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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我们分明还在分享着同一杯奶茶，一起放肆地大笑，不顾学校的规定，硬是坐在楼梯的栏杆上晃悠着双腿，任凭夏日的风吹起又宽又大的校服衬衫和长裤。
彩夏当时真的用了十足的力气，我渐渐无法呼吸，她却像疯了一样，在空荡荡的楼道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陆砂，你骗我！你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我全身止不住地痉挛，终于喘息着伸出手，一拳砸在了她额前的伤口上。她疼得收回了手，我随手抓起旁边的玻璃碎片，恶狠狠地抵在了她的颈间。彩夏倒在地上，血越流越多，她的长头发也被血黏在了一起。我喘着粗气，如同野兽一般，无法抑制住怒火，几乎在刹那间就烧尽我的理智，又或许我根本没有理智可言。
后来的事情我都记不清楚了。
我不知道自己手中的玻璃碎片是不是真的割伤了彩夏，只记得我在公用电话亭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仍旧努力装作开心的样子，慢悠悠地问我：“怎么了，你的手机呢？”光是听声音，我就能想象到他握着手机静静微笑的样子。
我不敢告诉他在和彩夏的厮打中手机被我弄丢了，不敢告诉他我现在满身是血，不敢告诉他我当时哭得全身颤抖。我在电话这端沉默着，而他竟然清晰地听见了我微不可闻的抽噎声，声音顿时紧张起来：“陆砂，你哭了？出什么事了？”
那天傍晚下了雨，路上的行人很少，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我握着公用电话亭里橘红色的话筒放声大哭，声嘶力竭地喊他的名字：“苏南——苏南——”
原来是苏南。
不，应该说在我这十几年的人生里，从来都只有苏南，只有他一个。
之后的两个礼拜我都在医院和学校，还有家之间奔波。
柳旌哲向学校说明了家中的情况，连续请了一个月的假照顾姥姥。我本来也想跟着一起请假，但是想到他那天说的话，就知道他现在也许并不愿意见到我，只得作罢。
我特意瞒着柳旌哲去护士站问了一下，这才知道他每天都会回家做晚饭，大概会离开一个小时左右，我正好可以在这段时间去探望姥姥，顺便把替柳旌哲抄的笔记留下。
姥姥的病已经恶化到我所不能想象的地步，每当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她总是昏睡着。她的手臂上因为打了太多次点滴而青筋暴起，她深深地陷在病床中，瘦得几乎脱了形。
但是有一天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她居然奇迹般地醒着，眼神也很清明，看起来精神很好的样子。她见了我也很高兴，但是因为癌细胞扩散，呼吸有些困难，并不能说很多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偶尔会硬撑着，露出慈祥而温暖的微笑。
我必须赶在柳旌哲回来之前离开，走的时候，姥姥却忽然拉住了我的手，用粗糙的掌心轻轻地摩挲着我的手背，吃力地想要说些什么。我心中一沉，以为她难受了，就焦急地问：“姥姥，要不要我去叫医生？”
她却摇了摇头，断断续续地轻声对我说：“告诉阿哲……不要再费心了……那些给我治病的钱，让他自己留着以后用吧……”
我心中十分酸楚，却又想不到自己能说什么，只能哽咽地说道：“姥姥，您不要放弃，能够治好的，一定能够治好的……”
她仿佛被抽光了所有的力气，只是轻轻地摇头，苍白干裂的唇微微蠕动，似乎说了一句很长的话，可是断断续续的，我并没有完全听清楚，只听见最后一句是：“我走了之后，就让阿哲带着小晴去找他爸爸。”
我强忍着泪水，再探头看去时，发现姥姥已经睡着了。
我在医院楼下的花坛边坐了很久，远远地看到柳旌哲提着饭盒走进医院，这才想起来，刚才我临走前，姥姥说的那句很长的话大约是：“我自己的病自己心里清楚。阿哲的命不好，他父母又抛下了他……但他一直很听话，是我对不住他。”
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妈妈，天下所有的长辈，不管是父母还是外公外婆，面对孩子的不幸，不管是不是他们的过错，都会一股脑地将所有的责任朝自己的身上揽。他们将所有的感情都投在我们身上，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是那么少。
就在第二天凌晨，姥姥开始剧烈地胃痛并且大量吐血，在转入急救室抢救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没有来得及抢救就撒手人寰。她走得太急，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能给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留下。
当柳旌哲打电话给我时，正是凌晨三点，姥姥被推入急救室的时候。
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找不到其他人了，陆砂，你过来好不好？”
不过短短几句话，他却在电话里说得颠三倒四，我从未见过他慌成这副模样。
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晚了，医生打开急救室的门，朝在门口等着的柳旌哲摇了摇头，说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老人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求生的欲望也并不强，进了急救室就已经……实在对不住。”
柳旌哲全身都在发抖，我坐在他身边紧紧地搂着他，他的手凉得让人心惊。他的双眼通红，可是没有流泪，只是抬起头来，面色苍白地说：“谢谢您，医生。”
我稍稍安下心来，以为他会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就像平时一样从容不迫，将所有的灾难和痛哭一并扛起。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我低估了这件事情带给他的影响。
我和他刚并肩走过走廊的转角，他就停下脚步，缓缓地蹲下了身。我很诧异地侧过头去看他，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却极力压抑着，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我许久都说不出话来，柳旌哲却忽然跪在地上，一把抱住了我，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起来。
我说：“姥姥临走之前告诉过我，希望你带小晴去找你的父亲。”
他泣不成声，只是紧紧地拽着我的袖子，仿佛抓着救命稻草一般。他说：“没有了……我再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亲人了……”
我沉默不语，伸出手揽住他，忽然想起那天在车站的出站口，他也是这样死死地抓着我，如同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一样蹲下去，仿佛我是这世上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可是我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无法长久地依靠任何人，任何地方都不是真正长久的归属。我们都无法停下脚步，只能够任由时间和命运渐渐将我们打磨成足以面对任何挫折的形状，打磨成足以让我们自己放心依靠并不离不弃的形状。
老人的后事需要有人办，可是为了给她治病，柳旌哲几乎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那天，柳旌哲犹豫了许久，终于拨通了一个电话。我不知道电话那端是谁，只知道柳旌哲用异常强硬而别扭的语气对那个人诉说了家里所发生的一切，然后让电话那端的人马上回来。
见到那个男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柳旌哲上了路边一辆陌生的黑色小车。下来时他的脸色很凝重，还了我当时借他的钱，并替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上车吧，回家去，这几天不要来找我，也不要联系我。”
我不安地看了一眼路边的黑色小车，发现有个中年男人摇下了车窗，远远地看着我们。
之后，柳旌哲家中的事情我并没有再参与，我知道他也并不希望我参与。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个男人就是柳旌哲的爸爸。他在柳旌哲十岁的时候就和柳旌哲的妈妈离婚了，走的时候想要带走两个孩子中的一个，被拒绝之后就放弃了。他离开B市近十年的时间，在外地的生活十分富足，虽然成立了新的家庭，却一直没有孩子。
柳旌哲的爸爸终于接走了柳春晴，并且开始资助柳旌哲生活上的开销，替他辞掉了之前因为生活窘迫而兼职的好几份零工。
小晴离开的那天我去送她，远远地站着冲她挥了挥手。她被她爸爸抱着，见到我，高兴地伸长了脖子，大声喊道：“姐姐！姐姐，再见！”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四处一片寂静，只有冰冷的雨丝在夜幕中像银针一般坠下来，沙沙作响，越发显得雨幕中离我渐行渐远的身影格外恍惚、不真实。
我将施彩夏打伤的那天傍晚也下着这样的细雨，苏南从家里逃出来找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和他妈妈吵了架，总之出来的时候气喘吁吁的，脸色也很不好。他将在路边蜷缩成一团的我一把拎起来，拉进怀里，紧紧地抱着我，仿佛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一样。
我狼狈极了，头发湿透了，衬衫上满是血，走路一瘸一拐的，在他的怀里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只是抱着我，不停地安抚我：“有我在，别哭，有我在……”
彩夏的伤很重，到医院缝了针。她的父母不依不饶，一定要我家里赔钱，甚至还要将我告上法庭。
我不知所措，所有的事情都是苏南替我挡着。他要我无论如何都不要承认是我伤了彩夏，我吓傻了，只是愣愣地点头。碰巧的是，我和彩夏争吵时所在的走廊竟然是个死角，监控镜头没有拍到这一切。苏南安慰我说，只要我咬死了不承认，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
如果没有在我的课桌里找到那件沾满了血的校服衬衫，这件事也许真的可以因为我的否认而有所转机。当然，无论如何，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和彩夏这两年的感情。
那天，我亲手将那件衬衫丢进了我家附近的垃圾桶。我天真地想着也许没人会在意，也许所有人只会认为那是小孩子沾了鼻血的普通衬衫。
毕业前的最后几节课，彩夏的父母没有让我安静地上完。他们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搜我的书包，搜我的课桌，终于找到了那件衬衫。把它送去医院化验过后，证明这件衣服上确实是彩夏的血，而衬衫领子的标签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
我从未觉得自己的名字那样刺眼过，我木然地坐在椅子上，无措地抱住自己的头，捂住耳朵不去听班里的议论声，不去看每个人异样而嫌恶的眼神。
我以为自己就这样完了。
我不知道那件已经扔掉的衬衫为何还会出现在我的课桌里，我闯了这样大的祸，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此坐牢。妈妈整天以泪洗面，我们俩快要绝望了，而苏南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他就这样抛弃了我，抛弃了我们曾经约好要上同一所学校的约定，更是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我那句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压抑了整整两年，始终没有机会表明的心意。
那段时间我将自己关在家里，蜷缩在墙角，固执地等着苏南。
我疯了一样整天自我催眠，不停地对自己说，只要苏南知道，他一定会来帮我，一定会用尽所有的能力来救我，只要他有机会能够来到我的身边，他就一定不会放弃我，也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欺负我——当时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最终我等来的却是苏南即将离开B市去T市的消息。
他要走了，而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居然为了他，居然为了这样的人将自己陷入如此境地。
等到终于绝望的那一天，我抱着日记本走进了位于郊区的疗养院。
其实那里的环境很好，当时正值深秋，秋雨丝丝，院子中是颜色浅淡的白色楼房，还有一排排的白杨树，如同老电影中的黑白布景，所有的光与影都带着秋日的凉意。
院子里有许多病人，有人在哭，有人在笑，但所有人的神色间都透着一份奇特而微妙的宁静——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应该被称为病人，只不过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懂他们罢了。
也许你会说，觉得他们神态宁静的人可能本身就是个疯子。
对，我就是个疯子。
那时的我不能与他们为伍。
我被强行送进了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里，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上面装满了雕花的铁栏杆。在那个如同牢房一样的狭窄空间里，我艰难地伸出手，一遍又一遍绝望地摇头，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带我走，我不要待在这里。可是妈妈并没有过多的留恋，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静静地转过头走了。
有个护士面无表情地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走过来，他愣愣地看着我，忽然拍着手笑了起来，嘴里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我被关在那里，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做不到自言自语，一股难以抑制的狂躁几乎让我发疯。我砸光了屋子里所有能够砸的东西，用各种莫名其妙的语言羞辱所有进来的医护人员。但是这些都不够，只是这些还远远不够用来发泄我满腔的愤怒和不甘。
医生和护士都当我是空气，只是定时来给我换药，没有人会和一个疯子交谈。如果我在打点滴的时候乱吼乱叫，他们不会使用暴力，只会面无表情地给我打上一针镇静剂，然后站得远远的，等我睡去。待我终于能够活动的时候，我甚至跪在铁门前冲他们磕头，恳求他们放我出去。可走廊上满是行色匆匆的人，他们的表情是木然呆滞的，没有人看我，仿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死去，只是个游魂。
我从未有过那么长时间的颓靡和绝望。
我曾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直到我遇见她。
我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整日不言不语，在那一个月的时间内，我除了哭就发不出任何声音。疗养院终于不再强制地关着我，他们派了医师来对我进行心理辅导，并且开始介绍一些护士给我认识。辅导我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她慈眉善目，神态间有一种让人觉得很舒服的柔和之感。我很喜欢她，她也很乐于听我讲话，耐心地开导我，偶尔还会说笑话给我听，跟我一起吃饭，甚至陪着我散步，从未流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
在那段如同坐牢一样的日子里，我觉得很安心，因为有她，她就像妈妈一样。
送走小晴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坐在白杨树下的椅子上，用黑色的中性笔将日记的最后一笔补完。这是我的新日记，里面再没有那个害了我的人的名字，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终于篡改了我过去的人生，终于将那一切彻底画上句号。
我心里只有一种畅快感，我抬起头对着妈妈笑道：“我终于可以出去了，妈妈，我们走吧。”
我抱着两本日记出了院子，远远地就看见他推着一辆自行车站在那里等我。
妈妈说：“你去吧，好好散散心，妈妈坐公交车帮你把行李带回家去。”
其实并没有几件行李，我在那里只穿着那套如同囚服一样的白色衣裤，上面清冽冰冷的药水气息我始终记得。如今偶尔想起来，总觉得自己好像还穿着那套衣服似的。
那天我像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揽着他的腰坐上车后座，他笑了笑，说道：“你抓稳。”
他似乎是第一次载人，车子冲出去之后骑得东倒西歪，我忍不住在后面大喊大叫。他其实很紧张，却快意地笑出声：“你不要喊，街上的人都在看你呢。”
“不，我就要喊。”
我任性地扭起来，他慌张地扶好车把，说道：“好，你喜欢的话就喊吧，随便喊什么都行。”
我在那一刻突然无比清楚这两个人终究还是不同的。如果今天是那个人载着我，我大声喊起来，他一定会既懊恼又窘迫地说：“臭丫头，再喊我就把你的嘴堵上。”
可是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今后他眼中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他会和哪个人牵着手一起去溜冰我不知道，他将保护一生的人是谁，我也不会知道。
我本来是想将这整整一年的郁结全部喊出来的。明明有那么多的怨怼，那么多的痛楚想要说，可是那时想说的话都哽在喉咙里，想不到了，更没有力气喊了。
自行车停下了，他用一块钱的硬币替我买了一支盐水冰棍，有些犹豫地递给我。我的喉咙干得要命，傻兮兮地笑着接过来，咬了一大口，凉得有点儿头晕。他仿佛很累，站在自行车边大口喘着气，但是看了我一眼，终于舒展开眉头微笑起来。
“我们走吧。”他拍了拍车子的后座，我重新坐上去晃悠着腿。那时正是八月炎夏，他穿着很普通的淡蓝色衬衫，在热风中微微鼓动。盐水冰棍渐渐融化了，我慢慢地吃着，忽然听见他胆怯而犹豫地说：“你之前问我为什么叫柳旌哲，因为我是在惊蛰那天出生的，所以取了谐音。”
我猛地睁开眼睛，满目漆黑，视线有些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自己此时身在何处。客厅里，尖锐的电话铃声还在响，我就是被它吵醒的。
就在我躺在床上发呆的这几分钟，它已经断了一次，可是又执着地响起来，一声比一声急促。
我慢吞吞地从床上爬起来，赤着脚走到客厅去接电话。
如果没有这个电话，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可能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甚至我的人生都是因为这个电话而产生巨大的改变。只可惜没有“如果”，它还是发生了，就如同没有办法阻止时间流逝一样——不久之后的我无奈地这样想着。
电话那端是妈妈，她喝醉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大哭着喊我的名字，仿佛她才是迷了路的小孩子，而我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她终于哭得没了力气，我握着听筒默默地听了好久，等她安静下来，说了一声“我明天就过去”，然后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乘火车去了T市，又一次没有和柳旌哲打招呼，我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是永远的别离。我在车厢里被摇晃得头昏脑涨，胃里沉甸甸的像是塞了石头，连口水都喝不进去，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能找谁，也不知道到了T市之后该如何解决这件事。
昏昏沉沉地到了T市，我这才感觉到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解决——妈妈被骗了。
她带着我们这么多年的积蓄跟着刘江去了T市，钱并不算多，只有省吃俭用省下的几万块，危急时刻不至于让我们无家可归的、仅有的微薄积蓄，而这些钱竟然全部被刘江拿走了，现在妈妈的手上可以说是连一块钱都没有。不仅如此，就连我们所居住的豪华公寓也根本不是刘江的房子，是他临时租下来的。最离谱的是，这世上根本不存在刘江，他用了假名、假身份证来欺骗我和妈妈。
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迟迟都不肯去登记，原来这一切竟然是一场骗局。
妈妈满身都是酒气，无助地抱着我，不停地低声哭泣，连连自责道：“是妈妈不好，是妈妈不好……”
我心里本来积压着极大的怨气，有一肚子的话想要指责她，可是看她满眼都是心酸和痛苦，又突然心软了。
她并没有错，她毕竟只是个脆弱的女人而已，她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苦，如今想要找个男人依靠也是没有错的。
我只能宽慰她：“钱没有了可以再赚，还好我们都没事，就当是破财消灾。”
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上次来的时候记得里面满满的都是啤酒——现在都被喝光了。
我出去买了两碗拉面上来，端过去的时候妈妈摆摆手，说不想吃。我只好默默地吃着碗里的面条，辣椒放得太多，我被辣出了眼泪，一面咳嗽一面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门铃响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听见声音连忙爬起来去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目光不善地打量着我。他敲了敲门板，冷着脸说道：“小姐，请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交房租？”
我完全傻了，急忙解释：“对不起，这房子不是我们租的，是刘……”
“我没看见别人，只看见了你们。”中年男人紧皱着眉头，仿佛很不耐烦的模样，“你们已经欠了上个月的房租，今天晚上之前再不交租，当心我报警。”
房租是昂贵到我们此时完全负担不起的数字，我只得硬着头皮说：“我们马上就搬走。”
男人说：“你想搬走就能搬走吗？楼下有保安，不交房租，你们都别想走出去。”
他转过身走了，下楼之前颇为鄙夷地看了看我，说道：“没钱住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我觉得头疼不已，充满怨气地喊了一声：“妈——房租是怎么回事？”
妈妈也许是喝了酒还没有完全清醒，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愣愣地看着我。我的心脏如同被人狠狠地揪着，慌张得几乎喘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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