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汽车文化》课程。

薛老师说：

“今天我们来学习——为什么总是旁边车道的车快？

大家看：

任性的暴脾气司机喇叭失灵，小心我竖中指。

——这是某保险杠的贴纸。

大家可能在马路上都看到过。”

薛老师幻灯片里面放出来保险杠上的贴纸，大家纷纷议论。

“还有比这更搞笑的，我是新手，不要急！”

“别亲我！”

……

薛老师接着说：

“这篇文章挺有意思，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来讲述对汽车又爱又恨的感受。

1950年的迪士尼短片《疯狂摩托车》中，可爱的笨狗高飞扮演典型的行人‘步行先生’。

步行先生是个‘好公民’，诚实有礼貌，他会吹口哨回应鸟鸣，并且‘连蚂蚁都不忍心踩死’。

然而，一旦步行先生坐在驾驶位上，奇怪的现象就发生了，他‘整个人都改变了’。

他变成了‘车轮先生’，一头迷恋权力的‘失控的怪兽’。

红灯时他与其他车辆一争高下，还把道路看作个人财产。

而当他打开车门，解除‘个人装备’，就又变回了‘步行先生’。

虽然他也知道“其他人对他的看法”，但一坐回车里，他就被‘车轮先生’的人格操控了。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同学们纷纷举手。

陈霞同学获得了发言机会，回答道：“我觉得，其实吧，迪士尼的这部短片，以绝顶聪明的简单办法揭示了生活中一个常见而独特的事实：行为决定了我们的态度。”

薛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说：

“是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的好：

我和笨狗高飞一样，也饱受多重人格障碍的痛苦。

身为纽约人，我经常步行。步行的时候，汽车在我眼里是个恼人之物，吵闹且污染环境。

车里的司机全是外地醉汉，只看手机不看路。

而当我开车的时候，我又发现行人突然间特别招人烦，他们一边听着ipod，一边快活地摇头晃脑，过街时根本不看路。

而当我骑自行车时，飞驰而过的汽车不但威胁着我至高无上的健康，还对我这种环保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

心不在焉的行人也让我心烦，他们似乎认为，不就是一辆自行车吗，是可以闯红灯的；

而当我以25英里的时速从他们身旁呼啸而过的时候，他们又被吓了一跳，对我愤慨不已。

我猜想这样的事情在你身上也发生过，我们且称之为‘典型偏见’。

典型偏见部分与我们被扭曲的感知有关，部分与对地盘的控制欲有关。

比如共用一条道的骑车人和行人冲着彼此大喊大叫，或是一辆尺寸超大的婴儿车，就像马路上的越野车，凭借庞大的体积强行霸占了人行道。

然而，当我们从行人变成了驾驶员，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就发生了。

迪士尼短片所描绘的‘个人装备’，也许并非全然不切实际。

法国研究人员针对行人死亡事故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有相当数量的事故与‘模式转变’有关。

这份研究报告指出，司机下车之后似乎依然以为自己刀枪不入。

同学们，从心理学会分析，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周利民同学举手回答：“心理学上讲，这种情况应该是‘行为异常的司机’吧！”

徐丽梅说：“也可以说是‘路怒症’患者吧！”

薛老师点点头道：

“大家回答得很正确。

其实吧，‘开车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句话长期以来影响巨大。

这句话最初被用在‘经常肇事的司机’身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汽车保险费不仅与驾龄挂钩，还与信用记录挂钩。

细想一下便会得出结论：信用不佳的人在道路上也容易做出冒险行为。

然而，低信用评分与高额保险损失之间的关系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至于为什么生活方式会影响驾驶行为，原因则相对不明确。

对此类问题的调查通常会用到问卷，而人们给出的回答可能会存在各种偏差。

比如，下面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回答：驾车时你像个疯子吗？”

丁志远回答道：

“一般而言，这些问题都得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结论：‘寻求刺激、喜欢冒险、争强好争’的人，开起车来往往无所顾忌。

就算没听过这个结论，我们也知道，那些不怕死的司机根本不会去规避风险，稳妥、正常地开车，对不对？

野蛮驾驶通常被认为是不良或粗野的行为，用了‘路怒症’这样的字眼，就显得与医学沾点儿边。

‘开车暴脾气’也是个实用的别称，巧妙地弱化了野蛮驾车行为不成熟的一面。

回答完毕。”

薛老师接着说：

“咱们与其思考为什么有些人一开车就容易变身杀人狂魔，不如思考一个更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不一样？

这不仅是性格上的变化，而是整个人都发生了改变。

在马路上行驶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努力坚守自己的人性。

想一想，语言这一人类最显著的特征。

开车时，我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沉默的。交通语言没有复杂的词汇，没有微妙的面部表情变化。

出于安全和经济因素的考虑，交通语言被缩减为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基本信号，只传递最简单的含义。

研究显示，这些信号常常被误解，尤其是新手司机。

举个例子，戴维·罗韦牧师是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城郊富人区教堂集会的组织者，他还是绿日乐队的歌迷。

戴维说有一次在路上开车时看见一辆车的保险杠上贴着绿日乐队的车贴，便鸣笛以示友好，结果对方竖起中指回应他的善意。

即便是正式的信号，有时也会令人迷惑：一辆车一直开着右转向灯，司机究竟是准备右转，还是忘记了将转向灯关掉？

很不幸，我们无法向司机询问他的真实意图，否则极度愤怒的情绪可能由此爆发，并脱口而出：‘你到底转不转弯？’

但你无法对他发问，也无从得到答案。

无法与对方交流让我们非常沮丧，于是我们便粗鲁地打手势或鸣笛——这可能会使暴脾气司机对你产生误解。

或许别人也对你鸣笛，听到莫名其妙的喇叭声，你怒火中烧——干什么？！

——结果发现，对方只是想提醒你汽油箱盖子没关。

‘感谢！祝你愉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杰克·卡茨认为，驾驶过程中的交流沟通充满了类似的‘不对称’。

卡茨著有《情绪如何影响我们》一书，他告诉我：‘你能看见，但别人却听不到你说话。你彻底失声，你尽可以大喊大叫，但没有人听得见。’

这种‘不对称’还有一种表现方式——你总能看见别的司机犯错，却看不到自己犯错。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前市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他雇用许多哑剧演员站在街边，模仿那些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和司机的行为。

此外，司机驾车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其他车的车尾看。

从文化层面来看，这种行为与人类的‘服从’意识息息相关，交流也因此成了单向的活动：你看着一群司机，他们却看不见你。

‘就好比你和走在你前面的人说话，而不是和他人面对面地交流，’卡茨说，‘我们盯着每个人的车尾看，这可没法实现人类沟通的最佳效果。’

卡茨认为，这种沉默让我们抓狂。

我们渴望说点什么。

研究人员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在车里假装测量司机的行车速度和距离感，其实是在观察研究对象听到其他司机鸣笛时的表现。

研究人员给研究对象下达指令，让他们在停车标志旁停车，然后另一名研究人员假扮司机，把车停在研究对象车后并鸣笛。

虽然鸣笛者听不到，但超过3/4的司机都以言语对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

超车通常被认为是粗鲁甚至怀有敌意的行为，超车的司机也无法辩称自己的行为毫无恶意。

而由于车流的速度很快，此类行为也不太可能有其他目击者——没有人会和你一起摇头谴责：‘他怎么能做出超车这种事？’

请问，回应超车有几种方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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