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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先生有一只小藤箱，他进和顺帮那天孑然一身，单手拎着它。弟兄们背地里猜测，藤箱中会不会装着易先生的全副家当，行走江湖多年的人，再一蓑烟雨任平生，身上或多或少总有些物件留下来以防不时之需。

大伙以为他会郑重将藤箱锁进厚重的樟木柜里，谁知他却很随意丢到柜子上，似乎那也不过是一件可随意丢弃的玩意，只是出于惯性才不得不带着它。

此后没人见过他打开过，当然也没人敢背着他打开过，就这样两年下来，小藤箱俨然被人遗忘，安静在柜顶上积灰。

然而贺爷死的那天晚上，易明堂回去后想了许久，忽而想起它的存在，他拿凳子垫脚，从柜顶上将箱子拖了下来，扫扫灰尘后打开。

里头确实也不过是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几件旧衣裳，几本旧证，一只旧笔，易明堂略过这些，摸了摸夹层，随后抽出藏在里头的一帧照片。

那是当年他们五兄弟唯一的一张合影。都是青葱少年，个个头发剃得极短，圆咕隆咚的青皮脑壳，为了拍照，他们都换上平日绝少穿的衣裳，有人是棉布长衫，有人是衬衣配时髦的吊带裤，他则穿了一身学生装。别看五兄弟平日里要么吊儿郎当没个正形，要么抱负满腔侃侃而谈，可对于入照相馆拍照这回事都拘谨得很，再跋扈飞扬的个性，一对上灯光镜头，莫名其妙都带了些没来由的紧张，缩手耷肩，笑没好意思露齿，一个个宛如缠脚娇娘，娇羞僵硬齐上，装腔作势皆来。

他记得很清楚，照片洗出来后大家都互相取消，因为平时绝不会看到彼此那样的神情。

然而就算怪里怪气，却并不妨碍相片上几个年轻人触手可及，几乎要满溢出相纸的青春活力，那可真是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的好时光啊。那么人事变迁，光阴荏苒，那场面想起来依旧栩栩如生，如在眼前。那天镁光灯碰的一声炸开绚烂的光彩，拍完后五兄弟依然保持正襟危坐，一直等照相师笑嘻嘻说拍完了，他们才恍然大悟，猴子一样个个蹿了起来。有人开始手贱到处乱摸乱碰，有人闲不住蹿到照相师傅身边问东问西，有两个干脆自己比划开，他们中除了最小的五弟外个个身手不差，腾挪翻动，全是打小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奠定出来的童子功。

那时候他脸上还未有那道可怖的伤疤，大家也还没有死的死，散的散。

记忆中的画面至此戛然而止，易明堂垂下眼睑，默默将照片藏好，再度仔细地关上小藤箱，重新安置在柜门顶上。

若不是打开藤箱，他几乎都要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一诺重千金的少年。

曾经他也像贺爷那样，哪怕单枪匹马，也敢转手提刀递给对头。

他禁不住想，如果今天易地而处，如果他是贺爷，会不会把事情做成这样一个结局呢？

答案多半是不会的，贺爷坦然受死，说到底不是为了一命还一命的所谓公平，也不是因为报了杀子之仇后了无牵挂，甚至于和顺帮那些弟兄，他也不是为了避免他们与对方帮会发生不必要的械斗。

他为的是自己信了一辈子的某种东西，那个东西传承了几百年，帮会中的红棍先生们据此得以教导大家安身立命，行走江湖。

那个东西高于性命，它或许不叫关二哥，不叫满天神佛，它的名字林林总总，莫衷一是，然而它确乎存在，即便时事纷扰，人情衰微，却也总是存在。

易明堂眉目漠然，将合影放回原处，轻轻盖上藤箱后叹了口气。

他想，他到底跟贺爷不同，大清朝没了，远在北京的政府形同虚设，各省纷纷独立各为其主，这是一个注定风云多变的乱世，贺爷信奉的那一套，一翻过辛亥年就成了老黄历。

老规矩死了，新规矩却未见着一丝半点，人的心里早已荒成一片空城，还剩下什么呢？

无非是于残垣断壁的往昔中抓着些许简单却实在的念想，比如别欠债，比如别许诺，因为欠债是吃一根鱼刺，要拖三年航船，因为一诺既定，便只能万里无阻，由不得你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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