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天罪之政治天（上）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相似的，“文化”和“政治”之间也同样具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文化”是一定的虚拟的思想内容（文）与一定现实事物相互对应链接，相互作用影响（化之）构成的整体效应（文化）；单独、孤立的“文”本身，或者具体事物（包括各种文化书籍、文物、文化人等）本身都不能够算“文化”，只有形成一种整体动态效应才是“文化”；即“文化”既要有“文”的组成部分，同时还必须有“化之”（转化、变化、转变）的效果。&29378;&20154;&23567;&35828;&65306;&109;&46;&120;&105;&97;&111;&115;&104;&117;&111;&46;&107;&114;

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都不能够被固定的“物”和“形”所禁锢框架，都需要一种可以自发进行“变化、转化、转变”的过程或功能；这种功能从“我”的层面讲就是“灵我”智能效应的形成。

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为什么会导致“文化天”的衰亡呢？

因为它把“文化”进行物化、固化、绝对化处理了，这样“文”就无法被充分“化之”（转化、变化、转变）了，这样的“文化天”就逐渐僵化、停滞了，最终彻底丧失生命活力而衰亡、毁灭。

因此，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长期奉行就是对“政治天”和“文化天”的一种犯罪（天罪），这就是刍狗要讲的主题。

同样的道理，“政治”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不能够完全被固定的“物”和“形”所禁锢框架，也是一种虚拟精神思想层面的存在，与具体现实社会之间的对应链接、相互作用影响……

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政治”的概念：

“政治”是由“政”与“治”共同构成的词组。

而“政”字是来源于“文”的，即“政”，ｚｈèｎｇ，从“正”从“攵”。可以理解为“文正”或“正文”，而“正”是正大光明、匡扶正义，“文”就是文化中的“文”；前面我们说过，“文化”是包罗万象、无穷无尽的，所以称之为“文化天”，那么，如何面对、处理这些错综复杂、体量巨大的“文化天”呢？这样“政”综合起来就是“纠之使文正”，或“匡正文”。

而“治”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即治理、管理（具体行为），也就是现在政府经常提倡的“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的过程。

简单直译“政治”的含义就是：用正大光明的“文”（这种理论思想）来管理、治理天下、社会、国家。

所以，“政治”的本质一种“文”被“化之”的过程。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政治”也从属于“文化”现象范畴的一个类别。

一般字典上的政治解释是：

“政治”是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

“政”是方向和主体，“治”是手段和方法，治是围绕着政进行的。

（这其实就是一种“文”被“化之”的过程，所以从属于“文化”）

从人类社会学来讲，政治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少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法语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德语Ｐｏｌｉｔｉｋ、英语ｐｏｌｉｔｉｃｓ），都来自希腊语πολι，这个词可以考证出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荷马史诗》中，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

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简称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后又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

因此，“政治”一词一开始就是指城邦中的城邦公民参与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

中国先秦诸子也使用过“政治”一词。《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

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

“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

……

总之，不管是东方文化中的“政治”概念，还是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概念，都是一种“动态”系统——既有思想文化层面的存在（文），也同时具有具体实际行动、实践的管理、统治、治理（化之）过程；而且政治活动会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庞大动态体系，所以可以称之为“政治天”。

可是，由于人类社会长期奉行各种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政治体制，导致“政治天”逐渐被物化、固化、绝对化，最终变成僵死的机器、僵尸，而让国家逐渐腐败、腐朽、衰亡就成为必然。

我们就以大清王朝的“政治天”为例：

首先，

大清王朝是如何兴建起来的呢？

刚开始，大清王朝只是一个兵力只有十万，总人口不足８０万的少数民族部落小国，面对的大明王朝则是有上亿人口，兵力上百万；一个是部落小国，一个是庞然大物的天朝大国，为什么这个部落小国敢侵略、攻打这个庞然大物？最后竟然彻底推翻了这个天朝大国，建立了自己的大清帝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明王朝的腐败、腐朽，让看似庞然大物的天朝大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际上脆弱的不堪一击；而导致这种社会局面的根源则是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政治体制。

可能有人说，刍狗，你这种观点有何依据呢？

其一，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彻底确立“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体制”的朝代，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蚂蚁管控大象”的集权垄断的实体管理的最好证明。

前面我们在“慈禧和维多利亚女王”章节就指出：清朝的体制是沿袭明朝的制度，明朝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是七、三开，已经很中央集权了，而清朝更加过分，最高时候达到中央财政占８２％，而地方财政总量只有１８％，逼迫地方官员必须通过腐败才能够正常生存。

其次，明朝常常被很多史学家成为“黑暗的时代”——例如君主专制，宦官滥权，特务横行，党争不断，苛捐重税，士人苦闷等等。

其三，明朝也是一个没有特点的朝代，停滞的朝代，与秦汉隋唐宋这些汉人王朝相较，无论典章制度还是文治武功，明朝都显得黯淡。

由于高度中央集权，各种“禁言、禁文、禁行”让国民和士大夫的思想和行为都被朝代高度禁锢束缚着，丧失自我个性，国家长期发展停滞。

……

可能有人会疑问：清政府也是沿袭明朝的体制，也是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政治体制，为什么清朝打败了明朝而成功统治整个中国了呢？

前面刍狗说过，任何一个组织群体要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都需要一个“宗教信仰”的成分，而且这个宗教信仰的成分不能够是一个固定的实体物质，必须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就比如宗教信仰中的神灵）；而这种“宗教信仰”的虚拟成分也可以看成是“文化”中“文”的部分。

没有信仰的人是盲目混乱的，没有信仰的组织、国家也同样的割裂的、混乱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同样组织、国家无信也不知其可！

单纯从“信仰”的层面讲，“信仰”是由“信”和“仰”共同构成的，而“仰”就属于趋势方向上的特征，是“时空”层面的量，而不是具体固定的量；或者说“仰”是相对的量，而不是固定具体的量，只有那些更加久远、更加伟大、更加崇高的对象才能够被“仰望”，一旦成为固定的量，而且信仰者都超越信仰对象了，那么“仰”的功效就丧失了。

比如，一个地上站着的人看“高山”（信仰对象）需要“仰望”，如果是看脚下的“蚂蚁”（信仰对象），还需“仰望”吗？

你再“仰望”就看不见它了，必须低头“俯视”它的存在。

刍狗这里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精神驱动力；而宗教信仰则是一种群体性信仰，一种集体精神凝聚力量；一旦这种信仰对象被物化、固化，这样“信仰”就停滞了，就僵死了，就丧失了持续作用影响力了。

比如，假设一个人最大的理想、梦想、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个面包，在没有实现它之前，这个人会积极行为来实现它；而当他轻而易举实现它以后，这样人的思想就变得无所适从了，就丧失方向目标了。

比如，假设一个宗教信奉的神灵原来就是一个木偶、就是一个普通动物，在广大教民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会无限的神化它；一旦广大教民知道这个偶像只是一个普通物体，毫无神奇之处，那么整个宗教信仰体系就崩溃了。

也就是说，信仰或宗教信仰都必须具有“仰”的成分，一旦信仰或宗教信仰被“物化”、“形式化”变成一种固定物体对象，则“仰”的功效就失去了，最终导致整个信仰体系也失去了灵性和生命活力。

表现在“政治天”层面，“政”其实也属于一种社会政治方向性的指引，相当于“信仰”中的“仰”的功效；一旦整个社会奉行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政治体制，“政治天”逐渐被物化（集权垄断）、固化、绝对化，那么这种方向性的渠道力量就失去了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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