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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国藩的政治生涯来说,获得封疆大吏的权位是其腾达的一个关键支点。没有这样的支点,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客寄虚悬”的被动地位。前在江西就是典型的例证。复出后虽说他的官场策略有明显变化,但地位上并无根本改变。胡林翼帮他谋求川督之位,虽然没有如愿,但不失为同党为之寻求上言“支点”付出的一次努力。真可谓“人算不如天算”,客观局势条件的变化,终于逼迫清廷放弃了对曾国藩疆吏权柄上的限制,将两江总督的要职给予了他,并且大大扩充了他的军权范围。以此为界标,他本人开始走向权势的巅峰阶段,湘系集团势力也获得了“爆炸性扩张”的条件。这一切,也许连曾国藩本人在最初也没有充分的预料,但一步一步的情势发展,将证明上述说法的符实。
迫使清廷向曾国藩放权疆吏的时势条件,是它原寄予厚望的江南大营的彻底覆灭,以及原两江总督任职者的窳败获咎。
本来,清廷并不甘心让湘军收取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而是想由以“经制兵”为主体的江南、北大营相互配合,拿下“逆都”天京。扎于扬州的江北大营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被太平军二次击溃后就未再置帅复建,只剩下扎于天京城下的江南大营死死坚持。这一大营是自太平天国在“天京”建都之时,由尾追而至的钦差大臣向荣所部清军扎建,咸丰六年(1856年)曾为太平军攻破,向荣败亡,后由和春挂帅重建,声势复振。咸丰十年(1860年)春间太平军再次将它攻破,是打了一场在战略战术上颇为髙明的漂亮仗。
重建后的江南大营,在天京城外的工事布局、营伍驻扎和兵力规模上,据其统帅和春奏称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汊河、乐心寺江干止,共长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约一百三十余座,兵勇约四万有奇。咸丰十年初,它水陆并进,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带太平军的二十多座垒卡,接着,又相继占领了江浦、九洑洲、七里洲、上关、下关等处,加紧了对天京的围困态势。
就在敌方围攻之势咄咄逼人之际,太平天国方面也部署并实施着更高一筹的主动反击。所采取的是“围魏救赵”的方略,由李秀成率部进军浙江,攻袭杭州,仲春时节这一战略步骤得以实现。惊慌失措的清廷屡令和春从江南大营调兵赴援。据说,太平天国方面的有关军报曾为江南大营所得,故和春对分兵援浙命令的执行并不积极,但一则清廷催逼紧迫,再则很快清廷又赋予了和春兼办浙江军务的职责,他对从江南大营调兵援浙之事不能不有所应付,“先后调援者不下一万三千人”,大大减缩了该营驻地的兵力。而当江南大营的援兵到达杭州的时候,太平天国方面知是江南大营之兵“分势”,中其所设之计,便在城内“制造旗帜以作疑兵”。敌援军不知真假,一日一夜之间,未敢贸然攻袭入城,使杭城太平军得以悄然顺利撤出,疾速回军,于三月中旬抵达安徽广德,不日,在建平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歼灭江南大营、解救天京的具体方案。主要是分东西两路向天京一带进军,东路由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率领,西路由辅王杨辅清率领。这一方案也得以比较顺利实施。而原为进袭杭州担任战略佯动任务的陈玉成部,这时也相机回返参加对江南大营的合围。这样,各路兵马到达预定的合围地点之后,总兵力达到十万以上,远远超过江南大营的人数,较好地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原则。闰三月中旬,太平军对江南大营发起总攻,几天之内即告大捷,将重建后苦心经营两年多的这一大营摧毁于一旦,并且使之失去复建的条件。
江南大营的覆灭不但是清方军事上的重大失败,而且也使其在政治上造成混乱。歼灭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方面接着实施东征苏、常的军事行动。这中间在攻克丹阳后杀死江南大营逃出的副手张国樑,其统帅和春则败奔当时两江总督何桂清所在的常州,太平军衔尾追至(随后和春逃至苏州浒墅关死去)。惊慌失措的何桂清打死打伤跪请坚守该城的士绅数十人,率属逃窜苏州,被江苏巡抚徐有壬拒纳,又遁逃上海。就在此人仓皇逃窜期间,清廷于四月十九日将其革职(后来处死),而原吴地官员又无终可替代的合适人选,这样,两江总督冠晃也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
当然,在清方吴区军政形势变乱之际,湘系要员们也不会完全心绪悠然乃至幸灾乐祸,这毕竟攸关清朝大局。从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着想,他们对江南大营的军务是颇为不满的,如胡林翼就尝指责其“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意。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家室之私,或群与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淫心荡志,乐极忘疲。以致兵气不扬,御侮无备”。并鉴于“其调度布置实亦不能尽善”,也曾为其改进军事部署出谋划策,说“金陵以长濠困贼,张三面之网,而江面不知措意,江北尤宜贼之掉尾游行也。视乎异域,将自困矣,焉能困人”?“谋金陵者,必应注意江面及江北”。当闻知江南大营覆灭的消息后,他则呼天抢地般哀叫:“东南大局不支,军国之事越办越坏,实堪痛哭!”而此时的曾国藩也有类同的表现。他致信同党,惊呼“金陵大营全陷”,“大局决裂至此,以后补苴愈难矣”,“不知何以善其后”!这并非故作姿态,确乎是为其君国悲忧,同时也不免有几分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之情。但是,以往江南大营偶有挽转局势的迹象时,他们却又不无嫉妒和忧虑。譬如,当张国樑军攻下九洑洲,胡林翼犹闻警变,立即致书曾国藩坚定行动方针:“东南成功尚早,我辈自行其志,不睬他人!”争衡的势亟意坚,一语暴露得淋漓尽致。
就在江南大营甫亡之际,在曾国藩当时的驻地宿松,湘系要员们于闰三月下旬和四月上中旬有一次聚商,此间由他处来此和本在这里的要员,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李元度、李鸿章、李瀚章等(他处者来去时间不一)。所议涉及军事问题之外,必然也对吴区大员的人事安排进行分析、预测,各人都会形成看法。李鸿章就有这样一番论析:
如天佑我大清,当以公(指胡)督两江,此至艰难困苦之任,非开创圣手孰能胜之!帅符则必推涤帅(指曾国藩),庶相得益彰,可挽全局十之二三。顾上游已成之局,难得替手,庙堂即有此议,东南朝士即有此识,必不敢放胆做一篇奇警文字。
从当时出任江督的个人条件看,胡林翼似乎更优越于曾国藩(除身体情况外)。据说,本来咸丰帝是想让胡林翼充任该职的,因为肃顺提醒其人“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故改用曾国藩,以期“上下游俱得人”。胡林翼对事局更有较明白的看法,有谓:
金陵溃败,丹阳既陷,常州、苏州岌发不保。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不堪思议。近日奏请涤丈(按:指曾国藩)办皖南者二人均可不问,都中稍顾大局者必力请督办吴越军事。如果握兵符、督符,则非林翼等所能挽留。
他又有云:
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中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则必不可去也。设涤帅去后,秋冬之间,贼必有三四十万大股并力西犯……
曾国藩果然获得了两江“督符”。这当然是胡林翼所殷切期盼的,并且,他极力督劝曾国藩用好此权位而“包揽把持”。其深意在于,以使得他俩犹如双峰分立吴楚,上下呼应,置东南半壁于彼辈一手包揽之下。从当时情况看,这确是切要之策。在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的最初阶段,吴、楚尚未统为一体,诸军分立曾国荃留围安庆,与多隆阿、李续宜皆为湖北军;袁甲三屯淮上,自为一军;巴栋阿为镇江军;李若珠为扬州水军;王梦龄署漕督,为清淮军;薛焕署总督,为上海军;张玉良收溃军退杭州,犹称江南大营军;周天受屯宁国,张芾屯徽州,为二军;江长贵将杭州军;米兴朝防广德,皆王有龄主之,为浙江军。皆各专奏,不相咨禀。对于胡林翼的“包揽把持”之议,或说曾氏“壮之”而不用。诚然,起码在得署江督职位之初,曾国藩没有显出特别的激奋,甚至有几分为难情绪的流露。
曾国藩是于四月二十八日,接到了同月十九日发布的让他署理两江总督的朝命(由官文的咨件中得知)。按说,数年间因无地方事权而窘困异常的他,闻得此命之下,应该有夙愿终偿的莫大欣慰和激动感才是。但是,他的态度似乎比较淡然。当日在致国荃、国葆两弟的信中这样说:“本日得信,余以尚书衔署两江总督。余之菲才,加以衰老,何堪此重任!目下江南糜烂,亦不能不闻命即行南渡。”即使说不排除“自谦”的味道吧,鉴于时局不得不应命的勉强之意也是实有的。同日他给胡林翼的信中亦持类同的说法。他这天的日记中,也只记下关于此事的这样寥寥数语:“午刻得官帅咨,知余奉旨以尚书衔署两江总督。本营员弁纷纷道喜。”下属的“道喜”是礼貌,当然也有对上司升迁之途的喜乐。当事者自己当然明白,这并不是朝廷的特别眷顾,而更是危急形势下的督责,所面临的不是平白无故的奖赏,而是刀兵血火的驱迫。同党人物中对曾国藩的此番受命也不乏为之忧虑者。像左宗棠给胡林翼的信中就这样说:“涤公总制两江,实孚人望。然受命于覆军之际,兵、饷两乏,支持实难。又漆公年来意兴索然,于时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总之,是从其兵、饷、人才等项全方位地为之忧虑。
然而,从总体上看,曾国藩的此番受命,不论是对他个人还是湘系群体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捩点。
按照清制,督抚为地方最高官员。不过,在道光以前,尽管其名义上也是综治军民、兼统文武,但实际上由于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督抚的权力,尤其是军权方面,受到较大限制。其时,凡兴大兵役必特简经略大臣及参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号为会办、帮办者,皆王公亲要之臣,勋绩久著,呼应素灵……总督、巡抚,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其去一督抚,犹拉枯朽也。到鸦片战争之时,所谓“经略大臣”已暴露出腐败无能,因而其“权力亦稍减焉,已与各行省大吏有互为胜负之势”。及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情况发生了更明显的变化。开始,清廷还是依照旧例运饷调兵,简派钦差大臣督办,但一方面由于这等人物本身更加腐败无能,另一方面督抚权力的增强对其亦有所掣肘,特别是在当时清朝国库空虚的情况下,督抚控制地方财政也就等于控制了军队的命脉。钦差大臣虽频易其员,但仍师劳无功。所以,其后的钦差大臣,或即有疆吏兼任,若非疆吏,则亦须仰赖地方,可见当时督抚权位的重要性。
湘系党魁对这一点很清楚。曾国藩就曾深有体会地说:“今日受讨贼之任者,不若地方官之确有凭藉。”胡林翼更是一针见血、直言不讳地强调:“督符更重于兵符”。在这种情况下,军权和地方事权能否达到一体化,是一个相关大员实际权势的重要控制开关,也是派系群体势力能否兴起的锁钥。清廷开始正是抓住这一紧要关节,企图使湘军和地方事权分离来控制、限制它。如果说,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在这上面打开了第一道缺口,那么,此时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就是又一道更大的突破口。在其出任两江总督前,湘系要员中除了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外,另只有刘长佑出任广西巡抚(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稍前),尽管更早还有江忠源被授安徽巡抚,但未及真正开府施政就在战地败亡。可见,此期湘系人物中出任疆吏的还属个别。而自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到攻灭太平天国的短短几年间,湘系人物中就有十余人跻身督抚之位,势能可谓爆炸性释放,这绝非偶然。以曾国藩出任江督为界标,清廷不得不松弛原先对湘系的控制环节,从军务到政柄都向其开放。
眼下,刚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貌似反应平淡的情态下也作着“统筹全局”的铺排。五月初三日,他在上谢恩折的同时,又上了“遵旨通筹全局”的专折。当时,因苏州、常州、无锡等处为太平军攻陷,清廷一再催迫曾国藩赴援苏、常地区以保东南大局。曾国藩则不想按朝命行动。他这样分析军事形势:
窃以为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咸半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臣所部万余人,已进薄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濠。若一撤动,则多隆阿攻桐城之军,亦须撤回。即英山、霍山防兵,均须酌退。各路皆退,则军气馁而贼气盛,不但鄂边难以自保,即北路袁甲三、翁同书各军,亦觉孤立无援。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
可见,曾国藩提出不移军径赴苏、常的理由,主要是从全局战略的高度立意,坚持以上制下,而免“从东路入手”,以致“内外主客,形势全失”。他明确以江南大营的覆败为例,这当是很能戳痛清廷心窝的事情。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不致废弃先前已与胡林翼共同部署的“图皖”军务,以之作为所谋战略全局中最为关键的近期目标,意味着要等在达到这一目标后再谋图下一步行动。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完全是借故推倭,确有其战略谋划上的一定合理性,而不像清廷谕旨中表现出的那样,窘急之下只看表面和眼前而难免顾此失彼的权宜布置。
当然,曾国藩既然受命“权制两江”,他也不能不为履行此职的需要有所表示,上奏中承诺“带兵过江,驻扎南岸,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说是“无论兵之多寡,将之强弱”,南渡“不敢稍缓”。并且言明“现定于十曰内拔营渡江,驻扎徽州、池州两府境内”,具体军事部署:“拟于江之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由池州进规芜湖,与杨载福、彭玉麟之水师,就近联络;第二路由祁门至旌(德)、太(平),进图溧阳,与张芾、周天受(按:原湖南提督)等军就近联络;第三路分防广信、玉山,以至衢州,与张玉良(按:原江南大营统将)、王有龄(按:时浙江巡抚)等军就近联络。”又言明在不撤安庆之围的情况下,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拨万人,先带起程”,同时派员回湘招募新勇,然后再部署“进剿”。
然而,这在胡林翼看来,未免是太保守了。本来以先“攻克安庆,步步为营,次第下击”为计的胡氏,这时经成熟酝酿已变通了原拟计划,力持在固楚图皖、不失上游形势的同时,以恢弘的规模,组织几路大兵,跃进东吴。针对曾国藩的三路进兵方案,他提出自己新的设计,并对曾氏激言督促:
兵事须布远势,忌近谋。丈所言之三路,应并为内三路、小三枝。另筹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扬州。其内三路、小三枝,则大帅之中权也。沈(葆祯)、李(元度)、饶(廷选)所办广信一路,竟须驰入杭州,以为平吴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财,事乃有济。拘守广信无当也……此两枝定妥,布局宏远,丈从徽(州)宁(国)鼓行而东,东吴公事,应即如此勾当。急脉缓受,大题小做,或恐不济。饷不怕无钱,只怕无人。丈毋专取丞相谨慎为也。
其实,曾国藩的那样一个在胡林翼看来“急脉缓受,大题小做”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用以应付清廷、敷衍塞责的,并无必定力行之意。不久,他便以浙抚王有龄函言中路不宜遽进溧阳为借口,而取消进兵,改为先守徽、宁,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只“注重安庆、皖南,不敢先图苏常”。显然,是要待安徽战场见分晓之后再考虑东进。所谓“固上游以规下游,防三省(湘、鄂、赣)以图吴会”,在曾国藩来说并非同时并举,而是以“防三省”为先务,“图吴会”则为后话。
当然,这时也有人极力为先图皖再谋苏的方案张本。《曾国藩全集·奏稿》中附录有当在此期所拟但失考姓名的一道折稿,其主旨就在劝说朝廷不要遽让曾国藩带兵赶赴苏地而误皖事,以影响大局。其有云:
策时务者,莫不谓苏省为财赋要区,又系全浙门户。论现在情形,自应以并力攻复苏州为急务。顾攻苏而苏能迅复,则转败为功,诚计之善也。攻苏而苏不能迅复,将顾此失彼,非万全之策也。臣愚以为欲复苏州,必先图安庆,何也?安庆据长江脊膂,控金陵上游,俯临池州、太平,屏蔽江西、湖北,为自古用兵必争之地。七、八年来,我以全力攻,贼以全力守,牵制金陵。致向荣、和春师久无功者,徒以安庆末下故也。近闻曾国藩调集水陆诸军,节节布置,联营围皖,贼已援绝势穷。曾国藩又忠诚素著,士卒用命,计皖城克日可复。由是举建瓴之师,下逼池、太,直捣金陵,急攻东坝。彼踞苏之贼,必回顾巢穴,我援苏之兵,即乘势夹攻,则苏州可复,常、镇可图,而金陵之贼不难计日珍灭也。若曾国藩遽离皖之苏,不独前功尽废……且使楚兵势孤,万一皖贼乘间奔突,蹑我兵之后,则腹背受攻,有犯兵家大忌。
曾国藩当会由衷赞同这一建策的。只不过他既然受命署理两江总督,有兼顾苏地之责,不能不向表面看来便于近顾该区的地方移驻。他五月间由宿松拔营后,先到安庆附近视察,然后渡江,于六月十一日到达皖南祁门扎定。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自此却成了曾国藩据守多半年的大本营,也成为他陷于是非旋涡甚至几遭灭顶之灾的地方。这些事情就是下一小节中要集中述说的。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其人被实授两江总督,并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也是在他驻扎祁门期间,并且是他到达此处后的不日——朝廷的授任谕旨是六月二十四日发布的,曾国藩于七月初七日接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夕,朝廷根据他人的奏荐,有要他接办原由张芾负责的皖南军务的意思,而他以“初到此间”,“未便接办”为由推辞。想来,在没有明确给他“钦差大臣”的名分前,他不会贸然染指本属他人操控的军政,一则免于触犯他人而遭嫉恨,二则也未免不是借以索要“钦差大臣”名分和权柄的一种“软计策”。无论如何,“钦差大臣”和实授的两江总督权位,果然很快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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