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颇繁难，家事亦多忧，雪上加霜，霜上加雪，老病日侵，每况愈下，曾国藩的桑榆暮景应该说是比较惨苦的。

他来直隶之初，未带家眷，享受不到天伦之乐，又加公务繁多，整日困于簿书之中，萧然寡欢，便开始考虑接来眷属的事情，不过也颇费踌踏：自己若不会长呆畿辅，何苦让眷属跟着自己来回折腾担险受罪呢，何况夫人又有病在身？让家眷回湖南老家吧，一则那样还是两处分居，无团聚之乐，二则纪泽要专管家务，恐荒了他的学业，而纪鸿也难免得南北奔波，很是麻烦。但是，与家眷两处分居相互没个照应到底不便啊，思来想去，曾国藩还是打算把眷属接来，于是写信和纪泽商量。同时，他还打算买个小妾伺候自己。听说北地的女子“性情多半乖戾”，他便嘱儿子“备银三百两”，托人在南方购买，并特别嘱咐，“言明系六十老人买妾，余死即行遣嫁”，至于条件也决不苛刻，“但取性情和柔，心窍不甚蠢者，他无所择也”。但此事没有落实，而眷属倒是很快接来了。

其实，以前曾国藩曾有过一次买妾之事。那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移驻安庆临时衙署后，那时家眷尚在老家没有接来。曾国藩此番买妾，倒未必是“花心”作祟，而主要是为找一个照顾他病体的女子。“蟒蛇投胎”的他患顽固癣疾，痒得时常抓挠，甚至影响晚上睡眠。因当时身边无人照顾不少人即劝他纳一小妾，晚上同眠可为之挠痒。据说，欧阳夫人在这件事情上很是开通，毫无妒忌之意。曾国藩的弟弟们更是着力撺掇，其时尚在世的国葆亲自为乃兄择人，曾买下一位詹姓女子，让国藩相看。曾国藩在日记中留下了“因往一看视，体貌颇重厚，特近痴肥”的记述。不知是总督大人没有相中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此亲未成。不日，曾国藩即另行纳了一个陈姓女子做如夫人。此番是由曾国藩亲军中一个叫韩正国的营官做媒。这位女子刚刚二十一岁，整整小曾国藩三十岁。她是湖北人，还能识读习字。至于长相，曾国藩在日记中留下“貌尚庄重”的评语，想必是比前番相看的女子中意。十月二十四日，陈氏女子被接人曾国藩公馆。中午饭后，人室向曾国藩行礼。仪式简简单单，这位如夫人便算是纳成了。

陈妾的父亲为乡村塾师兼行医，母亲为家庭妇女。她自己性情温和，在督署中能谨守规矩，除日常居所外，只到过署内后院数次，而前院终未一至，足迹仅至厅堂帘前为止。她尽心尽力地服侍曾国藩。曾国藩睡前有洗脚的习惯，陈氏便总是事先备好热水，到时帮他洗搓，睡下后则为他细心挠痒。日常的家务事，也操持得井井有条。

陈妾患有肺病，这是曾国藩事先所不知道的。刚纳人督署时症状还较轻，几个月后便严重起来，开始吐血，最后卧床连饭也吃不得了。懂医的父亲知道她得的是不治之症，曾国藩不惜花费，还是让她服药治病。不过，与她同寝是不合适了，便由其母亲陪伴照顾她。这天，曾国藩与人谈话到深夜，感到很疲倦，躺下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过了好一会儿，刚刚蒙昽睡去，忽然又被号哭声惊醒。原来是陈妾死了，她的母亲大放悲声。曾国藩起来到陈妾的寝室看视，见人确是死而无救了。这时是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一日凌晨。算来，陈妾纳进大约十九个月的时间。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可怜女子，就这样命归黄泉了。曾国藩还是正正规规地为其办理了丧葬事宜。五月三日辰刻出殡，先暂厝于龙王庙，到五月二十一日葬于安庆城西十余里茅岭冲山中。

曾国藩对陈妾的印象还算不错，但对陈母十分讨厌，曾在家书中这样说：“此女性情尚属平和，惟其母贪而且很（狠）。因女病常住此间，（其女）若渐染母教太久，亦必变成很（狠）性，殆非吾家之福。今女既物故，母之技亦无所施矣。”在陈妾安葬之后，其母也就被打发了出去。从此，这门亲事就算告结。

尽管这段“姻缘”不长，但却颇为舆论垢病，倒不是因为纳妾之事本身，那个年代像他这样人物纳妾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主要是因为那是在“国丧”（咸丰帝死）期间，官员婚娶是违大禁的，也有悖于名教要求。曾国藩这个以崇奉理学、注重修身、笃行忠义相标榜的人物，竟然在国丧期间秘密纳妾，所以有人指责他说“违制失德莫过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

数年之后，曾国藩来做直隶总督的这时，买妾之事却有议无成。顺便交代，及至他回任两江总督后，于同治十年（1871年）秋间，又有人为他买下一婢，欲让其纳为小妾。曾国藩再三考虑最后还是作罢。他主要是觉得自己“精力太衰，理不久于人世，不欲误人子女”，故不受纳，请媒人“为之另行择配”。这样看来，曾国藩倒是做了件有德行的事。当时，连曾国荃都极力怂恿乃兄收纳此婢作妾，说什么“耄耋期颐，乃兄固有之寿，倘得少阴以扶助老阳之气，益觉恬适有余味矣”。意思是采阴补阳对身体和精神无害有益。他还竟以自己纳妾之事现身说法地劝导乃兄，说“弟妇去年曾将其婢女纳为弟之侧室，弟比未允，今年秋冬，竟不能不挽回其初意，以就弟妇之意。此固无关一生之大者，随其心之所安而已”。到底，曾国藩没有听乃弟之劝。果真，他不久就撒手尘寰，若是生前再纳一小妾，岂不真误了人家女孩的一生？当然，像这种事情在若辈中有些人根本是不会去想的。

关于曾国藩纳妾之事的前后情事大概如此。毕竟原配欧阳夫人和儿女们，才是他的嫡亲。原留金陵的眷属，于同治七年（1868年）初夏来到保定督署。这时老夫人双目已近失明，孙儿孙女也正患病。不日，纪泽、纪鸿也双双染疾，曾国藩“既喜室家之团聚”，又为家人多病而忧伤，在日记中记下“满室呻吟，殊觉愁闷”，“家人多病，焦灼之至”的无奈之语。甚至只好以“天命”来聊以安慰自己，说“每以家中人口为虑，又惦念南中诸弟各家，竟日营营扰扰”，偶思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扶乩，“即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甫（国华）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豪（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从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纯任天命。两者兼图，终吾之身而已”。

及至曾国藩陷人天津教案难局之年，对其家事来说更是一个多事之秋！案发前夕，在保定衙署的他，病症实际已呈相当严重的程度。多时的眼疾愈发加重，右眼基本失明。其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曰：“眼蒙殊甚，令纪泽视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巳坏，因以手遮蔽左眼，则右眼已无光，茫无所见矣。纪泽言瞳人尚好，可望复明，恐未必然。”更要命的是，前边已述及的中风症候。总之，他的身体是够糟糕了。

要说，曾国藩可是一直很讲究养生保健之道的。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三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就作有这样的《养身要言》：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右（按：系按竖行位置）仁所以养肝也。

内有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右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右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右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右智所以养肾也。

从所涉事项看，不但养身，而且养心，身心结合，当不无道理。不过如此与仁、义、礼、智、信连结，未免牵强，这与当时曾国藩迷恋的理学修身不无关系。其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则记下所归纳的“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诀，说“念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此。显然，也颇合科学原则。到晚年的时候，他讲究得更朴实具体。譬如有谓“保身莫大于眠食二字”，效法祖父“每夜用极热水洗脚，颇有效验”；又总结出“养生六事”：“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原注：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并说“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其中有些事项，也是曾国藩自己坚持较好的。然而，讲究养生的他，身体状况却并不好，最终也算不上高寿，除了当时医疗保健水平的限制外，与他先天的遗传因素也自有密切关系。及至在直隶这时，曾国藩反正已是多病缠身，老衰严重了。并且，家中的变故也不断打击着他。

就在他被命回任两江请先入都觐见之时，其长女纪静在湘潭婆家亡故。当时，曾国藩未能及时获知，是他在十月间启程南下，走到山东境内的东阿县境时，接到由李鸿章转来的信函，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这对于曾国藩的恶劣心绪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记曰：“不料儿女中有袁氏女之变，老境颓唐，不堪伤慼！”

老年丧子是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曾国藩的这个女儿，在人世间还不满三十春秋。她自二十岁上出嫁后，一直是在悒郁愁苦中度日的。她六岁那年由父亲做主，与湘潭人氏袁漱六家订婚，袁漱六当时也在京城做官，与曾国藩是湖南老乡兼朋友，纪静即许配他的儿子袁榆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完婚时，公爹已于两年前去世，而曾国藩当时已任两江总督。如此高官之家，妆奁仍守不过二百两银的定规，纪静幼承庭训，力持节俭，不以奁资多少为意。过门后她严守“勤、敬”二字，颇得族中邻里夸赞。但丈夫却是个不务正业的人，懒散怠惰，放荡无羁，甚至尚未与纪静结婚就先纳妾。与纪静结婚之后，不但不听妻子劝告，而且恶习愈演愈烈。曾国藩为了教育女婿，曾让他们夫妇随居署衙，并安排袁婿在粮台供职，但袁榆生胡作非为，封民房，夺娼妓，带人打保甲局，俨然当地一害。有人向曾国藩告发，袁闻讯后吞服鸦片自杀未遂。事后还是恶习不改，行事益加荒唐。曾国藩一气之下与之断绝关系，但还是将纪静送到湘潭袁宅，让她恪尽妇道。这种生活境况下，纪静能有好心情吗？像她这样一个侯门之女，到头来也无奈地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曾国藩的女儿中，婚后境遇不好成为封建礼教牺牲品的不止纪静一人。三女纪琛也有类似长姊的遭遇。纪琛在咸丰六年（1856年）十三岁时被许配罗泽南次子罗兆升，同治元年（1862年）十九岁上成婚。纪琛到罗家后勤劳节俭，孝敬长辈。但罗兆升性情暴戾，其家人对纪琛也越来越不加善待。曾国藩虽对此深感忧虑，但还是坚持用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训诫女儿逆来顺受。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间他在写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这样说：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谨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按：指次女纪耀的婆家，湖南茶陵人氏）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

我们今天看来，曾国藩这个做父亲的，贵至封侯，权倾一方，却竟连自己的女儿也保护不得，岂不是太窝囊，也太残酷了吗？可有什么办法呢？纲常名教这套东西在曾国藩身上是沧肌浃髓的啊！

长女先他而去，他只有徒悲而已。三女纪深在婆家的苦况继续着，他依然无能为力。其实，即使纪耀也不只是婆家“微窘”的不足，她的丈夫陈松生也是个“生性偏执”的人，以致纪耀“亦无生人之欢”。还有做了郭嵩焘儿媳的纪纯，亦备受郭嵩焘侧室的虐待，好在夫妇感情尚好，但结婚仅三年多，丈夫郭依永（刚基）就亡故，时在同治八年的十二月，可怜纪纯年纪轻轻巳成了寡妇。这一切，都令曾国藩挂心而又无奈。像他家这样门第的女儿，绝不能违忤姑翁和丈夫，更不用说有悖从一而终而改嫁了。

不只儿辈，其孙辈也接连有不幸之事发生。在眷属于金陵尚未北上的时候，曾国藩在保定得知三孙女乾秀（纪泽女）殇亡的消息，在“殊为感脑”之下，他还得劝慰纪泽夫妇俩，有道：

知尔夫妇尤伤怀也。然吾观儿女多少成否，丝毫皆有前定，绝非人力所可强求。故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尔之天分甚高，胸襟颇广，而于儿女一事不免沾滞之象。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容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尔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柳子厚《郭橐驼传》所谓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者，爱之而反以害之。彼谓养树通于养民，吾谓养树通于养儿。尔与冢妇宜深晓此意。

这种教训性的中劝慰当中，曾国藩掩藏了自己多大的伤痛！他正当含怡弄孙的年龄，对孙辈又何尝不从内心爱怜有加呢？平时，不管是儿辈还是孙辈有人染灾害病，他也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呀！儿女情长，人之常情，若心中失此，那倒是有悖人伦、反乎其常了。而不多日，就在眷属北上的途中，携带随行的纪鸿幼子（乳名亨三）又病亡，并且“酷似乾秀瀕死之状”。曾国藩自刚刚开府直隶，就连遭如此之多家事变故的打击，而眷属到后，又是上面述及的那等多灾多病的情况，他的心情等好得了吗？

总之，己身老衰，家事多戚，政路维艰，在百般无奈之中，曾国藩艰难地打发着时日。

§§第十章回督两江后的短时苟延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