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爱因斯坦主要是一位科学家，年老的爱因斯坦则主要是一位哲学家。年轻的爱因斯坦研究了热学中分子的布朗运动，他对悬浮粒子不规则布朗运动的研究被应用到现代科学的很多方面，比如：病毒的传播，股票市场涨落的模拟分析。年轻的爱因斯坦奠立了光电效应方程，光电转换理论被应用到光电技术和产品开发的许多领域，比如：镭射打印机、数码照相机、CD和DVD播放机，太阳能电池版等，它们已经成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产品。年轻的爱因斯坦推导的著名的质能方程式为人类和平利用原子能找到了理论依据。如果以为广义相对论只是“高深莫测”的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的联系那就错了，比如：由于引力场强度的不同会造成不同时空环境中时间测量的不同，因此，我们在接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GPS数据时，需要考虑地面和太空时间变化的不同，GPS的数据工程师如果不考虑这种时间的修正，那么它的导航定位功能将会发生很大的误差。晚年的爱因斯坦没有放弃对引力和相对论理论的后续研究，只是研究的方向发生了转换，致力于将广义相对论体系下的引力和其它的自然基本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万物规律的统一理论。晚年的爱因斯坦在统一理论的研究中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这不妨碍他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年老的爱因斯坦在哲学研究和社会活动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闻媒体在“爱因斯坦研究”的报道中更多地关注年轻爱因斯坦的巨大科学贡献，却很少地聚焦年老爱因斯坦在哲学和社会活动领域展现的光彩。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收有爱因斯坦《科学与宗教》的两篇论文，一篇写于1939年，一篇写于1941年。在他写前一篇论文的1939年，希特勒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他写后一篇论文的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爱因斯坦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深表忧虑，自己也是纳粹法西斯势力的直接受害者，从德国流亡到美国。作为科学思想家的爱因斯坦不能不思考科学技术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如果不能用于促进人类和平和进步的目的，那么就会应用到大规模的武器研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科学技术手段研制的武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晚年的爱因斯坦积极投身反对战争的和平事业，开始更多地思考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探讨科学的哲学价值、意义和目的，不断地追问科学技术的道德和宗教层面的诉求。晚年的爱因斯坦没有将科学探索视为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尽管科学始终是他内心世界中“灿烂的星空”，然而“崇高的道德”则是他晚年生活遵循的人生准则。他曾说过，“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晚年的爱因斯坦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取得的成果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联系，也与他年轻时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有关，虽然哲学的成就不能与他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果相提并论，但是，“爱因斯坦研究”中的哲学，特别是他的科学哲学思想足够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回味、去思索。我们不是爱因斯坦思想研究的专家不要紧，只要仔细研读晚年爱因斯坦的文集，同样能够发现他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发展的脉络。本作者发现爱因斯坦对哲学和科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打上了康德哲学的烙印，可以用康德哲学中“二律背反”的概念来理清他的科学哲学的一些特征。第一：爱因斯坦的“正命题”：宇宙有神论、或者宇宙“目的论”、“心灵论”。不能把晚年的爱因斯坦简单地理解为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他并未否定自然现象和规律以外的某种神秘力量。曾有一位记者询问爱因斯坦一个“寻常”的问题：世上到底有没有神？爱因斯坦看着桌上的杯子和咖啡，反问记者：“记者先生，您知道是谁将咖啡等物安放在此处的？”记者回答：“当然是阁下。”爱因斯坦接着说：“小到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请想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也许阁下会说：‘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神，那么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呢？是的，您具备了五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这五种感官是有限度的，例如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范围内的波长，人才能听到。视觉也是一样，人只能看到能发出可见光的物体，而可见光仅仅是电磁波大家族的一个小小波段。”

爱因斯坦的宇宙哲学观与他对宇宙的两点认识有关，其一：人类认知的宇宙是一个可见的物质世界，可见的宇宙构成了一个有限的“圆球”，未知的世界处在“圆球”以外，也许是一个无限的世界。他曾说过，“我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我深切的知道，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其二：可见的宇宙遵循客观的演变规律，科学不能彻底解释客观世界的合理性、因果性，不能充分地解释物体运动的秩序性、和谐性，他认为在科学家身上普遍存在一种有别于普通人的“宗教感情”，普通人的宗教感情一般是对神的崇拜，科学家则坚信客观世界普遍的因果联系，对和谐和秩序的自然体系感到惊奇和惊喜。爱因斯坦说过，“我的宗教感情”是对“实在中占优势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现代宇宙哲学的理念同样与爱因斯坦的两点认识有关，一方面，我们在宇宙结构的探索中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可见宇宙以外“不可见宇宙”的存在，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暗物质的数量刚好是物质数量的5到6倍？为什么暗物质的数量远远大于物质的数量？宇宙结构的形成取决于暗物质的分布，在我们观测到的物质演变规律以外存在一种未知的暗物质演变规律。为什么在物理世界中存在各种常数，比如：电子和质子的质量、相互作用力的耦合常数、万有引力常数等，这些常数是如此的精确，如果稍微发生一点变化，我们的宇宙将不会是现在看到的样子，比如：原子不会聚集成分子，恒星不能在分子云中形成，如果行星瓦解了，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便会分崩离析。

第二：爱因斯坦的“反命题”：宇宙无神论、物质客观性、自然实在论。爱因斯坦认为所有事件都有客观既定的规律，“无论是人类的统治还是神的统治，都不会作为自然事件的独立原因存在”。尽管如此，他认为科学要想“驳倒”那种“主张存在一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人格化上帝的学说”似乎也不可能，因为信仰上帝的学说仍能在“科学知识尚未涉足的领域中找到避难所。”爱因斯坦劝告“一部分宗教代表”，不要去做这种蠢事，因为这“不但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是很不幸的”，它将“对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害处。”他期望“宗教导师们必须有器量放弃人格化上帝的学说”。爱因斯坦主张用真理和理性把神灵从“宗教领域”驱逐出去，他强调“重要的在于这个超越个人内容的力量，以及对它超越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试图把该内容与神圣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爱因斯坦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宇宙的宗教”，他说过，“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他认为对科学家来说，他们坚信的是世界的规律性和可理解性，他们的目标是揭示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性，或者说宇宙秩序的内在和谐，这个目标要依靠对知识的不断追求来实现。

爱因斯坦不相信鬼神和拟人化的上帝，他曾清楚地指出：“在人类远远还未成熟以前，对于生活中危险的恐惧，使得人类想象出种种具有人性的鬼神来，这些鬼神在物理上人是觉察不到的，但是它们有本领使出令人生畏的或者令人欢迎的各种自然力。他们所相信的那些到处支配着他们想象的鬼神，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在头脑里制造出来的，但是它们却被赋有超人的本领，这些鬼神就是上帝这一观念的原始形式。”科学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能够削弱诋毁科学的迷信。许多无根据的宗教学说，比如：创世说、原罪说、末世论与科学宇宙学揭示的事实相违背，人们现在已经很少相信这种反科学的教义，宗教需要摆脱严重脱离科学事实的原始教义，重塑和科学“保持一致”的形象和理想。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信念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认为这种信念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不仅始终是他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最高目标，同时，这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也深深地吸引着无数深受尊敬的科学家，通过对“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的世界凝视和深思，找到内心自由和安宁的源泉，发现科学美的价值。爱因斯坦创立的“宇宙的宗教”可以看成是革新那些反科学宗教的最好尝试，这是一种“宗教的科学化”，因此，“宇宙的宗教”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宗教”。

（邓如山2017-1-3邮箱：[email protected]&160;）

“Einstein'scosmologicalphilosophyconformsto“theweakanthropic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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