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来举手答道：

“我觉得，回应超车的方式至少有两种。

第一种，可以加速超过对方，‘教训他一下’，但被教训的人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之前超车了——于是这一行为构成了挑衅。

——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指教’，而且即便接受了，这么做也不太可能会给你带来任何长期利益。

第二种，也可以选择利用‘非正式’的交通信号，比如竖中指。

或者按澳大利亚目前正流行的做法，向对方竖小指，因为澳大利亚道路交通管理局的一则广告称，超速或野蛮驾驶是一种缺乏自信的矫枉过正的做法。

如果对方注意到了你的行为，你会感觉自己胜利了，但如果对方又竖起一根中指回敬你呢？

最后，就算我们想对不文明的司机表示不满，信息往往也无法送达。

而我们依然会为此抓狂，但却没人会看到。

回答完毕！”

薛老师微笑着点点头，接着说：

“嗯！回答不错！

卡茨认为，我们在驾驶室里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表演，愤怒地‘上演道德的戏剧’，我们扮演其中蒙冤的受害者和‘复仇的英雄’，但这往往会招致更惨烈的交通事故。

仅仅咒骂对方还不够，我们还会变得愤怒。

‘愤怒的司机成了一名魔术师，’卡茨说，‘被自己的魔法蒙蔽了双眼。’

不知道同学们平常注意过这种情况没有。”

大家纷纷微笑着点头道：

“注意过！是的，是这样子！”

“嗯！很形象！很生动！”

“魔术师，有意思！”

……

薛老师接着说：

“卡茨还指出，作为这出‘道德戏剧’的一部分，为了赋予这次遭遇一个‘新的意义’，我们有时会试图在事后搜集一些关于不文明司机的信息；

与此同时在脑海中设想，恶人可能会是谁，最后再给戏剧编造一个合适的结尾。

这就好比道路版的‘基本归因谬误’。

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意思是人们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个人的内在特质；

同时，基于“行动者–观察者效应”，我们又往往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特殊情境下的无奈之举。

一般的人大概从未从后视镜里看着自己，心里嘀咕着‘蠢货司机’。

心理学家认为，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希望更好地掌控当前的复杂局面。

另外，训斥超车的‘蠢货司机’，比全面分析导致这一行为的各种成因要容易得多。

就连对交通方式的选择，似乎也深受基本归因谬误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当骑车人违反交通规则时，汽车司机会认为他们鲁莽且无法无天；

而当汽车司机违反了交通规则时，别的司机则往往认为他们是受环境所迫。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愤怒似乎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身份感——又一个被交通吞没的人类特征。

司机被弱化成一个品牌，或一串没有名字的车牌号。

我们在这片匿名的海洋中寻找点滴意义：想想看，每当看到和你车型相同的车辆或归属地相同的车牌时，你是不是有种略带惊奇的喜悦？

一些司机，尤其是米国司机，想通过个性化的车牌来彰显身份，这无疑是徒劳的。

不过，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你真的希望用区区7个字母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吗？

——况且，你为什么想向一群不认识的人证明自己是谁？”

这时，严明理同学举手道：

“薛老师，我觉得吧，米国人似乎热衷于在昂贵的汽车上粘贴廉价车贴。

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子女天资过人，诙谐地告诉人们‘我的另一辆车是保时捷’，或巧妙地暗示自己经常去某地度假。

这种行为似乎只有米国人热衷，很少会有德国人开着贴有诸如‘我是德国人我自豪’此类车贴的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

在任何情况下，在路上向他人昭示自己的身份都会带来诸多问题，因为司机将自己的身份意识转移到了车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薛老师笑着答道：

“按照卡茨的说法，我们成了‘半机器人’。

汽车成了我们的自我。

‘开车时，你将自我意识放大，’卡茨说，‘前方几百码开外的地方有一辆车变更了车道，你立即感觉自己被加塞儿了。他们没有碰到你，也没有碰到你的车，但你得调整方向盘，并且加速、减速，由此，你放大了自我意识。’

我们会说‘别挡我的路’，而不是‘别挡我和我车的路’。

似乎只有司机会受到身份意识的困扰。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乘客很少像你一样被这些事情激怒，一旦发生纠纷，一些喜欢指手画脚的讨厌乘客甚至会说是你不对。

这可能是由于乘客看问题的角度更客观。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身份意识和车绑在一起。

分析司机和乘客在模拟驾驶过程中的大脑活动，研究人员发现二者被激活的神经区域不同，他们实际上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司机在驾驶速度和保持车距方面更加随意。

仿佛如果没有旁人，就没有任何羞耻感，他们便会委身于汽车。

就像许多其他日常烦恼经常会被写进歌词一样，查莉·莱特那首脍炙人口的乡村歌曲就简明扼要地将这一情形展现了出来。

歌曲中的主人公抱怨道，一位‘开小型货车的女士’看见她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车贴，便向她竖起了中指。

‘她自以为明白我的立场/她自以为明白我的信仰，’莱特唱道。

就因为越野车上贴了一张米国海军的车贴吗？”

何建国举手回答道：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围绕身份产生的苦恼——主人公苦恼于自己的身份被他人妄加定义。

然而，她可能也有些反应过度——除了越野车上的车贴，难道还有其他途径可以了解你的立场和信仰吗？

况且，如果你讨厌被归类，为什么当初要贴这种容易被归类的车贴呢？

在没有任何明显人格特性的情况下，车贴的确传递了许多信息。

回答完毕！”

薛老师说：

“嗯！回答得不错！

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实验证实了这一点。

加州黑豹党和警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在实验中，15名受试者在车型和外观各不相同的汽车尾部贴上了醒目的‘黑豹’车贴。

这组人在过去一年里都没有因为违反交规而被处罚，但贴上车贴仅仅两周，他们就被处罚了33次。

有种观点认为，给汽车粘贴明显标记的人或因妨碍交通而被区别对待。

针对此种观点，有人倡议在车牌上打上‘红字’式的特殊标识，比如，俄亥俄州有人建议在车牌上标明性犯罪者的身份，澳大利亚则有人建议使用‘hoons’一词来代表野蛮驾驶的司机。

被冒犯的主人公做了几个假设。

首先，她假定对方因为车贴而向自己竖中指，而实际上可能是对方认为她开车太野蛮。

另外，会不会是因为她开着一辆越野车四处游荡，严重污染环境，将行人和其他司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并且加深了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

其次，歌词中提到‘开小型货车的女士’，并与后来提到的‘私立学校’联系在一起，这其实赋予了小型货车司机一个负面的刻板印象：

小型货车司机比越野车司机更精英主义。

这其实说不通，因为越野车通常比小型货车贵。

所以主人公凭主观臆断指责小型货车司机，但自己却犯了同样的错误。

路上的第一印象往往也是唯一印象。

和美剧里的酒吧不同，路上的人互不相识。

匿名性就像一剂特效药，带来了一些古怪的副作用。

一方面，由于我们感觉没人看着我们，或者说没有熟人在看着我们，车内空间便成了自我表达的理想场所。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接受调研的大部分司机都表示，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希望驾车时长至少达到20分钟。

司机渴望一段独处的‘自我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唱歌、享受重回少年时代的感觉、暂时挣脱工作与家庭中的角色限制。

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许多人喜欢在车里哭泣。”

同学们一起惊呼：“啊——？”

薛老师笑眯眯继续道：

“此外，还有一种‘挖鼻孔因素’。

研究人员在车内安置摄像头，以此研究司机行为。

据研究报告显示，司机过不了多久就会‘忘记摄像头的存在’，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挖鼻孔。

另一方面，米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经典情境心理学研究显示，匿名性鼓励了野蛮行为。

1969年，津巴多在一次著名的研究中发现，蒙面的受试人员愿意向他人实施的电击量是未蒙面者的两倍。

一旦没有了人类的身份和人际接触，我们就会表现得残暴。环境变了，我们也变了。

交通中也不例外。

能够调节温度的车内环境代替了面罩。

干脆超了那辆车吧，反正你不认识他，今后也不会再见到他。

干脆加速穿过小区吧，反正你也不住这儿。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把一辆车置于十字路口，停在几辆敞篷车前面，并让这辆车在绿灯亮起后故意停着不动，随后测量后方司机多久以后开始鸣笛、鸣笛的次数和每次鸣笛的时长。

研究人员发现，与车篷关闭的车相比，车篷敞开的车鸣笛速度更慢、次数更少、时长更短。

当然，原因可能是敞开车篷的司机情绪本来就比较好，不过研究结果依然表明，匿名性会助长暴力行为。

马路就像网上的匿名聊天室！”

说到这里，薛老师顿了顿。

同学们有些迷惑地说：“为啥呀？怎么马路就像网商上的匿名聊天室呢？”

看到同学们的胃口被吊起了，薛老师继续说：

“我们在聊天室里隐匿自己的身份，对周围人的了解也仅限于他们的网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在网络空间已经不复存在，心理学家将之称为‘网络松绑效应’。

在网络匿名性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开车行驶在路上时也是如此。

在这个公平的平台上，人人平等，个体的自负心理也极大地膨胀了。

只要不犯法，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很不幸，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再愿意遵守社交中惯用的礼仪，因此语言也变得尖刻、粗鲁、简短。

在网络聊天室里，个人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那里的人并不是面对面交流，做出负面评价时也不假思索。

他们完全可以惹恼别人，然后自己下线；在马路上也是一样，他们可以对某人竖起中指，然后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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