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送的马车在珠河县城里通过，赵一曼在马车上望着路两边的乡亲。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她在想：会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她想到了一个称呼，一个最普通也最亲近的称呼：“瘦李”。珠河的许多群众也许不知道谁是“赵一曼”，但却知道哪个是“瘦李”。

这名字叫起来多么叫人心甜啊！

往事，多么近的往事啊！

省总工会机关被破坏以后，在一曼的要求下，组织上批准她来到哈尔滨东面的珠河县，这是一个抗日游击区。一曼先是在县抗日救国会妇女部工作，后来担任了县铁北区的区委书记。她曾在沈阳、哈尔滨两个东北的大城市里工作过，这是第一次到东北的乡村开展革命活动。

一曼穿一件蓝士林偏襟布衫，完全是东北农家妇女的打扮，手上拎的是她那个随她出国“游洋”、走南闯北的小藤箱，在1934年盛夏的一天，她在哈尔滨市东香坊火车站上火车，从这里往东走几十里就是赵尚志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的抗日游击区了，敌人总是瞪大眼珠子，唯恐有抗日分子，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漏网。当他们检查一曼的时候，随同一曼前行的两位同志异常紧张，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一曼毫无紧张的表情，她主动打开藤箱“配合”检查。箱子里有几张破报纸，包着两条又臭又腥的咸鱼，还有几个烧饼。敌人受不了这个味儿，捂着鼻子叫他快点收起来，快走！一曼有条不紊地用报纸包好那咸鱼，盖上箱子，从容不迫地上了火车。

在乌吉密车站下车的时候，出站又是一番搜查，仍然是让敌人闻了又臭又腥的咸鱼味儿后催她快走，给她放行。敌人哪里知道，几份最重要的文件就放在那包臭鱼的破烂报纸里啊！

从乌吉密下火车后，就南行进入了大山。山口上有几个伪军持枪站岗。难道？难道又遇到了麻烦？就是犹豫间，接他们的交通员来了，他告诉一曼，这些伪军与他们是有关系的，他们不敢动游击队的人和来游击区的人。他们很轻易地就通过了检查，进入了山区。这是有三条河流经的地方，所以叫三股流。这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到处都是丛山密林，抗日的健儿可以藏身。

一曼来到一个叫常万屯有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一片低矮的茅草屋。别看这个村庄小，却是珠河中心县委所在地，也是赵尚志率领他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创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中心。一曼来这儿被任命为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的负责人。随他来的张险焘被任命为后方医院的院长兼医生。赵尚志和中心县委的领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到来，给这儿的艰苦斗争增添了新的力量。

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与到抗日斗争中来，组织反日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雇农工会，扩大农民自卫队组织，用大刀、长矛甚至木棍武装全体农民，扩大和巩固反日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的队伍，把这个地区建成一个“红地盘”……

一曼是在川南山区长大的，如今到了东北黑龙江珠河地区，这两个地方有太多的不一样了！就说吃的吧，一曼比较喜欢吃南方的米和面，这里的老百姓常年吃的是高粱米和苞米面或苞米大楂子。就说穿的吧，一曼比较喜欢穿旗袍和皮鞋，这里的老乡穿的男女差别不大。再有就是语言，一曼的南方口音，与东北地方话差别很大，她尽力适应新的生活，与群众的吃、穿、说，尽力地靠近、靠近、靠近，适应、适应、适应……

帮老太太纺线；

帮小姑娘搓玉米；

帮年轻妇女烧饭、看锅、带孩子……

一曼一到群众中就如鱼得水。她善演讲，又特别会区分对象，能吃苦耐劳。坐在人家家里炕沿儿上，老乡拿过一只不算干净的碗，用不算干净的大衣襟先在碗里碗边拧几下子，然后给倒上一杯水。一曼不嫌脏，双手接过来先喝上一大口，再说话。妇女们无论年老、年轻、年少，都喜欢她，都爱接近她。

一曼来珠河后化名为李映辉，当时珠河县委的干部里还有几个女干部，如李秋岳、李顺姬等。一曼长得瘦弱些，人们就叫她“瘦李”。自从一曼以“瘦李”这个名字出现在群众中，妇女们“姓李”的也多起来了：老李、小李、黑李、白李、红李、高李、矮李、胖李、小辫儿李……为的是不使一个瘦李太孤单、太突出，这也是对付敌特的一个障眼法，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地区李村、李庄、李家窝堡、李家烧锅多呢。

“瘦李”本人也为有这么多李姓姐妹儿的簇拥和陪衬而庆幸。

妇女们在一曼领导下，站岗，放哨，做军衣，做军鞋，支援自己的游击队。

一曼的工作特别细，她把各村的孩子们都组织起来，建立儿童团，在孩子们中选出团长、队长，站岗，放哨，过路的人都在经过他们的盘查，有时也派他们给在前方的部队传送消息。

要让抗日的思想深入人心。一曼和县委里的文化人把当地的民间小调，填上了抗日内容的词儿，有人教唱，在各种场合唱，包括唱九一八是怎么回事，唱送郎参军，唱劝伪军士兵兄弟反水，唱三八大杆枪，唱小钢炮……

一曼最爱唱的就是法国歌曲《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敛着战士的尸体，那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透了红旗。高高举起呀，血红的旗，誓不战胜总不放手，畏缩者你滚就滚你的吧，我们坚决死守保卫红旗！”“法西斯的人们也热爱这旗，德意志的弟兄也歌唱这歌，伟壮的歌声发自莫斯科，震轰于芝加哥之天空。高高举起呀，血红的旗，誓不战胜总不放手，畏缩者你滚就滚你的吧，我们坚决死守保卫红旗！”“降下了旗帜妥协请愿来，屈膝于资本家是谁呀？那就是黄金与地位所诱惑着的，又卑鄙又无耻的人们呀！高高举起呀，血红的旗，誓不战胜总不放手，畏缩者你滚就滚你的吧，我们坚决死守保卫红旗”“誓我们红旗永远高举，誓我们前进永不间断，牢狱和断头台你来就来你的，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高高举起呀，血红的旗，誓不战胜总不放手，畏缩者你滚就滚你的吧，我们坚定死守保卫红旗！”年轻的一曼，见多识广的一曼，有文化的一曼，出过国留过学的一曼，唱起这首歌，周身就有一股无敌的力量。抗日联军有的部队就会唱这首歌。一曼曾试图把这首自己喜爱的歌教给乡亲们。可是啊，乡亲们对异国歌曲的曲调不很熟悉，加上词在里面有些拗口，总是学不下来。这样，这首歌，就成了一曼自己的独唱歌曲，成了她的保留节目，凡有联欢活动或重要场合，就在大家簇拥和欢迎之下，由她本人来演唱，大家愿意为她拍手助阵。

儿童团的孩子们都爱跟一曼学唱歌。《儿童团歌》、《四季歌》，还有那首用岳飞的《满江红》的曲调填了词儿的《牙根咬紧》：

牙根咬紧，

拿起枪来瞄准开射，

是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

千万民众遭蹂躏，

都要我们来解决，

莫粗心放过敌人去，

空悲切。

战士们莫胆怯，

冲锋呀要坚决，

是我们大战胜

永不退却！

饿了要吃敌人肉，

喝了要喝敌人血，

待革命成功日，

愁苦绝！

有一年过春节，恰好一曼带队伍在刘家村。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包饺子吃。一曼和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吃老乡家的饺子，他们只是借老乡的锅煮高粱米饭，炖酸菜汤。一曼住的那家房东大娘过意不去，就把刚煮熟的饺子给她端上一碗。一曼当谢绝了。她对大娘说：“我们住在您这儿，就够麻烦您的了，您家过年好不容易才吃上一顿饺子，我们就不掺乎了。你看，我们的高粱米饭和酸菜汤不是挺香的吗？”大娘说：“那些鬼子兵进了村就抢老百姓的东西，又杀鸡又勒狗的。你们的队伍处处为我们着想，你们来了，我们都安心过日子了，连饺子也不吃，大娘心里怎么过意得去？”一曼说：“我们的队伍有纪律，不允许动老百姓的东西，我们都得守纪律才行，也只有铁的纪律，才能保证我们打胜仗。”可是，大娘还是坚持让她吃饺子。一曼实在无法，就用筷子从碗里夹起一个饺子让一个小战士吃了，把盛饺子的碗和一碗饺子又递给了大娘。

赵一曼这个名字，是一曼刚到铁道北区的时候开始用的。那时，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儿，就叫：“女长官”，有的还说她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一曼对乡亲们说：“请乡亲们以后不要叫我‘女长官’了，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同志都是为了打鬼子才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的。我们都是同志，没有什么长官。我是南方人，赵司令是北方人，我在年龄上比赵司令还大。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妹，可是为了救国，我们和千百万同胞走到一起参加抗日队伍，我们同甘共苦，这不比亲兄弟姊妹还亲吗？我和赵司令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有人问她：“你为什么叫赵一曼呢？”一曼说：“我喜欢一字，所以我的名字里常带一字，一超，一曼，我这一字代表我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有人说我是赵尚志的妹子，那我就姓一回赵吧，赵姓是百家姓里的第一大姓，赵钱孙李，我们李姓与赵姓离得也不远。”一曼曾任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在她的领导下，铁北地区的农委会、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各项工作都十分活跃，仅农民自卫队就有3000多人！

在一曼的带领组织下，农民自卫队扒铁道，炸桥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村村都有农民自卫队，只到通知下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集合，到时候都会准时到达准确地点。他们一次次成功地伏击敌人，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锻炼和壮大自己的队伍。

平时，一曼就住在李大妈的家里。

这个李大妈不姓李，人们最早叫她吕大妈，其实她也只有40多岁，只比一曼大10岁，就像在辈份上大了一层。一曼在她家住了三个多月，彼此非常熟悉。吕大妈可不是一般的大妈啊，她是很有来历的啊！她的父亲叫梁启栋，是清末参与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的堂弟。梁启栋1923年参加革命，是当时我党早期在辽宁省的地下党领导者之一。于是梁家自然地成了地下党的交通站，吕大妈从小就随着父亲为地下党组织做事，1928年大妈入了党。大妈的大名叫梁树林，这个名字还是她在村里当妇救会长时，赵尚志和李兆麟住在她家，赵尚志对李兆麟说：老李，你有文化，给大妈起个大名吧！李兆麟想了一会儿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名字。梁树林的两个儿子吕文财、吕文真和大儿媳吕管氏，都是因参加抗日游击队和做根据地的地下工作而壮烈牺牲了的。

一曼住在她家时，曾教她的女儿吕凤兰学唱宣传抗日的《妇女歌》和《放大猪》。《妇女歌》，还是牡丹江市委书记孟靖青创作的呢！抗联的许多歌，都是地方党的领导者和抗联将士亲自写的啊！当时，抗联歌曲创作，除了抗联战士和人民群众创编之外，有许多是抗联领导人参与写的。作为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他们一方面指挥着抗联战士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与日寇进行殊死决斗；另一方面自己又是这支队伍的政治宣传员，他们在战斗之余，拿起笔来写了大量的歌词，再填上现成的流行的曲子，在白山黑水间广为传唱，成为抗联战士对日宣战的战斗号角，对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政策，鼓舞军队的士气以及加强部队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就连抗联名将杨靖宇、李兆麟、周保中、季青等人也介入这样的创作，他们把给歌曲填词看作是发动部下和群众掀起抗日热潮的有效方式之一。

大妈总说一曼长得太漂亮，非常容易引起人家注意，担心她因太出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叫她往丑了打扮，让她更像一个农村妇女。大妈给她找来一件偏襟上衣和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给她扎了一个疙瘩髻，出门时还给她白净的脸上抹了点锅灰。

一天，一曼和吕大妈，到各村去收集老乡们给游击队伤员的慰劳品，回来的路上，碰上一队伪军。

一曼机警地把兜里的小本子和笔用手绢包好扔到路过的树丛里，还抓把土往脸上抹了一下。

大妈知道一曼是四川口音，不叫她吱声，怕她“露馅儿”。

“站住！干什么的?”一个伪军拎着手枪，厉声喊起来。

大妈装出没见过世面的普通的胆小怕事的老太太的样子，哆里哆嗦地紧拉着一曼，说：

“老爷，我们是良民，去串亲戚。”

汉奸一把拉住一曼，瞪着狗眼问：

“你姓什么？哪个村的？”

一曼张张嘴，“啊啊”两声，指了指大妈。

“她是我闺女儿，哑巴。”大妈像真事儿似地说。

一个伪军上前来夺过那个篮子，掀开布盖一看，精神头立即上来了：“啊哈！好啊、好啊……”

那筐里装的是大妈和一曼走乡串村大半天齐上来的鸡蛋和挂面，这是要拿去慰问抗日游击队伤员的啊！

大妈还要同伪军掰扯，被一曼暗暗拽了一下。

伪军挑着筐子扬长而去。大妈还在气呼呼不住嘴地骂着：“该死的！挨枪子的！缺八辈子德的！吃了也得噎死！”

一曼笑着劝道：“算了，让它们先占一点儿小便宜吧!”说完，看伪军走得没影儿了，回头把树丛里的笔和小本子拣起来，又向另一个村子走去……

敌人开始了对珠河地区的扫荡。一曼没黑没夜地做鼓舞群众斗争情绪、组织坚壁清野的工作。

一天，天还没亮，敌人“讨伐队”包围了一曼住的那个村子。枪声在拂晓时分尖厉地响着。房东大嫂把刚刚入睡的一曼摇撼醒了：

“鬼子进村了，你快跑吧，从北面出村，还来得及，快！快！”房东大嫂心里比一曼还着急。

一曼迅速跳下地，披上衣服，顺手把文件塞到灶坑里，飞也似地冲了出来。她脱离了危险，跑到村外大路上。这时，他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村东头老乡家住的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周伯学是个年轻人，眼近视，这黑灯瞎火的，他若是走岔了路，跑不出来怎么办？不行，得回村。

为了救小周，一曼又折回村里。到村东头老乡家才清楚小周昨晚没回来，在外村。

赶紧再出村。

这时枪声已很密，子弹嗖嗖地在头上、在身边飞过。

天已渐亮。突然有两个伪军，发现了赵一曼。

“干什么的？站住！”

面对敌人的枪口，一曼倒镇静了。这时没有李大妈在跟前，她也不能再装哑吧了，她答：

“东头李家的。”

她留着东北时兴的那种发髻，一副农妇的模样，但她改不掉的四川口音惹了麻烦。这时又围上来几个伪军。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

“你说这村儿里哪家住了共产党？”

“我不知道。”一曼平静地答道。

伪军官举手打她耳光，一曼一躲闪，头上的假发套竟被打掉了。这下子露了马脚。敌人一下子全拥上来，一曼被捕了。

一曼没有丝毫的惊惶失措，她对这位伪军的连长说：“你毕竟是中国人。现在要你们反戈抗日，可能难以做到。但我希望，除了在战场上我们刀兵相见，死伤难免外，你们绝不可把自己手无寸铁的同胞抓来交给日本人，不能用沾满同胞鲜血的双手去向日本人请功悬赏。为人做事要想着自己是中国人。至于对我嘛，要杀，要砍，随你连长下令好了，但我决不死在日本人手里！”

她这番展露赤诚肝胆的话，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让伪连长大为感动，当时就向这位抗日女战士表示：“我虽然是伪军，是你们恨的人，但我到底也是中国人啊！我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前些日子，跟日本人搜山，我们发现了一个你们的人就在炭窑洞里治伤。我就下令离开了，不让我们的人继续在那儿搜下去，再搜下去，就把那个人抓住了。我希望你们将来成功的那时候，别忘了有过一个同情你们的姓张的连长就行了。我现在非得把你看管在乌吉镇里不可，把你放出去，你就危险了。因为现在日本人搜山行动还没结束。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扫荡’还要继续半个月到20天。等这次行动结束了，再放你回去，就没事儿了。”

这时，党组织也在设法组织营救一曼。幸好敌人把她暂押在伪军队部，没有往县城鬼子那里送。游击队这时捉了个伪军团总，及时地一对一地把一曼换了回来。伪连长释放一曼也有了理由。

“瘦李”又回来了，老乡们纷纷来探望她。她心里正盘算着把斗争向前推进的事。

她说：“那天我们手上要有枪，那个伪军小队干脆不够打的。以后再赤手空拳蛮干不行了，咱们得武装起来，拿起枪保卫自己，跟敌人斗！”

一些年轻人跃跃欲试，要求发枪，成立自卫队。

一曼笑了：“我没有枪，枪在敌人那里。咱们得想办法。”

游击区没有军械厂，造不了枪，而抗日队伍的扩大，战事的频繁，又急待解决枪的来源问题。

帽儿山车站公路线上有些伪军哨所，先从那里搞枪。一曼做了精心策划，组成由她率领的五人行动小组。由一个同志带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摸在前头，一曼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若没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齐动手，乘敌军熟睡进哨所缴枪，抓俘虏，割电话线。若是敌哨兵发现了，前头那个同志就蹲下假装拉肚子，一按皮球就发出“噼噼啦啦”很像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麻痹了或转过身时，再砍倒他。就这样，一夜之间，搞掉了敌人好几个哨所，扫除了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还搞到一批武器弹药。

中心县委也从伪军那里买到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但苦于无法运出城。一曼和女战士小沙主动承担了转运这批武器的艰巨任务。她们到交接地点把武器领到手，细心地用油布、油纸严严密密地包装起来，放进了拉大粪的马车里。她们空着手，随车老板赶着粪车直接向大城门走去。车到了哨卡那儿，鬼子兵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一看是大粪车，催促地喊叫：“快走！快走！”车老板点头哈腰说，“是！是！”猛抽几鞭，马跑起来，粪车安全出了城。

这下子，侯林乡农民自卫队枪也有了，子弹也有了。操练起来，比光有火枪、大刀要来劲。

1934年的一天，有可靠消息说，一小队鬼子兵要经过本村到左撇子沟去。一曼决定打一个埋伏战。自卫队在村外大道边树丛乱石堆后面早早就隐藏好了，眼睛紧紧盯着道西头，武器紧紧攥在手里，没枪的就握着大刀片。没人乱讲话，呼吸几乎都屏住了，毕竟是头一回用真家伙同敌人比试。

一小队鬼子兵果然来了，有20多个。打头的那个官儿手执军刀大摇大摆地走，精神上毫无准备。

一曼暗暗高兴：“情报真准啊！”

敌人走到跟前了，连那个官儿脖子上贴的膏药都看清了。

一曼喊声：“打！”

所有的火器都响了，一个个鬼子兵应声倒地，活着的也是东西乱窜。

一曼及时下令冲锋，战士们挥舞大刀冲了上去。不一会儿就解决了战斗。一数，打死了一个鬼子官儿，20来个鬼子兵，只跑走了两个！

一曼估计到大队鬼子会来报复，命令队员们把枪和子弹收拾起来，赶快转移。不一会儿，果然大队鬼子乘汽车来了，但也只拖回了那些死尸，农民自卫队连个人影儿也没叫它摸着！

有一回，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部分人马在侯林乡一带活动，突然被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围困住了。双方打了一天一宿，我方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可敌人不断上来援军，又有迫击炮、重机枪等我军没有配备的武器，从南侧发起了进攻。战斗已对我军十分不利。三团准备夜里从北侧突围出去，吉凶未卜。这时在敌人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一曼带着农民自卫队和群众杀上来了。事先，一曼了解了敌人指挥部的位置，下令让整个队伍压向敌指挥部，打得突然，打得集中，连打带喊，敌人也摸不清我方又上来多少兵，便狼狈地逃窜了。三团的围解了，一批敌伤兵都被我军俘虏了，农民自卫队还缴获了一批武器。

群众见了一曼，都伸出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