木牌被另挂在一侧，那是病假和缺勤栏。　　是的，难怪乘客们眼睛出火——站里明明有车，为什么不发？　　非高峰时间，只出一半的车。停驶车的司机下班回家了，车没人开，自然不能发出去。高峰期也可能有车停在那儿开不了，因为司机出勤不足。　　出勤不足，这是调度员管不了的事。　　调度员打着哈欠，填写着表格。表格上有一栏是“正点率”。她尽在那一格里打叉叉。　　车行不能正点，怪路：有的马路至今还是清朝走轿子的宽度。怪车多：如今北京机动车已达三十万辆，自行车已过五百万辆。怪红灯。怪事故。怪预料不到的种种情况。　　谁了解一个调度员的工作？她连续工作二十四个小时，然后再连续休息二十四个小时，这叫“隔日勤”。车队除了调度室，还有几间活动房，其中有一间是收了末班车后，给调度员睡觉的，行话叫“住站”。　　因为路上受阻，那一头终点站的车开不过来。半天不来，一来一串。她能让那一串车再像糖葫芦般地开出去么？她得让那些车甩开距离，所以得发“快车”，得发“区间”。她自有她的道理，所以她对质问者拉长着脸。她让那辆车西单不停，为的是让它快些开往东单，好缓和东单站的淤积形势。她将另调一辆车空驶西单，装走西单站上所有焦躁的乘客。　　乘客天天不理解。她天天这么干。　　“也不知那些调度是怎么搞的？！”乘客们常常怨恨地说。　　至少这个调度员蒙受着一定的冤屈。她不是故意要让乘客们难受。她已经结婚。她同婆婆有矛盾。她的孩子有点佝偻症。她爱人在工厂里跟车间主任关系搞不好。她还没买上洗衣机。她身上穿的那件格子呢的外套不慎掉上了一个大油点。听说有一种“洗油净”特灵。她还没有买到，她还很想买一双白颜色的坡跟皮鞋。头发刺痒，该洗头了。她很想买一套“华姿系列化妆品”。可是谁愿意知道她这一切呢？　　“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还不发车？”　　她眼皮也不抬。她填着那张表。　　那辆车在西单停靠了。　　许多乘客如释重负地涌下车去。许多乘客如获至宝地拥上车来。　　可车没开。　　有两个小伙子，是从车上下来的。他们气冲冲绕过车头，闯到驾驶室边，一个拽开门就骂：“你他妈的工会大楼干吗不停？！”一个竟伸出手去要拽司机：“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下来！”　　工会大楼是前一站。发车时本是说工会大楼停西单不停的。　　司机韩冬生原以为自己是做好事，没想到遭到这样的突然袭击。　　韩冬生个子不高，但精壮茁实。他眉眼粗，汗毛重，一望也不是个好惹的。　　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家伙一个劲儿嚷：“西单停！”“西单停！”他才前一站不停停西单的。他心想你们非工会大楼下车干吗刚才不嚷嚷？真是谁心善谁吃亏。他觉着自己真是亏透了。前一阵大北窑那儿修路，车堵得厉害，车一停能停半拉钟头。常有忍耐不住的乘客跑过来求他：“师傅，开门让我们下吧！”不在站上不能开门，这是制度。他本可以置之不理。可他心软，好几次都把门开了，让想下去的下去。这回他又心软。“我们都到西单下！”一片嚷声，他本是将就大家伙儿，没想到倒惹出了麻烦来。“瞧这二位那个横劲，怎么着？找碴儿打架吗”他满脸溅朱地指着他们叫嚷起来，“你们想怎么着？嘿你们要敢拽我你就直拽，这车我今儿个还真不开了，车撂这儿开不了你们负责！”　　底下两个小伙子倒没真拽，但跳着脚骂个没完。　　韩冬生气得浑身哆嗦。他转过身来，朝着车厢呼喊：“嘿你们说说，是不是刚才车上都嚷着要我西单停车？！你们给证明证明！”　　只有前面的售票员夏小丽呼应他：“可不是吗！都嚷着要西单停，真西单停了又来捣乱！”　　车上的乘客竟没有一个应声作证的。　　韩冬生大受刺激。他又转身冲着车下的二位对吵起来。他甚至想跳下去同他们扭打一番。　　西单站那里形成了淤塞。后面来车了，因为这车堵着，开不动。很快淤上了一长串。十字路口的交通民警一时顾不上这里，一边指挥着车辆一边干着急。一些过往的行人驻足围观。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停车围观。　　这里是西长安街，前面就是电报大楼。街上挂着一串串小彩旗。街心车如流水。　　事情还在恶性发展。　　车上的乘客没有应声作证。　　这并不奇怪。　　嚷嚷着要西单下车的，早已都下去了。　　听见了“西单下！”“停西单！”嚷声，尚未下车的乘客，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类事，实在并非罕见。能不介入就不要介入。　　车上主要是些才从西单站拥上的乘客。他们感到不快，可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实在摸不着头脑。只好皱眉忍耐着。　　交通警走过来了。还有治安联防的人员。　　车下两个寻衅的小伙子走开了。　　韩冬生还是不开车。他豁出去了。他冲车厢里嚷：“这车不开了！下车！都下去！”　　交通警走拢车前，问韩冬生怎么回事儿。　　韩冬生气咻咻地望着两个挑衅者消失的地方，赌气地说：“你们逮不着流氓你们就罚我吧！今儿个我还真不干了！”他掏出印着红1、黄2、蓝3、绿4的一叠“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记录证”来，一下子递到交通警手里。　　那本是他胸兜中最宝贵的东西，最怕被交通警缴去的。　　交通警很冷静，把四张卡片都还给了韩冬生，对他说：“你先把车开走吧！”　　韩冬生把胳膊抱在胸前，两眼直愣愣地望着电报大楼的大钟，梗着脖子宣布：“我这车出毛病了，开不了了！”　　交通警见一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便先去疏导淤在这车后面的其他车辆。治安联防的人员劝散了围观的人们。原先被韩冬生这辆车挡住的车陆续绕过它开了出去。　　韩冬生再次转身对着车厢里嚷：“这车坏了，不走了！下车！都下去！”　　有十多个人下去了，多数人不动。特别是坐在座位上的人。挤车而能得到座位，难。哪怕这座位即将作废，他们也舍不得决弃。再说他们等待惯了。许多原来不能实现的事通过耐心等待都能等到。还有一些人从开着的门朝上登。夏小丽对他们尖声嚷着：“不走了不走了，下去下去！”可仍有人坚持登车。他们觉得无论如何先登上去总是好的，下一辆什么时候才能来呢？眼前哪怕是可能落空的机会也该抓住，它总比一个圆满但还没有影儿的机会实在。　　有一个人拿钱找夏小丽买票，夏小丽不耐烦地说：“不卖了不卖了，你买哪门子的票？”　　“我起点站上的。”那人解释着。　　“甭买了甭买了。”夏小丽依旧摇头撇嘴。　　连续几辆出租汽车从街心驶过。　　韩冬生望着出租汽车顶上安装的有TAXI字样的顶灯，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把那顶灯叫成“坟头”。“那些顶着坟头的家伙”，他这么称呼出租汽车司机。　　他从羡慕他们，到嫉妒他们。　　韩冬生今年三十一岁。他父亲是一家饭馆的“白案”。那不是有名的饭馆，是一条胡同口上的一家最不起眼的小饭馆。他母亲是家庭妇女。两个妹妹也在饭馆，一个是给“红案”切菜备料的，一个是端盘儿的。他弟弟是全家的骄傲，因为在西郊一所大学里工作，尽管是在大学修建队当瓦工。大学里曾给每位教师配置一部《辞海》缩印本，本来行政部门的干部以及工人不一定需要那么厚的一大块纸砖，但福利均等的不成文规则使他弟弟也领到了一部。他弟弟立即倒手转卖，便得了四十块钱。韩冬生在弟弟面前原来并不觉得寒碜。这类事多了，心里便堵上了冰坨——我们公司怎么一年才发两双手套？　　韩冬生赶上了最后一茬“上山下乡”。他哪知道后来中学毕业生用不着“上山下乡”了。在村里种地的时候，他常常一边抹着汗水一边幻想：什么时候能当个工人就好了！后来真有了这么个机会，房山的一个小煤矿招工，他欢天喜地地去了。去了才知道当矿工比种地还苦。于是他幻想哪一天能调回城里就好了！1979年还真遇上了难得的机会，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在公共汽车公司的一个车队上当队长，靠这个“后门”，他转到城里公共汽车公司来了，临调走的时候，矿上让他在一张纸上按手印，那上头写着他自愿从四级工降为二级工。他没犹豫，蘸着大红的油墨按了。他在公共汽车公司是二级工从头干起。先卖了两年票，后来才学了开车，当了司机。头两年他还算安心。可这一年多来他心上长毛了。　　关键是出租汽车的勃兴。　　原来北京市的出租汽车不过一千多辆，也没怎么听说过出租汽车司机发财的事儿；如今北京市的出租汽车过一万辆了，到处流传着出租汽车司机挣大把钞票的故事。　　整个公共汽车和电车公司，才一万名司机。如今出租汽车司机的数目，已经赶过他们了。　　出租汽车事业还在迅速发展。最大的一家首都汽车公司，车辆数目已过三千。就是同属一个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管的北京出租汽车公司，车辆数目也已达到一千八百辆。其他各种名目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超过一百家，什么翔远、安乐、渔阳、远东、京深、友谊、广达……还有叫香格里拉的，瞧人家那抖劲儿！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蹬三轮的仰头望着公共汽车司机，羡慕个贼死，如今，是公共汽车司机低头望着出租汽车的司机，嫉妒得牙痒。　　韩冬生其实还不算牙痒得最厉害的。　　每天天还没亮，韩冬生就从床上爬起来。　　他住在北京一条古老的胡同里的一个小杂院里。　　他住的那间小南房只有十多平方米。家具很简单。自己打制的酒柜上有一个闹钟，结婚时候买的，近二年已经不能闹了，他也没去修，因为不用钟闹，他一到三点半过后准能猛地醒来。　　他和爱人、孩子睡同一张床。那是一张目前已经不时兴的木板双人床。孩子已经四岁。他们是回民。回民托儿所比重点大学还难进，他们没门路，孩子托不进去。这样的苦恼他有一大堆。比如他和爱人都仍在精力最旺盛的阶段，性生活的要求都很强。可是在一个已经会说话的孩子身边做爱，孩子的一阵梦呓，一阵磨牙，都使他们既败兴又自卑。但这类的苦恼再深再重，也还比较容易恢复心理平衡。同院不少家的住房情况也差不多。最让他梗在心里化不开的，还是这样一个问题：同是握方向盘，为什么人家就能握出租汽车的，而我却只能握公共汽车的？　　从洗脸、刷牙开始，两种方向盘所带来的差距便萦回在他的心头。不到四点，他已经出了胡同，他乘上203路夜班环行车，来到景山前门。　　每天凌晨三点半至四点之间，许多辆公共汽车公司的接班车汇聚在景山前门那里，众多的司、售员纷纷在那里转换去往自己车队的接班车，情景蔚为壮观。可惜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乘客都无缘目睹这一景象。　　在接班车上，韩冬生同熟识的司机最经常的话题，就是谁谁谁走了什么什么路子，调到出租汽车上去了，这类的信息常像火红的煤球般烫伤着他的心灵。他觉得不公正。被调去开出租车的多半是场里头头们的儿女或其他亲友。他一一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准确的亲属关系，达到睡梦中摇醒过来也能脱口而出的程度。　　到了场里或总站，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心里更加别扭。他想到如今的出租车越换越漂亮，越舒适。有空调，冬不冷夏不热。有录音机，随时能听个《血疑》主题歌什么的。后头放个香座，还有摇头狗什么的，前头挂串塑料葡萄，或者粽子香袋什么的。车里永远不会臭烘烘。不爱拉的还能推掉。虽说规定了一定比例，让上缴外币兑换券，自己终究能捞到一些。跑完了车子能开家门口停着，省多少事儿。还能用它拉拉关系，好处多了去！　　逢到冬天，在场里给公共汽车灌热水，尤其是热水溅到手上烫得钻心的时候，他就更生动更具体地想象着出租小轿车里种种令人艳羡的景象。　　在街上开着车，他脑子里流动着种种杂念，那最难压抑下去的，也还是“我怎么就不能调去开那出租汽车呢？”　　像韩冬生这样的司机，工资待遇的确低。公共电、汽车公司的一万名司机的平均工资仅仅五十元。开中间带转盘和折棚的大车有一天六毛钱的“斗儿费”，加上公里费、节油费以及奖金，一月不缺勤不出岔儿能有七十元左右。这样一个月总共能有一百二十元左右。　　韩冬生家里的温饱成问题吗？　　现在全北京每一个市民的温饱大概都不成问题了。　　问题是谁也想过上更宽裕更舒适的日子。　　以往北京市民们见了面，总是问：“吃了吗？”　　吃饭曾经是头等重要的大问题。　　如今北京市民们见了面，倘是一段时间没遇上过，常问的是：“家里买彩电了吗？”　　黑白电视早已不稀奇。不问那个。　　“买彩电了吗？”还要接着问，“多少寸的？”还要接着问，“什么牌儿的？”　　说是牡丹、昆仑、金星、孔雀……什么的，对方会忍不住地摇头：“您不买个日本的？”　　说是福日，“啊，打日本进的流水线攒的，还行。”说是东芝、松下、三洋、索尼、夏普，“嗬，真棒。原装的吗？什么路子买下的？”　　这就是时下北京市民的典型心理状态。　　韩冬生一家也未能免俗。　　他家的那本经还有特别难念之处。　　他岳父年纪不算太大，但已偏瘫了十多年。　　他爱人秦淑惠，在跟他搞对象的时候跟他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了。　　岳父不仅偏瘫，行动不便，脾气还很古怪。　　岳父现在住在他们隔壁一间更小的不怎么见光的屋子里。岳父床边有个大箱子，旧得看不出漆色，据说是樟木的，可韩冬生从未闻见过樟木的味儿。那箱子谁也不让动，就连小外孙京京摸摸，他也要嘴角一抽一抽地制止。　　院里的老住户们之间流传着这位老头的许多奇闻轶事。他现在是个退休的七级工。偏瘫了，人已经不成形状。但据说退回三十多年，他是个风流倜傥的京剧票友。唱起《白门楼》来，风姿不让叶盛兰。他有过红火的时候。他有他的个人秘密。他的履历可以查清，他的心路历程别人永远不能知晓。如今他那逝去的甜蜜和神秘的隐私都浓缩在了那口樟木箱子里。据传那里头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戏园子的所有戏单和说明书，还有无数当年的京剧小报，以及若干他自己和别人的照片。盛传那些照片里有梅兰芳、筱翠花、荀慧生、言慧珠、梁小鸾等从一流到三流的名伶亲笔签名的戏装和便装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他已成为最普通的工人，没有“红卫兵”抄他的家。他的樟木箱里所塞满的东西如今更具有文物价值。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人倘若知道，一定会兴奋不已，并采取相应行动，可是有关的传言并不能流出他们那条窄窄的胡同。韩冬生听到这一切时只是一笑。他甚至有些失望。他原期望那樟木箱里有点元宝金条之类的东西，最不济也该有些金银首饰。　　韩冬生不懂京剧，并且不喜欢一切戏曲。　　他也不爱看书。在他家屋里甚至找不到一本印刷物。　　他模模糊糊知道有个梅兰芳。不过他更熟悉和崇拜山口百惠与程琳。　　他没有挑剔秦淑惠的家庭。秦淑惠母亲早故，剩下个父亲又是这种情况。他还是同意和秦淑惠结婚。回民找回民不好找。差不多也就行了。　　秦淑惠家住房比韩冬生家总算宽敞一点。他就入赘了。他们过得也还不错。　　自从生了京京以后，秦淑惠一直没去上班。她是一家羊毛衫厂的工人。现在算是“吃劳保”。一月只有三十多块钱。这真够恼人的。可她有什么法子呢？孩子入不上托儿所，父亲又是那么个情况。原先父亲还能凑合着自己下点方便面吃，如今端碗都端不稳了。特别糟心的是老头最近常有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她一个人得洗一老一小两个人的裤子。真够呛！也曾考虑过雇个保姆，但算来算去，还是不如自己“吃劳保”待在家里合算。“我雇我自个儿吧！”想通了，她倒也快快活活。　　韩冬生有回开车开到日坛路，猛刹车，跳下车去揪住一个乱骑自行车的人吼了一通。表面上是因为那人违反交通规则妨碍了他行车，实际上是韩冬生头天下午窝了一肚子火，憋了十多个小时，总得借个碴儿撒放出去。头天下午淑惠领着京京出去买菜的工夫，岳父突然大便失禁了，呼哧带喘臭作一团。韩冬生能不管吗？管是管了，心里头别扭。他想，我上午在马路上伺候乘客，下午回到家还得伺候病人，可我家连台彩电都没混上，我怎么这么倒霉？　　韩冬生心里偶尔会升起这样的念头：“他怎么还不……呢？”但他总能自觉地立即把它压抑下去。　　岳父有时候精神稍好，能含着漱口水似的说话。这种时候他可能会叫过韩冬生去：“给我买两包烟来！”　　岳父哆哆嗦嗦地递给韩冬生一块钱。韩冬生默默地去了。岳父有一笔不算太少的退休金，但他并不把那钱交给他们打伙用。每月领到钱后，他只交上十五块伙食费，此外，就全留在自己身边。他嗜好抽烟、喝茶，没香烟没茶叶了，便掏钱让小两口去给他买。碰上身体状况处于最佳状态，他兴许会蹭到街上去站站，然后给京京带回一点零食来。他们就是这么个经济关系。　　韩冬生买回了一包四毛四分钱的“翡翠”和一包四毛七分钱的“红梅”，老头只认这两个牌子，剩下的九分钢镚儿，韩冬生全数随烟交了上去，而岳父也就颤颤巍巍地收下。　　望着岳父不住痉挛的颜面，韩冬生又可怜起老爷子来。他心里升起这样的念头：“谁也难免有这么一天哪……”　　将心比心是人类的一种优美素质。　　人心隔肚皮。理解别人的心思很不容易。　　但应当有理解别人的愿望。　　难。　　难得普遍地产生这种愿望。　　生活：网。　　乘客们从一个网结流向另一个网结，借助于公共汽车时，他们的心灵或处于暂时的麻木状态，或沉浸于自我的思绪。对于他们来说，“公共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售票员”是两个抽象的概念，尽管面对着活生生的司机和售票员，他们也很难产生出如下的心绪：那些人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　　乘客们的这种心态无可厚非。　　当乘客们受制于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时，他们是无辜的。　　当韩冬生在西单气恼而执拗地轰乘客们下车时，那满车的乘客便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来坐公共汽车的，谁也不容易。　　当韩冬生和夏小丽他们往下轰乘客们时，有几位乘客的心灵最受伤害。　　其中就有那位递过钱去要买票，而遭夏小丽拒绝的人，他是国家机关的一位技术干部。　　韩冬生觉得自己比出租汽车司机挣得少，委屈，这位干部实际上挣得比他还少。　　单看固定工资，这位四十岁出头的干部是比韩冬生拿得多。但韩冬生他们加上补助和奖金，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元，这位已经开始谢顶的干部却是干拿一份工资，额外的附加收入一年也不过一百多元。　　韩冬生他们还能开辟第二财源。　　韩冬生的同事里，有的经常泡病号。其实没有什么病。他们是同什么什么公司挂了钩，给人家到广州一类的地方接车去了。他们日夜兼程地从那边把车给人家开回来，或一周或半月，人家给他们一笔报酬。最多一次能拿到六百元。　　韩冬生胆子小。秦淑惠也不让他那么干。秦淑惠头两年从街道上揽了糊纸盒的活儿。是糊装西装套服的那种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