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高竟从回鹘凯旋，时光又过去了两年。

关中的长安城，曲江处依旧浩淼美丽，可和昔日相比，总少了点雍容华贵的氛围，成为平民的游乐场所。

因为大部分官员迁徙去了新落成的邺城，他们原本持有的华宅和郊区的田地，只好用相对低廉的价格抛售出去，最气恼的非淮西平章事李吉甫莫属，他家原本在长安的宅院，在堪舆学上是“玉杯”地形，可世代为执政宰相，现在没了，于是李吉甫便在邺城的新居，也做了一模一样的布局，才稍觉心安。这两年是长安旧权贵官僚大批离去的两年，也是长安城富商和匠师们最惬意的两年，他们的力量和产业更加壮大，于是聚集在西明寺内，也商议起来，说我们关中人杰地灵、财富雄厚，过去因李唐政权坐落在此，农商要供养皇族、百官和军伍，所以负担尤其沉重，现在他们全都去了邺，那我们何不合帮，也搞起“关中商行”来，自立大质库，专门做四方的生意呢？

大家一拍即合，都城在我们这里有利有弊，都城不在我们这里也是有利有弊，关键在于如何变弊为利才好。

于是关中商行不但组建起来，还初次使用了种“千金簿”的制度，即召集合伙人，造册将每人的投资额度、利钱额度给一条条理清楚，集中人力财力做大买卖，接着他们就打起来河东、祁山、仇池的食盐，剑南遂州（韦皋主政时期创建起来的，蜀地人很久后依旧思念韦皋，称其为韦王，立庙祭祀，德威流布云南，名气和灌口二郎、梓潼神并驾齐驱，百年后唐朝的民间信仰，韦皋独霸云南和剑南部分，吴彩鸾独霸江南西道、湖南，能主保人的财运、博彩运和考试运，杜佑则在岭南、安南，高岳呢大部分香火在淮扬淮西和山南西道，少部分高王庙则在遥远的安南，日本和新罗也有他的神社祭祀，他妻子崔云韶鬼使神差，成为保佑登莱、淮扬出海商船的‘韶娘娘’，灵虚公主的信仰则多在恒冀间流行，说是能庇佑妇人的婚姻、织造......当然还有帝天教，则迅速扩展到朔方、河东、回鹘乃至河陇，势力更为茁壮）的蔗糖，还有汧陇、会州一带的木材这些物资的主意来，还把山南西道和荆湖的茶叶、棉布，往西域贩卖。

很快，关中商行也异军崛起，当宰堂以每年按额缴纳济贫钱和商税为条件，决议授予行省商镇自治权力后，他们全都离开长安城，开始聚居于新丰、云阳，乃至西面的汧源等镇经营产业，并开始投资关中的农业和水利，只在长安城留下奢华宅邸而已。

当然商人是逐利的，在其后的岁月里，淮扬、两浙和岭南的商行会帮，凭借着敏锐的嗅觉和便利的海洋交通，开始革新投资更多的技术，逐步蚕食内陆的市场，都想独霸这天下的利润，斗争尤其残酷激烈，这是后话不提。

同时，崭新的邺城也大功告成，魏博大名府内的田季安得到消息后，立刻和妻子元芸，并带着大母嘉诚公主，坐上新近在内陆风行的“回鹘大车”（德阳公主逃回来就是坐这种车辆的，回鹘先前就叫高车族，以擅长制造车辆得名），离开大名府，直驱到邺城，在北大市魏博商馆旁侧购置片土地，营建了座豪华宅第，以表示对宰堂的支持，及和武力割据的彻底分道扬镳。

此后余生，田季安、王士真、程怀直、刘澭、张茂昭等，及其家人皆得善终。

王武俊则没能看到新邺城，提前在长安薨去，承岳还前来奔丧，朝廷依旧追赠，算是保住其和成德军的晚节。

当然对宰堂而言，安置厚养几个交出权力的节度使问题不算大，对于魏博、恒冀的士兵处置也十分合宜：得到邺城安置地的他们，此刻又被组织起来，马不停蹄地去整修邺城通往太原的道路了，所需花费也由宰堂和商帮们商议分担。

真正成问题的，还是旧方镇将校层的处分，魏博、恒冀、幽燕、易定、沧景，部分将校留用或迁转掉了，但合计一起仍然有四千余，暂时于各处武道学宫内“教习培训”，俸禄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微薄的，现在有不少人组成“同乡会”，在扬州、邺或洛阳游荡，不然就是强行用低廉价格从商队那里横夺货物，摆在草市上强行贩卖，各地治安就此受到很大的恶劣影响。

邺城铜雀台的“宰堂”，拥有五十个厅堂的巨大衙署，且其处于台城和城墙之内，当得是开天辟地的建筑独创，执政们和地方的行中书省平章事们，这时候分为了两大派别，即“海东派”和“南下派”。

现在西北和东北的边塞都平安下来，北地各异族也纷纷通商进贡，但最大的问题症结，对海东派和南下派是一致的，那便是缺钱，经经界法和砧基簿打算，皇唐现在直辖的人户，已达到六百八十余万户，人口大约三千到四千万，物质生产也蓬勃复兴，可正如芝蕙曾对高岳抱怨的是，天下转通的金银铜币数量不足，“钱重物贱”的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

江南西道、淄青，最近勘测出储量巨大的金银矿产，不过经宰堂和三司的测算，用来铸币还是有不足之虞。

所以“海东派”以高岳为首，主张组织远征军，一来把富余的将校编入进去，威逼倭国打开大门，在九州太宰府、濑户内海及难波津，公开接受国家和民间的“无限贸易”，且海东商社摩拳擦掌，已死死盯住倭国的几座金银矿山，是势在必得；

而南下派以剑南行省平章事杜佑为首，接受岭南、剑南和关中商会的建议，同样要组成一支远征军，也把富余将校编入进去，征讨南诏，目的是将南诏富有的铜、银收入囊中。

高岳清楚，其实不管是海东还是南下，皇唐的宰堂风气已经有巨大变化，那就是宰执们聚在一起商量国政外交，已不再以“仁义威德”，而是直接以“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银，流入到海内里来，让货物价格能提升，让农、工和商人一并得到利益实惠”为衡准，非常务实。

最终高岳拍板，毕竟他依旧是宰堂执政，且仍然是太子太师，“哪派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输入，就执行哪面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