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爱因斯坦的“正命题”：科学是科学，宗教是宗教，两者界限分明。√晚年的爱因斯坦创立的“新宗教”与传统宗教截然不同，“新宗教”摈弃了传统宗教中人格化的上帝概念，他认为历史上的传统宗教与科学之所以产生剧烈的冲突，主要在于传统宗教始终不能放弃人格化上帝的核心教义，传统宗教不仅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传播，而且造成人们心理上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对权威和教义的盲目崇拜。他呼吁宗教导师放弃有关人格化上帝的信条，这是恐惧与盲从的源泉，宗教领袖只有在重新定义传统宗教后，才能从科学知识中获益。他不是呼吁宗教导师放弃一切教义，而是恳请他们放弃与科学相抵触的教条，他指出，“今天在宗教与科学范畴之间存在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人格化上帝的概念。”“真正的虔诚，并非通过对生命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或盲目的信仰，而是通过努力获得理性知识而达成的。”爱因斯坦对《圣经》宣扬的全能、公正、仁慈、人格化的上帝一向不能接受，传统宗教膜拜唯一的、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这种“恶”的信仰扼杀了人性和人们追求客观知识的热情。由于人格化上帝“这一观念的简单性这一优点，使它能被最不开化的头脑所使用”，“人格化上帝这一学说”其实是把“巨大的权力交给牧师手中的那个恐惧和希望的源泉”。

晚年爱因斯坦创立的“新宗教”剔除了传统宗教中人格化上帝的概念，将科学的真、人性的善和艺术的美吸纳到“新宗教”的思想体系，其一：从科学的真的概念出发，可以将“新宗教”理解为一种“科学的宗教”、或“宇宙的宗教”，他说，“科学只能是由那些全身心被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激情所渗透的人们产生的。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萌发于宗教的范畴。同时属于这个范畴的还有这样的信念，即用理性理解世界是可能的。我无法想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没有这种深沉的信念。”“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他坚信对宇宙的宗教感情是创造的基础和科学研究的强大动力。其二：从人性的善的概念出发，可以将“新宗教”理解为一种“人性的宗教”，他把宗教定义成超越自私欲望的“超个人”，而对超个人目标的追求与神的意志和上帝的信仰无关，这是一种人类价值的实现，他所指的人性化“宗教”与人们理解的社会道德、共同信念的概念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爱因斯坦建立的“新宗教”中，信仰的最高境界和真正的宗教感情不应停留在对生死的恐惧和对神的盲目崇拜，应当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把个人从自私欲望中解放出来，让人全神贯注于那些超私利的价值。他认为信仰的重要方面在于超个人内涵的力量，以及信仰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其三：从艺术的美的概念出发，可以将“新宗教”理解为一种“艺术的宗教”，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作为满足人精神追求的“一条出路”，与艺术和科学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支”，宗教和艺术的根本目标在于追求高尚，使人从单一的物质生活中升华出来，将个人引向高度自由的境界。“新宗教”不含任何神灵的要素，剩下的就是“文化的宗教”、或“人文精神”。爱因斯坦反对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主张限制传统宗教的“关于上帝这一概念”和《圣经》教义对科学的干预。他认为科学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人们从科学认知中获得一种客观知识；宗教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人们从宗教认知中获得一种信仰精神；科学是一种获取客观知识的方法和手段，宗教则对客观知识的价值、意义和目的给以终极性评价。

第四：爱因斯坦的“反命题”：宗教是科学的源泉，科学是宗教的手段，两者密不可分。尽管爱因斯坦为科学和宗教划清了界限，让它们活动在各自的“地盘”，但是，他是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面对浩瀚的宇宙、和谐的天体结构和演变规律时，油然而生的敬畏、惊奇和谦卑感能够引起人与生俱来的“宗教情感”，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应当超越人格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这种宗教意识是把所有自然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所得到的体验。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与科学存在“牢固的依存性”，他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

爱因斯坦自少年时代起一直不信传统的宗教，但是，他对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科学理论在每一个环节的分析中，都可以从实证中找出大量非实证的因素，没有对非实证因素的信仰，科学就寸步难行。他认为宗教在人类科技成果的应用中能够发挥“正能量”的引导作用，宗教的这种道德教化功能限定了科学技术的应用范围，是将科学技术用于和平和造福人类的目的，还是将科学技术用于战争和危害人类的方向，科学技术本身没有给出答案，宗教信仰在科学技术应用目的和方向的选择中起到了“文化导航”作用。爱因斯坦一方面认为宗教为科学设定了指南，另一方面认为科学能够激发人的宗教感情，使宗教不断完善、升华、从而提升宗教信仰的境界。宗教和科学“各司其责”，宗教的重要职能是设定人类生存的目标和基本价值，科学的重要职能是提供实现人类目标的途径，爱因斯坦说过，“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科学的使命是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内在的和谐性，科学家坚信客观世界的可理解性，通过对知识的不断追求来实现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宗教的使命则是探索“自然界和思维世界显示出的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

按照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宗教经历了从原始人“恐惧宗教”到文明人“道德宗教”的转换，这两个阶段的宗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特征”，恐惧宗教和道德宗教都将信仰与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联系起来。晚年的爱因斯坦致力于建立与科学精神相互一致的“科学宗教”，这是宗教转换的第三个、也是更高的一个阶段，“宇宙宗教感情”超越了传统的恐惧和道德宗教，将宗教信仰提升到一个和宗教根本目的相一致的更高水平，剔除了一切人格化的神和上帝的概念，达到了自然和精神，科学和信仰的和谐统一。他在解释“宇宙宗教感情”的含义时指出，“相信世界的本质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宇宙宗教情感是认识“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是“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我们的志向和判断的最高原则”不能只靠“逻辑演绎来证明”，但也不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的基础”。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晚年的爱因斯坦力求建立一个科学和宗教相互作用、和谐一致的“统一理论”，“大科学”的目标指向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统一”，青年爱因斯坦致力于在自然科学中建立物理学的“新引力”理论，晚年爱因斯坦沉浸在如何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建立“新宗教”理论，这是一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大统一理论”，他在科学和宗教“大统一”理论的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革新了传统的宗教。本作者认为，他在科学和宗教统一理论的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可以弥补一些他在物理学“大统一理论”中留下的遗憾，晚年的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研究中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却在科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中探索了新的领域，留下了丰富的人文科学遗产。不能将爱因斯坦的“新宗教”完全地理解为“去宗教化”的学说，认为他只是排斥了传统宗教中人格化的神和上帝，将宗教“还原”成人们日常的社会活动，“还原”成道德修炼、科学探求、美和艺术的价值取向，他没有拒斥宗教，认为宗教仍然是科学和人文认识的源泉，他也认为在自然规律和天体和谐运动的背后仍然存在人类未知的神秘力量。既然他“深恶痛绝”一切对人格化神的盲目信仰，因此，不能说爱因斯坦的宇宙哲学符合“强人择原理”；既然他保留了对自然体系中某种“绝对精神”力量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爱因斯坦的宇宙哲学渗入了“弱人择原理”的成分。

（邓如山2017-1-5邮箱：[email protected]&160;）

（Einstein'scosmologicalphilosophyconformsto“theweakanthropic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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