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到辽宁大学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周策纵先生的报告。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

浩然几次打电话来，我都不在。他下午3点又打电话来，主要谈昨天去宁官大队参观的感受。他说，一幢幢别墅样的小楼，确实富裕，没有更多启发，主要是增加了一点信心。他说到春风文艺出版社搞的黄海笔会，在作家的名单里没有王栋，他为此很不安，也不满，又不好再多说，免有强加于人的感觉。他让我策略地同出版社的同志再说说。我能体会出浩然对朋友尽心尽力的心情。我问了一下，出版社的人说，考虑更多的，是作家的名气和影响，而且是从全国范围考虑的。看来加上王栋有困难。

1981年6月3日

下午，浩然来电话，说金河从北京受奖（他的报告文学《历史之章》获了全国奖）回来了，和李书一都在东北旅社，还有祝乃杰，让他立即去那里聚餐，叫我也去。因迁新居后金河和书一还没到家吃过饭，我决定请他们都到我家来。金河、书一来电话说，让我去东北旅社，金河说他听浩然的，我说浩然听我的。浩然同意到我家来。我请老祝替我请晓凡也过来。

祝乃杰、晓凡先到，浩然和书一拎啤酒桶和浩然加塞儿买到的蔬菜后到。妹夫凤权帮我拌凉菜——晓凡说凤权是“梁作家专用厨师”，因为1979年夏天在皇姑区淮河街小白楼接待浩然，就是凤权掌勺，1980年夏在新居接待浩然又是凤权做菜，今年是第三次，都叫晓凡碰上了。

金河说起领奖时，袁鹰请他代向我致以问候。他还谈到北京领奖大会的一些花絮。

浩然拿出《江城》的校样《当队长的爸爸》，还有春水和王瑞林署名“岳漂”所写的《作家浩然简介》给我看。这篇简介写得很详细，很不错。祝乃杰说他准备改一下发在《读者之友》上。

海英、海泉都在南屋睡下了，我和惠娟还有晓凡送浩然上了电车，与晓凡一起推自行车归来。

1981年6月5日

英宗来电话告诉我，爸爸的问题平反了，给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恢复职务！背包袱二十五年，如今已近八十岁的爸爸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感受？

解放军文艺社的刘成华来沈阳组稿，他和我曾一同在人民日报学习和帮助工作一年。那时他在北京卫戍区一个团任宣传干事。我请他在市政府外面的一个小吃部吃早餐，并送他返京。我乘车回来，见晓凡在我们机关门口推车等我呢。他约我和浩然下午去他家。他没有再约别人，他说我们借酒菜以谈心，不能本末倒置，只搞灌酒。下午4点半，我到了晓凡家，他夫人金娥大姐正忙活着。过一小会儿，晓凡从电车站把浩然接到了。我们一直谈到阿红到，这时已是晚8点了。

我和浩然告辞出来，我送他上3路车，请他到中华路下车。我骑车赶到中华路车站接到他，再请他坐13路电车。他在13路车上见到一起公交车人员打人事，写了封读者来信，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了。

我们在晓凡家，从从容容地谈了许多事情。浩然谈到《生产队长》的素材可以有两种写作构思。我和晓凡都支持他说的第一种方案。

浩然深情地谈到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三个人。第一是萧也牧，这是他今生遇到的第一个大作家，萧也牧看了他写的长篇草稿后，告诉他先写短篇，把长篇往后放放，果然接连发一些短篇，产生了影响，路子搞对了。第二是巴人，浩然全家要去太原，到《太原日报》当记者。走之前，浩然把发表过的六个短篇，还有几个未发的，包在一起，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收发室。巴人当时是这个社的社长，腿扭伤了正在家里休养。他打电话让人送点稿子到他家里，他要边养伤边看稿。编辑部就把这包东西送去了。巴人看完后给浩然写了个信，说书稿已经发排，巴人亲自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就这样通了许多信，打了无数次电话，但没有见过面，浩然家距离出版社只有三站地。后来，巴人挨整，浩然打听地址，到家去看望，巴人拉着他的手，两眼哗哗流泪。以后，浩然每出一本书都要去送，终生难忘。第三是叶圣陶，春节时，叶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主动提出做《金光大道》的校对！这让浩然感动极了。浩然说，从明年3月25日起，写文学回忆录，搭起架子，以免老了都忘记了。除了这三个人，他还要写冰心、周立波、柳青、杨沫、郭小川等人。

浩然讲到解放思想，说过去树荫就那么大地方，树荫底下待着，一出来就晒得慌，晒爆皮，不愿出来。其实，树荫是有限的，狭窄的，外面的天地才是广阔的。

他从海石花、虎斑贝，讲到西沙。

浩然讲到杨朔，《雪浪花》中的“啃”，是浩然建议改为“咬”的。“文革”期间，批斗杨朔，说这个“咬”字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外调时，浩然坦荡地说这个“咬”字是他建议改的，他原来是用了一个“啃”字。啊，原来用的是“啃”？那就更反动了……说不出理来！

1981年6月10日

上午和晓凡一起陪陆明友去看浩然。浩然早早就到大门口等我们了，他领我们进去，不必办手续。

浩然谈到农村题材的创作问题。他说写农民要让农民看得懂。他说五四以来，鲁迅和茅盾，在文坛不写农民的情况下写了农民，是伟大的。但他们是用半文半白的笔调写的，农民看不大懂。《春蚕》写一个农民的破产，但农民读不懂。到了赵树理、柳青，农民才看得懂，喜欢读。现在有人写农民的作品，没想到让农民看懂的问题。

浩然最近读了大量的短篇新作，他认为短篇创作有了大的飞跃，令人折服。

晓凡带了相机，周良沛给他的彩卷，我们在平台上拍了两张合影。

陆明友走后，浩然与我们谈起《残迹》的构思。这是一部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长篇，写一个农村妇女的一生。我觉得比《山水情》好得多。晓凡也有同感。浩然拿出他的结构提纲给我们看。他在一个32开的小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浩然现在又想把一直想写的《生产队长》放一放，先写这个《残迹》。

谈到中午11点半，浩然领我们俩到小食堂就餐：大米饭，炒豆腐。

浩然已与黎明公司的同志搞得很熟了，8日黎明公司开运动会，请他参加，他不想去。后来，厂党委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来请，就去了。还在运动会上作了宣布，回应了一片掌声。

浩然让我和晓凡在他的房间午睡，他在隔壁房间里休息。

午睡前，我读了浩然的两篇草稿《两个小蝌蚪》和《路，没有走错》。前一篇写得好，是可以超越时间、空间而存在的；后一篇，是通过一个孩子找姥姥家，反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给农村带来的变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我说，也是对李凖自我否定写《不能走那条路》的旁敲侧击，浩然笑了。晓凡也称赞了《两个小蝌蚪》。

浩然还拿出《金光大道》第四部的校样剪贴本，一大捆子，很有重量。

两点多钟，我们乘车到中山公园，在沈阳书市的最后一天，参观了一下。几处书柜，正在收摊儿。浩然在四处书店买了六七本书。有的他家里有，有的朋友写的，会送给他的，但他急于在这儿翻看，就买下了。在沈河区书店要买何为的《临窗集》，一位打扮入时的青年女售书员态度过于不好，就没有买。在书市巧遇杨大群。这位关东大汉，穿着黑绸布小衫，谈起他《关东演义》的遭遇，有两份内参，还有一份政治局委员传阅件。他堵气发着牢骚，说这件事让他老了十年，就是还没经过联合国讨论！

从书市出来，又看了看花市，几个公园在联合展销。一盆君子兰要八十元。

从中山公园东大门出来，步行到马路湾，在民航局我给陈广生科长打了电话，他说李英华副部长等待多时了。我们急着乘10路电车到大西边门，下车后，步行到政治部干部部大院，一路上谈得特默契，谈话中心是浩然先写哪一篇为好。

陈广生夫妇迎出家门，泸州特曲为等浩然做客等了一年！董靖上灶，炒了十几个菜。今天浩然兴致格外好，谈话格外多。其中谈到孙成武，谈到魏巍在军报上发表的纪念“5·23”的文章。至晚8点半，浩然回去太晚进不了大门。李副部长从车队要了一辆“华沙”，我把浩然送到黎明，又把晓凡送回家。

1981年6月13日

中午给浩然打电话，告诉他黑龙江省军区段参谋来信了，浩然很关心孙成武的近况，关心王宗汉拿回的稿子处理的结果。

浩然说10日回去后，感冒加重，昏睡，去公司医院看了一下，拿回三服中药，吃了两服，还有一服，今天在吃。屋里安了电炉子，每次去看病，浩然都不让派车，自己步行去，公司的小车就在后面追。浩然说，中国作协安排他七八月去北戴河，秋川来信告诉他，他不想去了。因为去过北戴河，在那儿写过东西。这次去也写不成东西，又不知都谁去，不怕碰上老的，就怕碰上新贵，加上有的在那儿搞“性解放”，看不惯，不去为好。又不让带家属。他准备和秋川等去大连等地。这几天静不下心，读了点书，准备16日开始写东西。

我在电话里谈了对他《姑娘大了要出嫁》和《七岁像嫩芽一样》的印象，建议前一个给《当代》，对第二篇的序，我建议不要，他同意。另外，关于《残迹》和《生产队长》，建议他只搞后一篇，他正犹豫不决，听了我的建议，他决心搞后一篇。

放下电话，我又想起了阿红的信，约浩然写一篇“作家答问”，他答应写一篇，说正欠《鸭绿江》的“债”呢！他让我帮助他考虑一下写什么好，不要“撞”到什么人。

1981年6月15日

今年年初，我在电话里告诉中才，张云晓部长和李英华副部长都同意中才到沈阳来搞专业创作，中才在1月26日的信中说：“你那天的电话，把我几乎泯灭的希望又点燃了。在胡奇同志给我谈话后，我以为调沈已无可能，曾暗暗做其他奢想，都不合实际。现在看来，沈阳还在活动，这不能不使我感谢老部队的同志们了。”“说真话，这里的工作我几乎不能忍受了，每天如老驴推磨般地干，总是重复地没完没了地转圈，而所磨下的又都是‘粗粮’，读者又不爱吃。在艺术食粮贫乏时，我们磨的‘粗粮’权可充饥；今日艺术食粮精细者大有，而且花样繁多，谁爱光顾‘粗粮’呢！像我这样尚算年富力强的‘驴’，并不愿在一个磨道转到底，磨一辈子粗粮的，但又无可奈何。原因很多，你大约会不言而喻的。两年来，一种焦躁的情绪统治着我，时不时地像驴样地大叫几声。不管别人是否表现出不满，我自觉这样下去势必引起上下左右的反感的。所以，还是一走了之。换换环境，埋头于写作，一举两得，甚至可能有助于身体的健康。这几年，我在心情不佳的情况下，身体也感不支，心脏经常无缘无故地快跳几下，神志恍惚；脑袋的左半部经常疼痛（这是在军里熬夜得下的病，现在更经常化了）。这两个部位都是要害，说不定哪一天就呜呼在这个部位上。我今四十一岁，如果完全健康地、心情舒畅地干，也顶多能干二十年。如果像这样心境烦乱地干，我担心恐怕干不了十年。我是有点野心的，这你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看到一些同志的辉煌的成就，就像看到五光十色的焰火，既欣喜，又灼眼。已过不惑之年，再也不能沉迷于平静的桌案之上而碌碌无为了。我已经写过两次请调报告，结果是胡奇同志答应而又反悔，我也同意暂时在此坚持。现胡奇同志病重，李瑛同志刚刚主持工作，我再写第三次请调报告似不合适。我想再待一段时间，看情况再写第三次。但这样一来，我怕又要拖下来了。所以，这期间，如果沈阳方面能主动些更为合适。因为胡奇同志曾亲口答应过张部长。沈阳主动问此事是名正言顺的。当然，我这里尽可能把第三次报告快一点递上去。两边都努力，成功的可能还是有的。望你能将此意婉转地透露给李英华副部长和新任部长。关于我的中篇，曾请抒雁和厚春等几位鉴别力强的同志阅读，反映尚佳。但题材是写反右斗争的，是否合当前宣传方针，又当别论了。不管如何，我斗胆寄给了《十月》，等那里有结果后，再告诉你。如果不是因为艺术上的原因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未能发表，我准备暂放。如果是艺术的原因，我决心改出来。”

不到半年，运筹成功，中才终于得以脱身调到沈阳军区。一早，我和李英杰带车到车站接到了中才。他说一进入东北境内，就有亲切感，想写一篇《黑土地》：“黑色的土地是父亲的脊梁……”

晚上约中才到家做客，为他接风、洗尘。陈广生科长作陪。我拿出了中才最喜爱的习水大曲。这是1975年重走长征路，行前中才嘱买习水大曲，我与袁鹰走到习水县，买不到这个酒，专门找到在一个大队蹲点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批条，在县委招待所买来的，当时共买了四瓶，袁鹰一瓶，我一瓶，给中才带一瓶，给司机一瓶。我这瓶留了六年，今天拿出来了，一开盖儿，满屋香啊！

1981年6月17日

浩然电话里说身体一直欠佳，熬了六服中药，也没彻底好。干什么也干不下去。另外，说起祝乃杰去大连筹备春风社的黄海笔会，列了北京许多作家的名字，林斤澜、邓友梅、程树臻……打着他的旗号，这样他非去大连不可了。放下电话，我到“安乐窝”找晓凡，晓凡去机关了，赵乐璞在，赵说，浩然已开始写那部长篇了，他的热伤风在这个时候最不易好，痊愈后也得腰酸腿疼半个月。

陪中才去春风文艺出版社，认识一下这里的许多老编辑，看到了王大学、刘明德、厉风、修玉祥、郜文、邓荫柯等人。下午又到“安乐窝”去看晓凡，他拉我出来商量如何使浩然的身体和心情更好一些。

1981年6月19日

老祝告诉我，浩然让我去一趟，并把他的两部稿子带去。中午饭后，我骑车兼乘电车到了“黎明”，当我敲开了门，见浩然正在看书，桌案上铺着《北京日报》郊区版中篇连载的《月亮河》的大样。浩然给我倒水，放了茶，还放了蜂蜜。

我们在床上躺着，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小溪流》的一份清样，是春水和瑞林写的《浩然与儿童文学创作》的文章，看了吴菲即吴鸿斌的信，我告诉浩然，我和吴鸿斌很熟。《吉林儿童》上有浩然的一篇《包米香》，给他寄来十本，他让我带一本给海英看着玩。

我和浩然谈了我对他两篇稿子，即《姑娘大了要出嫁》、《七岁像嫩芽一样》的意见。我觉得前一篇里头的袁蕙的形象单薄一点。浩然说可以加强，前面要出现。《七岁》的开场白和尾巴可以不要，减弱了艺术力量和作品的生命力。他决定删掉。接着，我们又谈到《残迹》和《生产队长》素材的问题。他说，给谢树办的《北疆》的稿子一定要给好的。

谈完了正事，又谈到去大连的事。他应约和老祝回京请人。他只答应帮助请林斤澜和蒋子龙。他谈到林斤澜的为人和为文，令人敬仰。谈到《乔厂长上任记》和《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他认为后者比前者要好。从后者看出了蒋子龙的实力和作为。蒋子龙在后一篇作品里创造了一个独有的形象，意义深刻的形象。他让老祝在邀请函上注一句，见浩然另寄的信。他嘱老祝给林斤澜的信，直寄北京文学汪爱珠转；给蒋子龙的信，寄《新港》刘怀章转。这样妥靠些。有的作家他不希望来，不是因为别的，也是好人，但爱东串西串，说起闲话没完，别人干不了事情；有的坐不住，正和你唠着，抬屁股走了，上别的屋去了；或站起来打起苍蝇来了；或半夜两点，你刚睡着，他来电话了，问睡下了吗？说刚吃了安眠药刚睡着，啊啊，那睡吧……

还有一周，浩然就要回北京了。他说明天，公司于书记请他到家坐，他敬佩这个老同志。他说星期一到我家来散散心。他和我谈到马贵民和孙成武。谈到我的诗集《鸟儿们的歌》，他说一定把书的征订单给他五份，他给北京郊区四县寄一寄。我说不要为这样的事费心了，他说没什么，还说到王栋那本书的征订单的事。

谈到大嫂和春水、秋川来东北的事，他说如这次不来，大嫂和春水以后出关就很难了。春水一结婚，生孩子，一个农村教师，从通县到北京，从北京到通县，别的地方就到不了了。大嫂就这么一个闺女，也不会离开的。浩然打算让她们到沈阳和大连走走，然后去吉林和哈尔滨。让春水、秋川回京后，与大嫂再去一下赤峰。

浩然问起我下一步想怎么办，创作上有什么打算，他建议我写儿童叙事诗，写东北边疆、草原、森林、江河，大自然，故事性，知识趣味性，写出来好发表，也可以出集子。他说我的第二个集子《鸟儿们的歌》很有特点，第三个集子就是一本儿童叙事诗。间或写点部队生活的短诗，也可以考虑在解放军文艺社出一本。我欣然接受他的建议。

我在浩然处坐了四个半小时了，告别他时已是下午5点10分了。临走时，他送给我和晓凡一人一本《浩然儿童故事选》。

1981年6月20日

浩然早上打电话给我，说要去黎明公司于书记家做客。浩然嘱我把他的《爸爸是生产队长》的原稿寄给《江城》王宗汉同志存档。

下午近6时，我打电话给浩然，他刚从于书记家回来。他说于书记和家人十分热情。说老祝喝多了。他心疼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没写东西。他约明早到我们机关用军线给孙成武和段继和打电话。约好在16路的市府广场汽车站，不见不散。

1981年6月21日

昨夜大雨，早上仍不停。我披雨衣到机关，打电话劝浩然不要来了。他说可以用一次“黎明”的车来，让我等着。早8点10分，浩然坐着大吉普车到我们机关门口，我等了近五十分钟。

电话里，红野、秋川和他的孙子东山告诉他，北京盛传要地震，他告诉家人不要相信。

电话找到了合江军分区的孙成武，告诉他《江城》九月号刊用孙成武的小说。浩然劝孙成武写长篇和中篇，写长的东西一定要在本子上搭个架子，疙疙瘩瘩，断断续续，怎么行？像写短篇那样不成。其中有一章写不下去，标上写什么，几句话，翻过去，跳过去。要有全局，搞个整个的提纲，心里有底有数，搞到哪儿了……他在电话里耐心地告诉孙成武怎样进行长篇的写作。他还说，不要迷信生活，你不是生活问题。你已有的生活表现出来多少了？不要看很多杂志，看多了反而败坏了胃口，把标准降得很低。要看精品，看《中国现代小说选》四大本，还有两本得奖作品选，杂志顶多看看《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就够了。不要像报道员翻报纸似的。他还说，每年有两三个短篇也就够了。根据你的情况主要是搞长的，孙俊然是你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已写出两个长篇，现在弄第三个长篇了。写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多有特点哪！要提高表现能力，你现在写的生活，只动了一点边边拉拉上的东西，没动大囤上的东西呢。搞长篇，细水长流，只要拿准了，就下决心，不要犹豫。你下决心吧，别像卖豆腐似的，下不起本钱，有生之年能出一本像样的东西就不错了。写你自己的经历，把它“挪”到边疆来，不受季节影响的。不写长篇，写七八万字的中篇，十来万字的中篇，总是不难的，把人物、主题搞准了。孙俊然是出奇制胜，写边疆少数民族，有的民族人数很少，你也弄不清他写的对不对，他很有驰骋的余地。段继和的这个短篇，写个媒婆，别人是贬，他是歌颂。

浩然最后对孙成武说，千万记住两句话：不以生活为主，不以短篇为足。

接着，要通了段继和的电话，打到边防处鲍处长家找的人。浩然很兴奋地和他谈，这篇东西他看了两遍，细看一遍，粗看一遍。这个一万多字的草稿，我看见浩然改了无数处，有的是对话，有的是描写，有的是错别字，有的是标点，还删增了一些段落，批了一些话。浩然说，来沈四十天，感冒两次，这次最惨，二十一天了，每块肉都是酸的，也不发烧，也不咳嗽。别人说是小伤寒。来的头三天，感冒一次，好了一星期，干了一星期的活，“六一”又感冒了，什么也坚持不了。接着，他谈段继和的小说《王媒婆》，说立意很好，人物也很好，因为身体不好，写信说不清楚，电话可以多说上几句。这个东西能写好，一般的媒婆保媒拉线是遭贬的，上了台脸上是贴帖儿的，你这个有新意。感到有两个问题，一是人物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