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当时在崔浩的影响下，很重视人才的发掘与任用。他灭了北凉以后，迁徙回去的北凉官员中，像姑臧太守敦煌人阚骃，兵部尚书张湛，刘昞、索敞、阴兴等学者，宋钦，赵柔，程骏以及其堂弟程弘等，都是当时的名士。

拓跋焘攻克凉州以后，对这些士大夫都以礼相待，因才而用。

据说阚骃饭量极大，一顿饭要吃三升才能饱，后来因为卷入了北魏拓跋丕和刘洁的案子，因此生活聚变，贫苦交加，最后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他一生未婚，没有子嗣。

刘昞因为年纪大，在北魏没干几年就回老家了。索敞在平城教学时，学风严谨，后来他的学生中当上尚书和地方长官的就有几十人。他后来去扶风当太守时，也是两袖清风，为官清廉。

张湛很受崔浩的欣赏，由于他生活拮据，崔浩便想通过经济手段，把他拉做自己的人。张湛预见到崔浩将来会有不测之祸，所以一直跟他保持距离。后来崔浩果然被诛，而张湛则躲过了这场政治灾难。

拓跋焘命崔浩监理秘书事，综合整理历史史料文献；又任命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预处理掌管这些事并修撰史籍。崔浩奏称：“阴仲逵、段承根，都是凉州的才子，请征召他们共同修撰国史。”二人于是都被授予著作郎。

崔浩收集各家历书，考订核对汉朝建立以来发生的日食、月食，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的度数，对从前史书的错误加以批评，又另行编纂了一部《魏历》，请高允过目。

高允说：“天文历数不可凭空而论。但凡善言远古的必定验于近世。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十月时，五星会聚在井宿，这是历书上一个小错。现在你不满于汉朝人修的史书，却不觉自己荒谬，恐怕后人也会象我们今天批评古人一样，来批评我们。”

崔浩说“你所谓的荒谬指什么？”

高允说：“根据《星传》：‘金星、水星，常常环绕太阳转行。’十月，太阳早晨在尾宿、箕宿之间，黄昏时，在申南消失，而井宿这时才从寅北出现。金星和火星怎么会背着太阳运行？这是史官为了神化汉高祖受命之事，不再加以客观推断和考究的结果。”

崔浩说：“天文现象发生异常变化，怎么会不可能呢？你独不怀疑三星之聚，却怪二星之来，是什么道理？”

高允说：“这不是我们空口无凭地急辩所能解决的，应该更进一步地考察审断。”

当时在座的人都认为高允的谈论怪诞，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允先生精通历法，应不会是空言虚论。”

一年多以后，崔浩对高允说：“上次我们谈论的，不能使我心服口服，等到我重新考察一番，果然象你所说的那样。五星是前三个月在井宿聚集，而不是十月。”众人都对高允的才学赞叹佩服。

高允虽然通晓天文历法，却从不推算而是藏之于怀，并不向众人论说，只有游雅知道他的学识。游雅多次就灾变询问高允，高允说：“过去的人说，阴阳灾变，很难明知，即使已经知道了，又害怕泄漏天机，所以知道还不如不知道呢。天下值得探索的道理很多，何必偏问这个。”游雅这才不再问下去。

其实做人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有时候真是多说无益，除了显示一点小聪明，其余的什么都说明不了，可是显示了小聪明，又得到什么呢？所以那句俗话很不俗“看透别说透，还是好朋友”。

北魏当时的教育在这些人的促进下也有一定发展和特点，北魏的太学是道武帝时建立的。当时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到天兴二年（399年），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此后，不断有皇帝下诏立太学、修国学，表明了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太学、国子学的管理、教学内容等与前代并无多大的差别，只是在元帝时作过名称上的改变。

北魏的国子学、太学是按汉、魏、晋旧章而建，太学更是在东汉太学旧址上复建。北魏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希望一切都遵循儒家典制，希望从形式到内容都汉化，在教育制度上取得儒家正统的地位。但是北魏的国子学规模小，而且发展缓慢。到北魏后期以后，官学教育基本是有名无实。

魏晋时，佛道玄流行，许多文人士子以清谈相互标榜，一时儒家经学衰落了。但是在学校讲学中，依然是以经学为主，不过这时候的经学己从汉代的注重章句训话变为注重义理，并从两汉的师法、家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佛道玄混合的经学。

南北朝时，经学有了“南学”和“北学”之分，北方着重汉代经学的继承、研究，以训话、考据为主，悟守传统儒学的核心;南方经学偏重义理的阐述，以玄学精神研究儒家经典。

北方偏尚两汉经学，在官学中也是以汉儒所注经书为主要教材。玄学在北方不流行，学校中也不学习玄学。北魏官学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一点与南朝有很大区别，南朝教学除儒学外，还兼以佛、道、玄，教学内容比北魏无疑更为丰富、多样。

相对而言，北方游牧名族重武轻文，重牧轻农。那么当时北魏的农业发展和习武之风又是如何呢？我们北方的主人公徐行之，在爱情，事业，学业上可有斩获？现在又是如何生活的呢？请看下回——放牧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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