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湘系要员们就曾国藩人川与否及“图院”筹策紧锣密鼓的当儿，本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大显身手的左宗棠，却突然陷入一场被人指控的案事当中，这与其人作为幕僚的“出格”表现分不开。幕僚本是官员自行辟置的帮手，不属命官之列，无权干预政务。但左宗棠是个胸怀经世大志而又狂放不羁的人物，岂能甘于仅做个唯唯诺诺的帮闲，他是要借这个舞台在军务政事上施展拳脚的。而幕主胳秉章又不是一个理军为政的出色干才，性情上则相对柔弱而宽厚，巴不得在军政事务上得助于左宗棠。这样，主宾之间倒是能得“互补”之宜。

关于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包揽把持政事、大有架空巡抚势头的轶事，留存下来不少。譬如有说一天骆秉章听见辕门外放炮，询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秉章点了点头。事先不与巡抚商量，这个“左师爷”自主地发军报折，巡抚大人知道了竟习以为常，不与计较，可见平时左宗棠惯于越俎代庖的情况。有时他又故意折腾一下巡抚，拟稿时半夜里到骆秉章的内室大呼大叫，骆氏起来阅看，光叫绝称赞不行，还要被招呼对饮一番。有说，左宗棠曾当面这样嘲讽骆秉章：“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骆秉章听了也只是干笑而已。对巡抚如此，在其他官员们面前，左宗棠架子端得自然比巡抚还大，对来室见面说话中稍有不服、不恭表示的，竟能大骂“王八蛋，滚出去”！当时有人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按例，巡抚一般加“右都御史”兼衔，而“左都御史”是中央机构都察院的实权长官），意思是说他的实权在巡抚之上，是主从倒置了。像这类说法，演义味道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大旨上当不为错。左宗棠给朋友写信，就曾明言人幕一年后由他所拟稿的公文，巡抚“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而对左氏再熟悉不过的胡林翼，也有“骆之办事，全在左卿”之言，并为之称道，言其“公忠之志，亦近年所独”。这可谓凿凿有证。

左宗棠这个幕僚真是非同寻常，有关他的消息都能时不时地传进皇帝的耳朵，并被注意和重视。这从咸丰八年腊月间皇帝召见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的一段问答，就能够得到典型印证，并且能从中寻绎出更丰富的信息：

上曰：汝可识左宗裳？曰：自小相识。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曰：有信来往。上曰：汝寄左宗裳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裳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曰：左宗裳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抚臣骆秉章办事认真，与左宗裳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能相离。上曰：左宗裳才干何如？曰：左宗裳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上曰：年若干岁？曰：四十七岁。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遭踏。汝须一劝劝他。曰：臣也曾劝过他。他只觉自己性太刚，难与时合。在湖南亦是办军务。现在广西、贵州两省防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裳之力。（上）曰：闻渠尚想会试？曰：有此语。上曰：左宗裳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渠有如许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曰：左宗裳为人是豪杰，每谈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果用他，他也断无不出之理。

可见，这个时候已在骆秉章幕中数年办理军政事务的左宗棠，皇帝对其情况颇有些了解（甚至连他想会试这样的细节都闻知），但并不认为他已经出来“办事”，让郭嵩焘劝其“一出办事”，显然是指做正式官员。而郭嵩焘也不失时机地在皇帝面前极力为这个自小相识的乡友上好话，不但说他“才尽大，无不了之事”，而且强调他“人品尤端正”，这样，连其人自度的“不能与世合”，也就能以优点来弥缝了。

但无论如何，左宗棠这样做幕僚，也不免遭到许多官员嫉恨。特别是被骂“王八蛋”、受大辱的人，更会巴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永州镇总兵樊燮就是这类人中的代表。他的军纪败坏，声名恶劣，为左宗棠所恶，但其人结巴上湖广总督官文，竟得到署理湖南提督的保荐。湖南方面却不买账，巡抚骆秉章上奏对其参劾，使他不但未获升迁，还被朝廷谕令革职拿问。气恼之极的樊燮，为脱难报仇，在湖南布政使文格等人的支持下，便向官文控告骆秉章和左宗棠，又控之于都察院，官文则出面向朝廷参劾。对于骆秉章来说，他毕竟是疆吏大员，有担事的资本，可左宗棠一介幕僚，担上“跋扈干政”的罪名（要说这也不是“诬告”），若“依法办事”，就得严治其罪。朝廷“命考官钱宝青即讯”，召左宗棠“对簿”，亦饬下官文“密査”，“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左宗棠面临着了一场大险！这可急坏了湘系的一帮要员，里里外外好一番折腾营救。

官文显然是处置这个案子的最关键人物，而他本人就又是参劾者，这对左宗棠是何其不利！设法求官文网开一面至为关键，这一工作主要由与其人关系“非同寻常”的胡林翼来做。他给官文写了一封“乞求”性的密函：

湖南左氏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涤帅所谓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指官文）之德大冠绝中外百寮也。来谕言湖南之案并无成见，从公而断，从实而问，无甚牵连者免提，有关紧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人幸免一节，读之再四，心以为恐……左生实系胡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胡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于此间内情，连左宗棠本人当时也未必尽知。但正如日后一位湘系要员所言，其时若非胡氏在这个环节上的“设法排解”，左氏“几乎殆矣”！

京城里的营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说，消息自然灵通的权臣肃顺，将有关情况告诉了其幕客江西湖口籍的高心夔，心夔转告了湘人王闾运，闾运又告知了郭嵩焘。嵩焘“闻之大惊，遣闾运去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左宗棠），余方能启齿。”郭嵩焘正与京卿潘祖荫同值南书房，乃请他出面疏荐左宗棠。这样，皇上果然向肃顺征询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乘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胳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皇上采纳他的意见。这时，官文知朝廷意欲用左宗棠，“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左宗棠“竟未对簿”。所据虽说是“笔记”材料，但也确为知情者的有据之言。譬如所谓潘祖荫的奏疏，不但实有，且称得上一篇“名疏”，其中有云：

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裳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左宗裳规画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裳也。

宗裳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裳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其中单这一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就够十足震撼了。或说此疏实出自郭嵩焘手笔，也未可知。

好了，至此应该让曾国藩“出场”，看看在这一事局中他的角色状况。

从私人关系上说，他与左宗棠不如胡林翼与左氏那样亲密，甚至多年来的那些隔节也未必真能在心中消弭得无影无踪。另一方面，受这时他的地位和实权条件的限制，似也难发挥胡林翼那般作用。不过，从湘系大局出发，在此事中他决不会基于过去的个人恩怨幸灾乐祸，更不可能对左氏落井下石，自然也是由衷地同情和设法救助左宗棠的。早在事发前夕，得知皇帝召见郭嵩焘问对中涉及左宗棠的情况时，曾国藩致信左氏说：“圣意殷勤垂询，阁下将来自不免一出。如破格擢用，竟以黔抚一席相迫，虽题目甚难，却于滇、湘两省有益。”此时，就恐怕不只是寄望而且在筹谋左氏出任疆吏了，这自然是为湘系大局计。

及至左宗棠被控案事之中的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下旬，曾国藩致函仍在骆幕的左氏，沟通军政计议，也言及案事，说“樊案本出意外，润帅（指胡林翼）焦灼急切，然窃闻外议，实无锄兰焚芝之意，似可夷然处之”。不过，事态变化很快，仅到几天之后的月底，他再致左宗棠的信中就说得闻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愤悒自伤，适丁果臣一信，道所以处之之法甚详，想润帅已抄送左右矣。对案子究竟生了怎样的波折没有具体说明（也没有必要，因为两人都清楚），所提到的丁果臣是长沙人士，与湘系要员们亲近，当是提出了应对此案的办法，但究竟是什么办法也未说明，从胡林翼的集子中也未査到他给左宗棠的有关寄件。不过，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介人了应对此案的谋划。十月初，他在家信中有谓：“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诘责，有‘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所述情节，也许就是前致左氏信中所谓“又生”的“波折”。有关情况，特别是咸丰帝对湖南巡抚为“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的诘责，等于直指左宗棠，可见当时情势确实凶险，难怪曾国藩流露出对案件会导致湖南发生变局从而影响湘系集团利益的担心。

还需要看看左宗棠本人面对案事的态度和表现。在案事已激化的九月中旬，他连续致书胡林翼，说“此事无伤于我，请勿过系怀抱。樊燮罪状昭著，虽总督欲屈法全之，不可得”，“樊燮之牵于我”，“‘莫须有’三字，终难以定爰书”，“况平生读书，崇尚气节，此身久以赘疣视之，不复爱惜，生存之乐，毫无可恋”，“此皆不足道也。所可恨者，七年一缕心血颇有以自见，今被一老伧破坏，此身断无复留之理，而大局且随之败裂耳”！可见，是坚执樊燮有罪，自己无咎，表示即使殉身，也不顾惜，只以前费心血所开之基业被坏为恨，决意离幕。他认为坐己之罪，并无实据，最坏的结果也就是“革职逐出幕府，再议以罪名重至新疆而止”，说这“亦无损于我，我自有我在也”。他特别强调“朋党之嫌不可不避”，因为朝廷向人询问“左氏是何人荐之骆某，意疑公（指胡林翼）与涤（指曾国藩）”，说自己“此后当加意检点为是”，意思是避免牵累同党。

左宗棠本打算腊月初十离开抚署，但因突患喉疾，又迁延十日，于二十日出署，算来，他从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八进入骆秉章幕府，至此时出署，共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自我回顾，感慨“中间事变多端”，但又觉得“犹堪覆按”。出署之前，他就决定离幕后赴京，一备会试，一备引见，并思定两策：一是“不候引见，即告病”；再是“引见后，如遇一召见，则问一句，据实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不足与言”，说是“放还乡里，于愿足矣”，而“断不敢再婴世网”。左宗棠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间出署后真的首途北上，此举自不无意气用事的成分，胡林翼深怕其赴京有自投罗网之险，密函力阻其行，他三月间到襄阳地方接到密函，停止北上。而出路何在，则大有“侧身天地，四顾茫茫”之感。这时，他想到了曾国藩，欲到其老营，所谓“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这既是惯以“老亮”自居的他的一种“另类”表现，也是在曾国藩面前的不惜“折节”。他回舟汉川，沿江而下，先至英山与胡林翼相见，然后即抵曾国藩所驻的宿松（在安徽境内西南，靠近湖北）。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充当营官自领一队之说不以为然，“劝其不必添其蛇足”，终使其打消这一念头而“作罢论”曾氏与人说，左宗棠“欲亲临行阵，一试胆气”，将来或在李续宜营中“勾留略久，亦未可知”，意思是说在他营中如此则不妥。是觉得其人当时的身份暧昧，不好安排？反正此际胡林翼在致骆秉章的信中直白地说，左宗棠“以幕府而见疑，则义当隐居。彼之所处，友道也，非臣道也”，自己不能强留他于皖中，“而实愿其暂隐，以待明诏而后起，傥事势果平靖，终身隐居，岂非大愿”！意思是起码在没有明确的朝命之前，左宗棠当暂且隐身。不过，通过这场案事，朝廷当然更会加深对左宗棠的印象，对这等人物要么治罪，要么大用，是不会任之赋闲的，何况，又有朋党明里暗里的推助。四月初，给曾国藩的谕旨中，就有这样的商询：

左宗裳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裳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指曾国藩）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并着曾国藩酌量办理。

而曾国藩是这样复奏的：

查左宗裳刚明耐苦，畅晓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布政使）臬（按察使）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俾时局。

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要把左宗棠揽于自己麾下，但毕竟是推重并保举他出任官员。至此，左宗棠将被召出山的局面已告明朗。当时，左宗棠正在曾国藩处，当然知情。此际，他闻知心爱的儿子在家患病“颇剧”而急忙回归，“抵家三日后”便获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的朝命。以此为台阶，他很快又得独领一军，并为一方疆吏，羽翼丰满，气势煊赫，所谓“遂跻疆帅，开府闽浙，摅其所蓄，恢恢而敷布之”，成为湘系集团中的又一煌煌大员。就其原有身份而言，这真是一朝间倏地飞黄腾达，实乃“非常”时期“非常”之人的“非常”造化，在平常不啻天方夜谭。此为后话。

而在等待朝命之时，左宗棠尽管归宿未明，但案事业已不了了之，大难已过。在案事的胶着之际，对他来说，命运叵测，左面一步是地狱，右面一步是天堂，而他终于没有落人地狱。与其说是幸运之星的降临，不如说多亏了朋党的合力救助。最初阶段虽说曾国藩似乎没有发挥胡林翼、郭嵩焘那般关键性的作用，但无疑也是要角儿。而在“善后”阶段，为左氏提供寄身之处、铺设擢拔台阶，角色和作用自更为重要。

§§第六章日趋中天督两江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