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入主中原之际,还过着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生活,对农业生产所知有限。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知道农耕地重要性，从奠都平城伊始,就颁诏要“劝课农桑,量校收入”。

拓跋焘曾经也问高允：“治理国家，什么是第一位的？”

当时北魏境内的许多良田，都被朝廷划为禁地，因此，高允说：“我幼年贫贱，只知道农事。如果国家扩大农田、积聚谷米，使朝廷和百姓都有粮食储备，就不忧虑饥馑了。”拓跋焘于是下令，解除被划为禁地的农田，让百姓耕作，国家收取田赋。这很可能就是北魏在北方实行均分田亩的安集策的缘由。

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国家的主要的农业经济形态,还是以畜牧业为主。

尤其是现在统一北方后,更多的鲜卑人来到以前的中原农耕之地,一批又一批的内迁民族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牲畜。

此外,北魏不断地征讨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高车、柔然诸部,掳掠的牲畜极为可观，因此，当时的农业形式中，畜牧成分大大增加。

不过，北方社会动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情况时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畜牧业可以把荒地荒山尽快利用起来,也不失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有效对策。

而此时又有“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就是要争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要广种薄收的指导思想，农户为此坚持精耕细作。但是当时的粮食亩产量也并不高，每亩产量比两汉时期少了百分之15%左右。

加之继秦汉暖期之后,中国气候进入了一个长达近400年的寒冷时期,即魏晋南北朝冷期。当时我国东中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低0.4℃以上。最冷的30年出现在南北朝中期(481～510年),冬半年平均气温较现代低1.2℃。在这个寒冷期中,匈奴、鲜卑、羯、氐和羌等游牧民族纷纷内迁,割据中原,北方农区因此大幅度向南退缩,牧业甚至进到华北平原。

因此，北方土地的种植方式,或为一年一作,或实行休耕制,即种一年休闲一年乃至二年,若再算上荒地,土地闲置率约在50%以上。

休闲土地和荒地上长满野草,实为天然牧场,北方人民利用闲置土地进行放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总的来说，北方农业其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继承了汉代的成就并有重大创新与发展,这一领域中的生产力水平高于两汉,并带动了劳动效率的提高。畜牧成分的增加是对土地荒芜情况的适应性变化,而非停滞和倒退。由于战乱和人口的流徙,北方农业的规模和经济总量或许低于汉代,但在正常年份,由于畜牧业的补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所以当时的粮食单产和人均、户均产值很有可能超过汉代。

由于当时北魏畜牧业发达的社会状况，所以男孩子们从小就把骑马当成是一种游戏，就像现在的孩子总喜欢骑自行车，开小摩托一样。

徐行之及老仆等人在洛阳生活了多年，由于能吃苦肯卖力，家里耕种的土地渐渐地多了起来。行之喜欢骑马放牧，让牛、羊、马在土地上闲庭漫步。由于牲畜践踏放牧过的土地,土壤肥力会有所提高，有利于农业增收，而牲畜繁殖也很快,可谓放牧耕地两不误，所以他们一家人的日子过的还算可以，温饱有余。

但是当时北魏的官学办的不太好，而私学在洛阳一带更是还不甚流行，因此徐行之没怎么读过书，只是略略能认字并写些简单的常用字。太武帝拓跋焘曾在425年统一了当时北魏的文字，全部使用汉字。所以行之在与哥哥知之通信时，并不存在文字翻译上的障碍。只是由于读书少，信内涉及文字不多但错别字却不少。

由于行之经常习武，所以他武功了得，曾经还因为一事使得他在坊间闻名遐迩。原来行之在放牧、习武之余，喜欢骑马驰骋，到处逛逛看看。

从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刘耀破毁洛阳到430年我们之前看到的北魏攻占洛阳这一百二十年间，洛阳基本上处于军事拉锯状态,经济上屡遭破坏,难以复原。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他到洛阳时，看到的仍是一片荒芜。洛阳当时人还很少，城市也很破旧，所以行之跑起马来也没太多阻碍。

而当时北魏的治安又非常差，太武帝拓跋焘在位的28.3年间，北魏共计发生了35次大小叛乱,年均1.24次,比明元朝的年均1.06次还要多。像当时洛阳这样不重要的城市，加之又是在边境线上，所以流民、流氓、兵痞就特别的多，治安差的可以。而当地长官的工作重心又是经济建设和防务建设，所以也就无暇多顾。

当时洛阳城南大多居住着南朝归附之人,他们很多在此做些小生意，贩卖鱼鳖等南方人喜欢吃的水产品。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徐行之的信马由缰不仅成就了他善武的名声，还给他带来了一次与美女邂逅的机会，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回——英雄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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