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时分，敌人把受尽酷刑的赵一曼，从市警察厅地下室拘留所的小号牢房里拖出来，秘密送上小火车的时候，赵一曼内心完全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她从囚车小窗子铁栏杆的缝隙，最后看了一眼她无比留恋的哈尔滨。哈尔滨还在熟睡之中，并不知道为它的美好明天拚命奋斗的江南女儿赵一曼即将走上刑场。启明星升起在东天，隐隐照耀着默默流淌的松花江水。从１932年到1934年，一曼在哈尔滨整整战斗了两年，有多少难以忘怀的记忆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民族危急深重。党派出大批优秀儿女到东北开展革命工作，赵一曼就是这样北上的。

1932年2月，一曼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黄维新一起，从上海乘船到大连。东北是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他们装扮成夫妇。黄维新化名为老曹。老曹1903年出生，比一曼大两岁，湖南株州人，他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做过火车司机，参加过“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曾被反动派逮捕，坐过牢，受过刑，腿上有重伤。他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是一曼的同学，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见过面。他们俩很熟悉。这一次，黄维新受全国总工会的指派到东北领导工人运动。

在大连，一曼和老曹考察了那里工人运动的情况，之后来到了沈阳。一曼暂留沈阳中共奉天特委专门负责女工工作，老曹去了哈尔滨。

一曼在沈阳工作了月余，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在沈阳大英烟草公司（后改为启东烟草公司）和纺纱厂做妇女工作，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最开始时，烟厂的党组织接到上级的通知，说要接待从南方来的一位女同志。一曼到达后，一直在烟厂的家属宿舍活动。在活动中得知，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控制了烟厂的生产。日本人提出要出“樱花牌”香烟。每年的3月15日到4月15日是日本的樱花节，日本人要在沈阳烟厂生产这种牌子的香烟运回日本国去，以庆贺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日本人把这种香烟的商标都设计好了，一盒10支。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得逞后得意忘形的一个举动。一曼听说后，决定组织工人打碎他们的如意算盘。工人们动脑筋，想办法，怎么能破坏他们的计划，又不让他们感觉到，不让他们检查出来。他们决定在包装上做手脚。在包装时往香烟上少量地喷水。包装后的香烟根本看不出来。这批货按时地运回了日本。日本人怎么都不会想到，打开烟盒，香烟都长了绿毛！可以想象到日本人盛怒到何种程度。连日本天皇都发了火，指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查来查去，没查到生产过程中的“破坏”，但也把烟厂管后勤的头头撤了职。愚蠢的日本人最后怀疑和责怪到大连装船有问题，说船上进了水，货仓潮湿造成了香烟变质发霉。一曼和烟厂的工人们暗暗地庆祝了这个胜利。

义勇军21路军有一位姓吴的团长，好不容易筹到一笔钱，却苦于买不到枪支弹药。一曼给他出点子，说根据侦察，日本有一个装满了枪支弹药的军列将到达凤城西站，这批枪支弹药是准备进关为害关里老百姓的。打下这个军列，吴团长的义勇军自然就有打击日本鬼子的枪支弹药了。吴团长听从了一曼的主意，带人劫下了这个军列，打死20多个鬼子，获得了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了自己的队伍。

后来，满洲省委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一曼又随省委迁到了哈尔滨。因为她经常出入设在沈阳北市场和沈阳老北站中间的那个省委的秘密住地，已被敌特监视上了，再进行活动就很危险了，她必须换一个地方开辟工作。

接到组织上的指示，一曼到了哈尔滨，这时正是秋天。整齐的街道，电车四通八达，到处是俄罗斯小阁楼，只是成排的树木落叶纷纷，秋风在夜间野猫似的嚎叫，江边长椅上躺满无家可归的人，给人一种萧条凄凉之感。

1931年3月，黄维新根据党的指派，到哈尔滨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东北办事处，黄维新代号“老曹”，一曼是办事处组织处处长，也是老曹的秘书，为掩敌人耳目，应付敌人的盘查，她与老曹在哈尔滨南岗马家沟一带组了一套白俄的房子，“组建”了假夫妻家庭，工作起来方便了许多。老曹是参加过“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工人党员，党性强，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

每天一曼表面上的工作就是上菜市买菜，洗衣服，做饭。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贤惠、能干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她要秘密地去做的事情很多：抄写文件，刻钢版，油印传单，散发传单，同在外面住着的同志进行联络，有时还要给这些同志调制一点可口的小菜，以改善他们太差的生活。

在家乡时，一曼阅读过大姐夫郑佑之给她提供的大量革命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并且自己也写过诗歌、杂文、小说什么的。哈尔滨有一些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同志常常秘密聚会，一曼很愿意同他们接触，还给他们讲过政治课呢！

总工会办了个地下刊物《工人事业》，编辑找到一曼，说：

“李姐，你文笔多好，给我们写个稿儿呗！”

“我这里有一首小诗，你要是看中了，就拿去吧!”

一曼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那是一份油印的传单，在传单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首旧体诗，标题是《滨江抒怀》：

“誓志为人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太好了！太好了！”那年轻编辑连连称赞，说：“就发在下一期。”说完转身要走。

“且慢。”：一曼喊住了他，笑着提醒：“传单、传单！”

“噢！”编辑立刻明白了，拿出笔纸，把一曼的诗抄了下来。传单留下了，没有带出门。在这座恐怖的城市里，与敌人周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

哈尔滨是一座省府，敌人统治得很严密，实行了“联保制”、“良民登记制”，没有铺保，连房子都租不上。为了安全，一曼和老曹住这里不必报户口，又没有邻居登门，出来进去无人过问。只是房租昂贵些，也只好认了。

1932年的一天，由组织上的金伯阳介绍一位叫方未艾的同志与一曼在新城大街公园接头。这一天，一曼身着古铜色西式衣裙，穿着深褐色高跟皮鞋，她坐在长椅上，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个小镜子，手不时照着，一边梳理自己的短发。他们对上了暗号之后，一曼缓缓地站起来，对方未艾说：“我比你大一岁，你称我姐要得。”在方未艾眼里，眼前的一曼很像书香门第的小姐，有一种高贵飘逸的风度，只是长得比较单薄。方未艾对一曼说：“我今后要向你学习，应该称你为老师。”一曼谦逊地说：“这可要不得！”他们都坐下来，在长椅上攀谈起来。这时的一曼，化名为李洁、一超、江燕，由她给方未艾上课，讲社会发展史、哲学史、政治经济学，还有各国革命史。她讲课时，态度极为严肃，语言十分简洁，每讲完一段，就提问。她不准对她讲的课做笔记，只能用心来记。

有一次，一曼在方未艾家正在谈话，一个女人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她看见一曼愣住了，向方未艾挤了挤眼就退回去了。一曼颇为不解，就问方未艾这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方未艾说，这个女人很风骚，是《五日画报》社社长的小女人。由此说到了《五日画报》社的社长。方未艾说，常见这位社长拎着一个文明棍，有一种绅士派头，说这个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他内心是爱国的，不甘心做亡国奴。他曾在关内报纸上发表过不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报道。

听方未艾这么说，一曼的语气缓和很多，她说：“只要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就不在乎他拎不拎文明棍了。”是啊，一个人的外表，并不完全代表内心。不能以貌取人啊！

那个除夕之夜，做地下工作的几位同志都集合到金伯阳的住所，大家一起包饺子，方未艾不会擀皮儿，也不会包馅儿，一曼分配他摆饺子、下厨房烧水。别人包饺子，一曼提另包了馄饨，她管馄饨叫“抄手”。她喜欢吃“抄手”。大家在研究工作中亲亲热热地过了一个年。

一曼最爱读鲁迅和高尔基的作品，也读过萧军和萧红的作品。一次，一曼与金伯阳走在中央大街上，遇到了一对青年男女，金伯阳告诉她，那对青年男女就是三郎（萧军）和悄吟（萧红）。这让她记住了这两个东北的年轻的作家。以后她在街上又见到过他们俩。萧红常穿一双男式皮鞋，与萧军边走边交谈。一曼听说方未艾熟悉这两个年轻的作家，就对方未艾说，以后有机会遇到他们两个，对他们做些忠告，就说，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力量大啊。一曼在上海时，就与著名的左翼作家阳瀚笙等有过接触。

五月的一天，一曼与方未艾在松花江上划船，一曼坐在船头，方未艾坐在船中间，他们奋力地划着双桨，向太阳岛驶去，一曼望着微波荡漾的水面，竟低声哼唱起了扬子江船歌。她说在家乡时曾和宜宾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多次到金沙江、岷江和长江汇合口上划船，她说那种感觉很美。

船到江心时，一曼问：“你说人生如梦还是如戏？”

方未艾说：“人生如梦，是李白的思想。他说人生若大梦，胡为劳其生；人生如戏，是曹雪芹的感受，他说‘今嫌紫蟒长，明日锁枷扛，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无私无畏的战士，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曼赞成他后面的话。

方未艾是一个报馆的编辑，当时恋着一个女大学生，那个女大学生是一个伪处长的女儿，喜欢他能写诗作文。一曼对他说，爱情是人类男女感情中最高尚、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彼此必须志愿理想相同，性格爱好相投，这样对生活、对革命都有益。后来，方未艾与那位女大学生断了来往，一心走上革命的道路。

有一次，总工会要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在哈尔滨江北太阳岛上租了一间白俄的别墅。开会时，大家以“打麻将”为掩护，不想被一个眼尖如耗子似的特务察觉了，他必是要以抓赌为名把这些人带走，然后再细细盘查。已经闯进来了。桌子上放着党的文件和油印的宣传品，这是百分之百的“铁证”，可是想藏已经来不及了，情况特别紧急，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捏把汗。那家伙来到了堆放着麻将牌同时也堆满着文件、宣传品的桌子跟前，还没有等他来得及细看什么，一盆热乎乎的粘米浆糊猛地泼到他脸上来了。这是一曼眼疾手快、急中生智干的。浆糊是她刚打好，准备给大家出去贴传单用的。那家伙遭到突然一击，睁不开眼，张不开嘴，也顾不上拔手枪，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捆住，拿废布堵上他的嘴，放到了床下。开完了会，夜幕降临了，一曼指挥大家把那家伙悄悄地沉到了松花江底。

夜幕下的哈尔滨啊，既是美丽诱人的，又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既是病态的，又是战斗的。

松花江水缓缓地流，暗暗的波涛里，倒映着这三点、那两点昏黄的灯火。

党的地下工作者常常在这种时候出去活动。

一曼每次出去都要“打扮”一番，不是打扮得更漂亮，而是打扮得更不为人注意。若么，打扮成穿一身灰土土衣服的老太婆，若么打扮成穿青布长衫、戴黑色俄式礼帽的中年男子。这样的打扮出来进去方便。

哈尔滨的街道多是半圆纹的石头路，是象牙似的棍状石头一排排密密匝匝硬钉到路面里头的。所谓“马路”、“马路”，主要供马车碾轧。而道外的一些小街小巷就完全是泥土道儿了。那里的街灯灯泡上面有个像南方尖顶草帽似的伞盖，吊在木杆上。

夜已深了，街上已绝少行人，只有很远处传来夜班定时对开的电车，在铁轨上发出“哐哐”的有节奏的声响。

一曼在一根电线杆下停住，刚要贴她当天印出的传单，见那杆子上已有人刚刚贴过传单，与前些日子尚未被撕掉的传单并在一起。她左右看看，没有动静，便借着微暗的灯火读起来：

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

中国与日本的工农民众们，在我们的中间没有任何民族的仇恨，我们的敌

人是共同的，我们所要走的道路，也是共同的。一切煽动中日两国民众间仇恨的

“民族的与“爱国”的宣传，我们都要坚决的反对。这种宣传是统治阶级为了自

身的利益用来欺骗本国的民众，使他们同他们的弟兄们残杀起来的把戏！

团结起来呵！中国与日本工农民众们！我们要以下列的口号做坚决的斗争：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立刻撤退东三省的日本的海陆空军！

帝国主义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

拥护日本工农革命运动！

拥护苏联！

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

反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

中国与日本的劳苦群众联合起来！

全世界革命胜利万岁！

一曼注意到这正是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同日共中央联合发出来的宣言。

有人在这张传单的空白处，用红笔歪歪扭扭、密密麻麻写了几条新消息：

平市二十万工人对日开战，愿作前驱，工联推举代表数十人昨晚赴京请愿

粤海员坚决抗日，拒运日货，不受日人雇用

开原、铁岭一带农民组织抗日会

……

一曼把自己制作的传单迅速地贴在了这些传单的下面，又用手拍了拍四边。这是她今晚贴的最后一张传单。她把口袋里盛浆糊的小瓶子随手扔到了路边草丛遮掩的水沟里，悄没有声地走出了这条小巷。她想象到明天一早，贫苦的工人们从这里走过会围看的。她觉得她和她的伙伴们不是孤立的，还有无数陌生的人同他们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斗争。她仿佛看见深夜里无数人无数只手在一根根电线杆上，在一块块墙壁上、在一个个交通警的岗楼上，在一家家店铺的窗板上……贴上各种色彩的、唤发民众奋起抗日的传单。这就是夜幕下哈尔滨熊熊燃烧的火炬，是哈尔滨真正的生动的无比强大的灵魂!

有一天，老曹很晚很晚才回来，一曼边抄一份报告，边不安地听敲门的动静。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要有献身的准备，谁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呢！老曹回到“家”，顾不上吃饭，就布置新的任务。

这一天傍晚发生了一件事，

日本警备司令部警备二旅有一个名叫孙秀峰的团副，穿着便衣，从桃花巷那站上了电车。一个男售票员让他买票。这小子两眼一瞪说：

“什么车票？你没长眼吗？”

售票员张洪玉是共青团员，早恨透了这些作威作福的汉奸。再说，如果他不要票，被“车监督”发现，会被认为是舞弊或贪污，轻者罚款记过，重的就要开除公职的呀！他坚持要票，冲着姓孙的说：

“是人就得买票！”

车上的乘客都用瞧不起的眼光看着姓孙的，这小子脸上挂不住了，面子丢了，非常恼怒，竟动手打了张洪玉，他们撕打了起来，打到车下，孙秀峰被打倒地街道旁卖豆浆的锅里，他的身上沾满了白色浆子。围观的老百姓直叫好。孙秀峰更是恼休成怒，硬是把张洪玉扭到了宪兵队，打个半死，才抬回电车公司。

电车工人一下子火了，300多人聚到饭堂里，一致提出举行罢工进行抗议。党决定支持工人的行动。

电车工人们把几十台电车开到了火车站前，造成了交通严重混乱。

工人们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警备二旅要负责医治被打伤的工人，并向工人道歉。二是惩办祸首。三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不答复这几个条件，不能通车。

老曹让一曼连夜把传单准备好，他饭也没吃一口，连夜又走了，他要到工人那边去。

第二天，一曼把几百份油印传单放在筐子里，上边盖了几件要洗的衣服，就出门了。

每个电车站都有等车的乘客，等不及的有走了一站两站的，也有走了三站四站的。来车、返车全没有。一曼知道，电车工人罢工声明已经生效了。

一曼把印好的传单送到了罢工委员会后，就和工人一起上街宣传去了。

等车的乘客群众有的还不知怎么回事，以为停电了，一曼在人群中鼓动说：

“听说昨天警备司令部里的人坐车不买票，还打人，和日本人一样可恶！今天电车不通是工人罢工了。”

“这我们上班不得迟到吗?”

“迟到就迟到，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全城都知道电车不开了，谁也没办法。”

“可也是。”

这一天，大街小巷贴满了传单、标语。市民们争着抢着看，议论纷纷，人群聚这一块，聚那一堆，警察赶也赶不散。防卫司令部对工人进行威胁，要他们马上复工，不复工要抓一批人，要开除一批人，工人根本不理睬。

罢工坚持了两天半，敌人怕发生更大的麻烦，迫不得已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惩办打人凶手、赔偿医药费、增加工资、不许无故开除工人等几项要求。

电车工人罢工胜利结束了。

老曹写了《关于工人罢工的策略》的文章，一曼帮助抄写刻腊版印成小册子，发给工会会员学习。

1933年4月2日，又重复发生一起类似的事件。伪宪兵王文昌身着便衣上车，车上的工人张鸿渔让他买票，他不买，还说：“我在哈尔滨坐电车，从来没买过票！”他不但不买票，还用拳头打张鸿渔，还把人拖下车，施以拳打脚踢，然后拉到宪兵队捆起来毒打一顿，张鸿渔被打得遍体鳞伤。电车工人闻知后极为愤慨，老曹和一曼得知这一消息后，赶到电车厂直接领导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压迫。当晚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到会百余人，一曼和老曹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会上讲：“一个伪宪兵就如此嚣张，还有我们工人的活路吗？”通过动员，工人们一致同意举行大罢工。当晚就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工人还组织了纠察队，还成立了组织部和宣传部等机构。会武术的工人组成武术小队，用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一曼和工人们一起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他们画的漫画和标语、传单，连夜就贴在了许多街巷，还有教堂、火车站及电车沿线的马路上。行人看到电车站上贴的漫画，有的很形象，如一张画着一个工人被宪兵打得头破血流，旁边的一行字是：“不敢出车了，怕被宪兵打死。”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哈尔滨城。还引起了铁路工人们对电车工人罢工的捐款声援。电车工人的罢工，激发了市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和愤恨。中间曾有电业局的官员出面说劝调停，有少数工人没有识破他们的诡计，就上了班。可是没过几天，就又发生了伪警察殴打工人的事件。电业局的官员又来说和，一曼及时地揭穿了他们的骗局，教育工人不要上当，要坚持继续斗争。敌人用武力进行威胁，扬言要开除罢工的工人。工人们更加气愤，决心斗争到底。最后还是敌人认了输，向工人道歉，答应他们提出的复工条件，才算完事。

几个月后，敌人开始反扑，电车公司开除了一批工人，又逮捕了几个罢工中的骨干。一曼心里清楚，斗争的发展出现曲折是正常的事情。

这期间，发生了海伦筑路工人向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讨要工资的斗争。总工会派一曼这个分会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宣传部长两次到海伦巡视。头一次是1933年四五月间，她以教师的身份到海伦的，她听取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她还亲临中学、工务段、伪军西大营和张家店等地方巡视。当地的负责人以带“表姐”串亲戚的名义到处活动了五六天；第二次是1934年2月，她装扮成阔太太，身穿蓝色料子的旗袍，半高跟皮鞋，到了海伦又改扮成乡村妇女，与海伦游击队的负责人见面，她还组织指挥游击队与日伪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当场击毙了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